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匡的“首富”非当不可的 -----《国运1909》

2、 同时代的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责这类“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国运1909》

3、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 -----《国运1909》

4、 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国运1909》

5、 权利的本质，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 -----《国运1909》 6、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腐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机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 -----《国运1909》

7、 早在新政伊始，大清中央就不断地高唱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慑之以威，但在“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大背景下，敲警钟都被当做了敲木鱼，甚至越能贪腐者也越能高唱反腐。 -----《国运1909》

8、 “上骄”就是领导干部自我陶醉，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并且以自我表扬为主，忘乎所以;“下谄”就是人们在权力面前无法“养成高尚之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爹亲娘亲不如长官亲。 -----《国运1909》

9、 大清国的爱国者们越来越不屑于投入应有的耐心与宽容，更缺乏应有的合作与妥协，调门一个比一个高亢，行动一个比一个浮躁，改革逐渐演变为对话语权及领导权的争夺，那些动听的政治名词，从此更多地成为向执政者发难乃至“彼可取而代之”的工具，陷入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循环。-《国运1909》

10、 其实，到了奕匡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 -----《国运1909》

11、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既反映了资本与权力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资本向权力主动靠拢、寻求和谐。-----《国运1909》

12、 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来。 -----《国运1909》

13、 只想过安稳和谐日子的大清百姓，一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常情况下绝无动机和动力去挑战现有的政治制度，真正造成危害的，是那些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畅行的、绝不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腐文化。 -----《国运1909》

14、 大清国的干部队伍来源，一是科举，二是保荐，三是捐纳，其中，科举是最为公平的，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纳次之，基本能做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保荐，则是最容易产生黑箱操作，无规可循的。 -----《国运1909》

15、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国运1909》

16、 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摊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国运1909》

17、 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清企业家的正业。要在大清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就是要紧跟风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国运1909》

18、 曾有研究者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企业发展作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令企业家更有信心。 -----《国运1909》

19、 官督商办“是大清国”改革开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而又对民营资本信不过，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这些企业真正权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资人权益的股东，也不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领导人拍脑门任命的干部。这些享受着公务员待遇的”下派干部“们，一只筷子还在机关的铁饭碗里，另一支筷子则伸向企业的金饭碗， ”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一人两制“，旱涝保收，进退自如。 -----《国运1909》

20、 实，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国运1909》

内容简介

由作者发表在《中国经营报》上的专栏文章修改而成，畅谈晚清改革，针砭时弊，反响热烈。

1909年，整整一百年前，在改良派、革命派、执政者等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垂死的清王朝进行了最后的自救努力。但那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在各方的极度失望下被暴力革命所吞噬。100年前的改革为何归于失败?旅澳清史学者雪珥在为我们再现那一段历史的同时，也试图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作者简介

雪珥，曾用笔名”雪儿简思“，一直致力于收藏和晚清对外战争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在华人世界广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