服饰具有很强烈的时代感。因生活环境与个人身份地位的不同,服饰表现方式各异。清末民初,剪发易服已蔚然成风,地处内陆的张家口地区传统审美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恪守旧礼俗的人们对新式服饰多方批判,反映出此时张家口地区的社会变革还不彻底,历史局限显而易见。这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受西风东渐影响的强弱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等关系甚大。但从区域文化来看,其传承与变革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风俗演变。文章以靠近内陆的张家口地区为个案,具体考察清末民初男女服装服饰的承继与变异情况,希望对了解当时中国广大农村与内陆地区的服饰变革提供有用的资料。

一、服饰习俗变迁概况

传统的中国社会服装条例异常严格。满清政府以“服制者,立国之经”为指导思想,入关后严令汉人剃发易服,“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把服饰视为“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工具。“传统服饰的核心是以朝廷冕服为主体的等级标志和文化象征”。西风东渐,传统服饰制度受到挑战。地处内陆的张家口地区开始摆脱旧制限制,凸显出近代化的端倪。该地区气候寒冷,一般民众“虽云四季衣服,实际仅着二季衣服:一为皮衣,一为夹衣。春末及秋初之际,均着夹衣,秋末及春初之候,均着皮衣”。清末民初,单调朴实的衣着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日渐显示出中西合璧的特征,愈加纷繁复杂。

(一)礼服方面

中国传统社会男性穿长袍大褂,女性身着长裙、高跟鞋和紧身衣,倍加装饰的发型以及小脚和长指甲,都要求他们必须处于安静的生活模式之下。清末民初日渐加速的生活状态,把中国传统的男女从坐定不动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具体到张家口地区,男女服装从总体来看都趋向简单化和自由化。

1.男子

清代男子礼服指大褂和长袍,“四季有单、夹、棉、皮之不同”。长袍身长及足腕,袖长及手或过手,大褂袖子和身长比长袍短六寸左右,无领。至民国时代,长袍款式与前清无异,“惟较窄瘦,近亦渐宽大”。长袍外多穿马褂,马褂身长及腰部,有领子,“先为宽袖而短,后窄而长”。清代礼服配帽为两种,一为春冬用的春帽,一为夏秋用的凉帽,民国时分化成三种,春秋用的呢帽,夏用的草帽和冬用的皮帽。清代配鞋为长靴。长靴靴腰长及小腿之半,先厚底,后渐薄,四季通用。

民国时代开始穿皮鞋。

2.女子

清代女子礼服指氅衣和裙。氅衣无领,袖长及手,身长齐腰,对门无襟,中以带结无扣,袖口有翠蓝金花挽袖,四周有黑贡缎宽约四寸之边,边内又有宽约寸八之绣花丝边。此种样式,俗谓之大包边。裙有百褶者、有无褶者,皆有裙花,系以金线绣成,或以五色线绣成,裙花位置则在前后之正中。

此外,下有各色缎边,边内又有花边。另有最花美者,为龙凤裙,前后绣彩龙,旁绣彩风。至民国时代,氅衣无缎边、花边,通身绣五色团花,式与清末略同,但袖窄。裙旧式未改。后改素式桶裙,无褶无边,下有丝线穗,后亦取消。经数年,下又有花边[4]。

(二)常服方面

1.男子

清代男子常服包括长衣、小袄、裤、腰子、袜、鞋子等,均有四季单、夹、棉、皮之不同。衣工质料均用砖路(河北定州)大布,此外皆不用也。长衣有领子,“身长及足面,袖长及手或过手”,小袄式样基本与长衣一样,长度仅及腰下。裤子多为长裤,“有裤衩,以带束口”。小袄内穿与坎肩类似的腰子,是张家口地区的特色穿着。袜子上口与裤口相接,袜口过裤口一、二寸。“鞋为布鞋,分云头、福字头两种,有双脸、单脸之别”,以黑、蔚蓝、藏青为主。配帽为冬用毡帽头、夏用十八盘草帽,春秋用瓜皮帽。民国以来,鞋仅为黑色,均无前脸,瓜皮帽使用要少得多[4]。

2.女子

清代女子常服包括长衣、小袄、裤子、腰子、裤腿带和鞋等。长衣有挽袖,周围缎边、花边之类,领有襟。小袄“有领、有襟,袖长及手,身长及腰下”,裤长至脚面,有散腿裤、束腿裤。另有一种套裤,下半与裤无异,但无裆。多用裤腿带代袜。民国初年,长衣仍为女子主要穿着,只是渐去挽袖与花边,“一律以青缎褶边压于长衣之四周、领袖及襟上”。后逐渐以旗袍代之。旗袍有包边和不包边之分,初时多为短袖,长不及肘,后出现长袖。质料与长衣同,只是增加了麻织质地。颜色很多,年老者多用黑色或藏青色[4]。

长期以来,张家口地区城镇妇女服饰颇为复杂,“满头蓄长发,梳架子,上插髻钗,前戴条帽,上配各种帽花,双耳穿孔戴环,面施朱粉,缠做小脚穿木底高跟带色华鞋;平时则衣盖臀大袄,遇大礼则穿裙,外套氅衣。所需材料,以家之贫富不同,适用装饰材料,亦各互异。首饰有金、银、珠、玉之分,百数年来,无大变更也”[5]。“近数十年中,因受外界之影响,装饰骤然大变,剪其发而放其足,傅淡粉而不施朱,头不挂丝,耳不戴环,色彩尚素。形状忽宽忽窄无定式,且有衣旗袍而乳臀毕现,风飘裙而膝肉外露,盖非此不足以表示曲线矣。

然此特属摩登女子之装饰,在社会上亦居少数耳。”[5]等级森严的服饰文化与观念遭到破坏,人们的服饰文化观念不断更新,在解放身体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人们的心灵与思想。

(三)剪发与缠足

政治因素对服饰文化有重大影响。政治形势变化常导致服饰习俗变迁。衣着服饰难以超然于社会政治之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干预支配。同时,个人服饰风格还会受到职业、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因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鸦片战争后,西方服饰文化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剪发易服已蔚然成风。张家口地区“男子剪发者非常普遍,女子天足者增多”[6]。剪发者,“青年亦多,中年妇女虽未剪发,而首饰皆无形取消矣。足穿平底素鞋,上穿半身小袄,下围黑裙,较之昔日简单多矣”[5]。

清代女子鞋“前尖后圆,底为高跟,难以笔述其形;鞋之前部均绣各色彩花,底之高跟亦有绣花,至为美观。但五十以后,即系素鞋”[4]。民国以后的变化,以阳原县为例,“妇女皆放足,幼女皆天足,故不用裤腿带,皆衣袜子,但皆为旧式短布袜子”[4]。鞋由高跟变为平底,惟天足者,则有时亦反高跟[4]。

但是,张家口地区“男子剪发者虽云普遍,然偏僻之区及泥古不化之辈尚多保存其发辫,不肯率然而去也。至女子之已天足者固多,然缠足如故者亦不乏人”[6]。“惟在外游学诸生,交际既广,接触亦多,所著服装较为特异。男有洋装革履,女多剪发旗袍,萍水相逢,俨若津海人焉。此又为一县之特色,未可以普通服装视焉。”[5] 二、服饰变迁特点 服饰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创新,不论远古还是现代社会,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未间断并不断发展着。服装最能反映出时代的背景,可以让人们看出当时社会的一般状况。人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服装亦然。服装之于社会可分为两方面:一为空间,一为时间。空间即环境,环境决定服装的形式;在自然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常因气候因素而形成各种服装,譬如寒带地方需要防寒的衣服。其二为时间,现在流行的款

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成为历史的陈迹———服装史。张家口地处西北塞外,气候寒冷,“棉衣、单衣,多不着用,纱衣更不一见焉。草帽、扇子,实寥寥不得多觐”。而且接受欧风美雨的速度也比沿海延边城市缓慢得多。故此在张家口地区服饰变迁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这成为该地服饰变迁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传统影响犹存

受“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中国人习惯穿着与人的身体形态相去甚远的宽大型服饰。通过掩饰人体原有的形态,消除人与自然的区别。通过宽袍大袖长带构成广阔的空间,形成一种和谐状态。故此传统社会张家口地区平民服饰“均属宽大样式,而窄小时髦之装束,百不获一焉”。时至清末,张家口地区仍保留缠足之风。“本县贫富之家,妇女皆缠足至小,大者仅五寸,小者三寸半,通常四寸余。”至民国时,“女子多已天足者,然缠足如故者亦不乏人”。

“缠足之风既未见衰,故仍多弓鞋而梳长髻,其式有平山套、卧龙髻、喜雀尾、桃儿髻等。”阳原县依然“衣洋袜者,则百不一二也”。制作材料仍旧是“漂布、市布、竹布、砖路大布等”。鞋子“质料同前清,惟底易木以卡布或洋布。亦有自平津买皮鞋者,但少数耳”。天足少女的鞋子亦同前清。

(二)城乡差别尚大

张家口地处塞北,天气寒冷。到了冬天,“凡中资之家以及肩贩车夫,均着盖臀半大皮袄,以御严寒;但极贫之户仍以大布棉衣抵抗一冬”。但城乡之间生活方式差别极大。

城镇人口交际较广,与外界接触较多,故此城镇“妇女之服,红绿艳丽者虽不多睹,然花样竟为技巧,质料日见名贵,力事修饰,追逐潮流”,服饰日趋繁华。而乡村农民衣着比较简朴,修饰成分比较少。“乡村妇女服旧式装饰者,占九十分之上……佩戴首饰者,亦罕见矣……其青年妇女,间亦有穿各种洋布者……式多后时,且仍涂朱傅粉,以缠小脚为贵。”[5]服装为民生日用所需之物,可以表现出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方式,城乡之间差别极大。“除城市人间有丝毛织品,由平津贩购来者外,其余乡间妇女,遇有婚丧,着洋布衣,或麻织品”,较大村镇及城市,服装消费比较阔绰,“衣服普通多细布、洋布、绸缎、绒呢”。农民经济紧缩,乡村妇女“衣多短装,裤均扎腿,喜窄不喜宽”,“多衣大布,纯系国产”。

清末男子夏用的十八盘草帽,至民国时,“仅限于农人使用”,其余人全都佩戴洋式草帽。

(三)色彩选择多样

张家口地区风沙大,气候干燥而寒冷。人们在选择服饰时多以保暖挡风为目的,颜色也以深色系为主。黑、藏青、蓝、蔚蓝为主色调。男子的长袍、大褂,女子的氅衣、长衣、小袄、长裤等都以这类色彩为主。袜子“多为白色,偶见蓝色”[4]。搭配的帽子也是以灰黑为主。裙的颜色比较艳丽,“红色最上,蓝、绿、白、古铜及黑色皆有,大约三十以内者用红、绿、白色,余则中老年人用之”[4]。小袄和鞋“五色均有,亦以年老少分之”[4]。此时乡村妇女“身着短衣,寻常皆系土布。其青年妇女,间亦有穿各种洋布者,色喜红、绿、紫、粉”[5],颜色选择日见艳丽。

(四)阶层区分明显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上下阶层之间服饰差异很大。具体到张家口地区,以裙为例,除“仕宦、士人外,商人妇女亦用之,惟质料稍次。农工阶级妇女用者,则十不得一,仅结婚时,照例衣裙一次,然多系借来者,自备者特少也”。清末民初,“仕宦、士人家多改良,但农工家仍旧,商人则半改良,半仍旧”。“穷富皆有长衣,只不过在质地、装饰等方面有差别。农工阶级多用市布或洋布缝制,偶见包边用洋缎者”。

长衣“富人四季有分,商人则单夹二件,农工则仅一单大衣,无论何时套之而已”。富人做客时小袄用丝织品缝制,在家时“亦不过市布、花洋布等”。“腰子洋布或小绸子”,裤腿用“贡缎或竹布”,袜子材质“商家则用白漂布,仕宦、士人家则有用丝袜及绒袜者,但少数”。农工阶级的小袄、腰子、裤腿带和袜子等仍用砖路大布。鞋子“仕宦、士人之家,妇女鞋皆用缎,商人阶级,则做客时衣缎鞋,在家衣梭鞋。农工阶级,则做客时衣梭鞋,在家则衣大布鞋”。

民国以来,“在城一方,平时常服线呢、洋布,衣制亦较乡村时样,而着长袍者,尤为多数。然以富力薄弱,普通能常服绒呢、绸缎者,仍属寥若星辰矣”。“农工阶级一切衣服,仍用定州砖路诸大布,其质料、式样均同前清。惟无面羊皮袄裤及大袄,则为农工特用之衣,其他阶级不用也”。

(五)衣服质地变化

清末民初,受国内断发易服热潮的影响,尼龙等西式面料在中国猛增。张家口地区服饰质地变化也非常明显。清时男子缝制长袍时多选用贡绸、宁绸、纱或斜纹布为材质,大褂多用贡缎、喀喇、宁绸或纱为材质。配鞋外用贡缎或绒、绫。长衣材料多用纱、贡缎、斜纹布、洋布及市布。小袄、长裤材料基本与长衣一致。腰子用砖路大布(产于河北定州)或洋布制作。袜子用市布或大布、梭等缝制。春帽“帽顶有红丝缨,下有绒或缎檐。帽外为缎或绒,里为绸或布”。凉帽“帽加倒露(漏)斗形,满覆红毛或线缨。以藤皮缀成,里有竹皮圈”。毡帽用毡子做成,草帽用麦根编成,瓜皮帽用羽绫或贡缎制作。至民国时,男子长袍“衣工仍用大布,他皆不用”,搭配以羊毛制成的呢帽。

清代女子礼服氅衣“贡缎为上,宁绸次之,贡绸又次之”。

裙“贡缎为上,洋绉次之,湖绉又次之”。长衣以“贡缎为上,花缎次之,洋绉、湖绉又次之”。清末长衣出现用德国缎、洋缎或泰西宁绸缝制者。小袄材料有“洋绉、湖绉、德国缎、洋缎或泰西宁缎、市布等”。“鞋身用贡缎或绫,底系木质,外粘缎面或白漂细布,或代以细纱”。民国时,氅衣仍以贡缎为主。裙“用贡缎、花丝葛、物花葛等材料”。缝制小袄、裤、腰子时,除前项材料外,“又加麻织品若干”,“洋袜则绒织”。

另外,民国以来,“人造麻、丝诸质流入最多”,“羽绫、喀喇、贡绸已断绝”。

三、结论

20世纪初,西方大量的现代化工业产品———呢、绒和布匹等输入中国,洋绸、洋缎、洋纱充斥中国市场,迫使中国人改变原有的着装习惯。民国初年中国男子的代表服饰长袍马褂被西装革履取代,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中西文化的融合[7]。中国大地洋风弥漫,从洋楼洋油洋车到洋布洋帽洋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以色彩论,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这是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始。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乱了旧有的社会格局,欧风美雨席卷“天朝上国”,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地处内陆的张家口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社会相对封闭,近代化服饰信息传播深受时空的限制,风俗更新异常缓慢。中华民国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断发易服,改革服制。民众的服装变革从沿海沿边大城市逐渐向内陆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展,从而影响张家口地区。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张家口地区民众服饰用料比较粗糙,色彩和款式也比较单调,整体水平不高。服饰变革异常缓慢,与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