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现状和未来的大讨论

随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越来越技术化、商品化，诗歌一方面呈现出孤独无援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拒绝生存的态度。在过去的两年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怀疑和质问纷纷扑向诗歌，只有极少数人还沉湎于自我以幻想构筑的象牙塔里，还认为诗歌是文学乃至文化诸成分中最耀眼的明珠，如陈所巨说：“诗是一部分人或者可以说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特异功能艺术和崇高的享受方式。诗是人类最崇高的艺术。” 〔1〕其实在今天，能够坦然承认诗歌是文学大家庭中具有平等权利和地位的一员，也需要十分的勇气，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诗歌已成为各类文体中最不受欢迎的一类，已有被驱逐出艺术殿堂的危险，诗歌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段钢在《诗歌神话的终结》一文中描述道：“如果你介绍某人是个诗人，那感觉就好像是在嘲笑他”，“在今天这个‘诗人不自杀还有什么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辩白自己不是诗人。”〔2〕读着这两年的诗歌，我们总感觉诗歌好像被抽空了底气和锐气，断失了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勇气，只是拖着绵软的双腿，絮絮叨叨地在为自己寻找生存的依据。基于此，诗歌的生存状况问题日益成为96—97两年中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

这方面的议论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悲观的，二是乐观的，三是客观的。

有人以为，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泱泱诗国。他们有数据为证，今天国内官方和民间的诗歌刊物约有170种，全国发行的比较有影响的刊物计有18家。其中《诗刊》发行四万份左右，《星星》三万份左右，又纯又专的文学刊物能卖这么好，是比较罕见的。并不十分起眼的《诗林》杂志每年发现写诗的新人达200之多。全国每年出版的诗集约有500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诗作约有一百万首。还有大量在其他渠道发表的以及未发表的。所以有人估算，全国写诗者近千万〔3〕，这可能是高估，但说每年有一千万首诗的产量，恐怕是个保守数字。

对诗歌说好话的，大多是圈内人，而且多是些有所成就的诗人、诗评家和编辑。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几十年，肯定乃至赞美诗歌，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也不乏自我安慰、互相鼓劲的成分。如李景冰在某次“诗歌现状及创作问题研讨会”的综述中说，由于“某些貌似先锋的诗败坏了某些读者的胃口”，还由于现代诗“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功能，同时又不能像卡拉0K或通俗小说那样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因此，就从一般的世俗社会退出，像哲学或其他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精神产品一样，成为少数人探求和享有的产物”，所以，“诗的读者面在缩小”。但他转而又宣称：“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黄金的发展期，中国新诗在经历了80年代的裂变之后，渐趋成熟，如果说前几代很少产生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那么这一代和下一代在今天已形成的诗歌语言基础上，必将结出硕果”，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当下诗坛的写照”。〔4〕 1997年在葫芦岛由中国诗歌学会和《诗潮》社联合举办的全国诗刊诗报协议会，与会者一致批驳新诗灭亡论，说新时期以来，新诗有长足的进步，从艺术质量到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所谓空前繁荣论。〔5〕不过，他们的乐观似乎更寄希望于未来，反正未来什么都可能，而且没有时间限定，对未来的虚设永远不会授人以把柄，可以信口开河。如吴开晋说，到了21世纪， “大诗人和优秀作品必将大量涌现”。〔6〕再如老杰宣称：“跨世纪的伟大合唱”正“与日俱来”。〔7〕还有如张同吾说：“中华民族诗的太阳将会光华灿烂的。”〔8〕也许最乐观的要数西部狂人——获奖诗集《狂雪》的作者王久辛，他说：“我相信，下个世纪的诗歌的地平线上，将升起诗的人格的太阳!”并且高喊：“看啊!太阳升起来了!”〔9〕

持悲观论者多为圈外人，他们只是偶尔光顾一下罢了，对诗歌、尤其对诗歌的迅速变化缺乏了解的能力和耐心，所以他们的攻击总是围绕着“看不懂”。他们认为，当代新诗的繁荣是表面的繁荣，或者说是繁荣中的萧条。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从量上来说，13亿人人均占诗数并不多，而且，在这个充斥着伪劣产品的时代里，我们多的是伪诗和劣诗，大多数作品要么平庸，要么奇怪，将会被时间淘汰，一千三百年后，恐怕只有一小部分能被后人所阅读。圈内人如果承认诗歌不景气，他会将责任推给社会、时代，与之相反，圈外人喜欢将诗歌不景气的原因归罪于诗人。如钱玉林说，当代诗之所以让人们“从热烈爱好到怀疑失望，再到疏离反感”，是因为“诗，如今是散文写不顺畅的人们最体面的一种玩具”。“诗人，也常是不学无术，会写几句昏话，而又死缠着文学不放的一种人的代称。”他还骂当代诗是皇帝的新衣，连遮丑的作用都没有了，还列举了先锋诗患有韵律全无、感情冷漠、哲理成灾等十大病症。〔10〕最悲观的论者认为，诗歌将会而且正在消亡，必然会被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电影等其他艺术类型所替代。

如果持悲观论者只是圈外人士，问题也许并不致命，可怕的是圈内人也对新诗现状表现出了失望、忧虑乃至愤怒。80年代初，曾为“让人看不懂”的朦胧诗大声辩护的谢冕和孙绍振等人也在说当代诗让人看不懂，“正在离我们远去”。〔11〕林染认为，目前诗歌正处于社会转型猛然加速而导致错位的生活板块的夹缝中，“诗歌对读者乃至诗人自身的吸引力一直处在不断减弱的境遇中”。〔12〕

越来越多的诗人、诗评家趋于忧喜交加，他们一方面坚信当代新诗中不乏佳作，而且明天会更好；另一方面也有忧患意识，他们承认读者冷淡、市场疲软，也承认诗歌发生了危机，染上了重毒。如西川富于分析性地认为，就市场而言，中国诗歌在走下坡路；但就质量而言，中国当代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要远远高于“五四”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13〕有人开始热衷于为诗界开列方子，出谋划策。如郑敏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求诗人们补文化课，遍读经典；王家新要求“使我们的写作成为一种与时代的巨大要求相称的承担”。〔14〕袁忠岳主张要同时抓两手，即坚守与顺应。要在坚守中顺应，否则会滑向庸俗；亦要在顺应中坚守，以免流于顽固。〔15〕

关于诗歌理论和评论

一、关于诗歌理论

这两年的理论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美学上。归纳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诗歌语言本体，诗歌修辞以及诗歌体式。

1.关于诗歌语言本体的研究

陈旭光在《走向语言本体的诗歌美学——当前诗歌语言美学研究的反思和构想》一文中指出：“当前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向语言本体回归和深化的趋向。表现为一种语言意识前所未有的觉醒和强化。”他说，“诗歌语言的本体意义”就在于“语言是我们生存的世界。”“由于现实生活的结构就是一个语言的结构，人也无处不在一种语言(指日常语言)的束缚和樊笼之中，诗人极力以诗的语言来对抗普通日常语言。”“然而，由于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语言及语汇本义上的完全重合，使得诗人所进行的劳作注定是艰苦卓绝的。”文章重点论述的是文本结构的生成原则和形式特征，即心灵境界借助于语言文字，外化为诗歌的意象。他还论述了诗歌语言和读者接受的关系，说“读者的阅读接受是诗歌文本结构的最后完成。”〔16〕张福贵和白玮合写的《破坏和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将作为本体的诗歌语言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1)超验与幻像：访问幻景；(2)口语化：回到原生态语言； (3)语言的狂欢：能指游戏与拆解实验；(4)抒情的纯粹：密码语言。〔17〕阿羊的《寂静之途》独辟蹊径，探讨了言说的对立面，即寂静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探讨了寂静和言说的关系。他认为寂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与日常语言无关的东西”，“是日常的语言系统之下的原始的召唤”。“这是一种无限涌动的状态”，而暗示正是“寂静涌动的一种方式’，“预示着寂静要将我们淹没的企图”，“所有的纯诗都是在努力接近这伟大的寂静”，所以他“认为纯诗一定是不可以朗诵的”。他进而发挥说，朦胧其实“是寂静的一种外部特征”，“它使我们希望在寂静之途长久地漫游的愿望成为可能。”最后，他得出与众不同的推论——寂静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既敌又友的关系。”此外的语言主要指的是日常语言。〔18〕于坚写于1996年11月—1997年3月的《诗歌之舌的硬和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种语言向度》是一篇富于历史感和挑战性的文章。他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说“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进而认为50年代以后的诗歌在语言上有 “两个清晰的向度：普通话写作的向度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的向度”。硬诗呈现出以下七个特点：“对诗言志和诗无邪的继承。把诗歌看成升华世界的工具、载体。”“诗歌抒情主体由某个抽象的、广场式的集体的‘我们’代替。”“抒情喻体脱离常识的升华，朝所指方向膨胀、非理性扩张。虚构、幻觉、依靠想象力是这类诗歌的普遍的特定的抒情方式。”“英雄人格的自我戏剧化塑造，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式的、从某种形而上的高度拯救众生的抒情。”“诗歌时空的‘高大’ 化、阔化(五洲四海)。语言高度抽象概括化。非具体的、大词癖。”“远方或生活在别处，对某个乌托邦式的某种‘更’的所在的向往。”“由于具体生活时空的模糊、形而上化，导致许多诗人的诗歌意象、象征体系和抒情结构的以时代为变数的雷同和相似性。”他随后指出，“外省的诗人可能通过书面语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但在外省，支配着私人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口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消解和削弱了这种影响。”而80年代从诗歌中开始的口语写作，其实是“对汉语日益变硬的舌头的另一部分(也许是更辽阔和更具有文学品质的部分)的恢复。”软诗的特征也有七点：“对诗的常识性理解。”“具体的、在场的。写作的自传化，私人化趋向。”“诗不仅仅是抒情或载道的工具，也可以是纯粹的语言的游戏。”“诗歌修辞方式回到常识的努力。对已经被虚幻的升华变成空洞的公共隐喻的解构。”“ 诗歌只能中性地阅读，韵律的非朗诵性。”“在这些诗歌中，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的与古老传统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的日常人生和心灵世界被呈现出来”。由于“ 不同的方言对诗人的影响，他们呈现的特点在不同点上更多”。最后，他把自己的选择放在软诗上，因为“普通话把我的舌头变硬了”。〔19〕这也许是对西川的故意反对，后者曾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自发地选择了”“书面口语，它与文明和事物的普遍性有关。”〔20〕

邱正伦《语言：指向纯粹》则指出了语言本体论的另一个角度，即不是语言造就了诗，而是诗造就了语言。他说：“一首诗，呈现的总是一种语言事实。……但是，诗歌绝不停留在语言事实之中，它是语言的本质。只有诗，才能拨亮语言黑暗中的灯盏，把语言忠实地引向纯粹，回归其神性的品格。”他认为纯粹是诗人的生命吁求，是诗人对终极的逼问，而写作是语言的纯粹化过程。最后他强调：“诗人的自由绝不停留在写作本身的自由上，而更应该在一种有责任要求而进行的创作行为中享有自由。这种自由才是绝对的和超验的自由，才是被默许的被语言所敞亮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由。”他把这种写作称为“红色写作”。〔21〕刘翔的《诗歌与语言》一文也认为：“语言不可能是诗人的所有目的，诗人的力量在于其思想深度、体验深度，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才是他写诗的目的，而理解毕竟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语言对存在所进行的理解。”他要求诗语达到八个方面的统一，即：诗的语言的多义性、能指的快速滑动性与一定的主题统摄力的统一；语言的抽象性与以韵律、意象恢复词语的原始生动性(词与流水、鸟儿、天空和土地的关系)的统一；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规范性(提供交往之可能)与语言之失序、语言魔力展现的统一；语言本身的俗念与语言的伦理、认识欲念的统一；俗语、俚语、口语的运用与语言的诗性本质的统一；民族的语言与世界性、现代语境的统一；赞美的、神圣的言辞与诅咒的语言、黑色预言的统一。他反对当代诗歌语言中的两个倾向，即“反对离开生动的经验存在的‘语言游戏’，反对仇视思想深度的‘口语化 ’。”〔22〕胡彦的《当代人本诗歌的语言特征》的研究向度是对时兴的语言本体论的偏离，同时他又企图在语言的工具性和本体性之间找到某种共性。他首先指出：“人本诗歌以人的主体性存在、人的主体性思想意识、情感心理的表现作为自己根本的艺术目的。……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附属于人并为人所任意支配和使用的符号。”然后，他指出，“在人本诗歌中，语言主体对语言的使用具有如下本质特征”：语言的独白化、语言的修辞化、语言的能指化和语言的本质化。他富于启示地说：“人本诗歌所表达的真理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取决于语言主体的意识方式、意识观念，它是主观的、相对的、有限的。而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是存在之真，它蕴含语言本体与语言对象于自身，呈现的是一种悠远玄妙、意蕴丰厚的审美之境。”〔23〕这几句话实际上道出了诗语工具论和诗语本体论的根本区别。

汉字是中国诗歌最重要的语言事实。1996年第2期《诗探索》转载了旅澳门画家石虎发表在《文论报》上的短文《论字思维》，该文罗列了以下一些命题：汉字是汉语诗歌诗意的本源，“亚文字图式”的构成法则，中国人的字信仰，汉字有道，汉字的两象思维等。石虎后来又写了《字象篇》(1996年2月1日) 〔24〕和《神觉篇》(1997年7月1日)〔25〕。前者探讨字与象的关系，后者探讨意与象的关系。一石激起千层浪，“字思维”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讨论。但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思考不周，表达不清之嫌，暴露了仓促上阵的弊病。不过，也不乏比较有分量的。如郑敏的《语言观念必须变革》一文重新认识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即：文化意蕴、充满动感和感性魅力等。她着重从诗歌的三个本质特征(朦胧、暗喻和意象)入手，阐明了汉语之优越于西方拼音文字。〔26〕洪迪的《汉字与诗》一文则“就造字、组词和练字等方面，探讨汉字思维如何运作于现代诗美创造”。〔27〕邹建军的《意象与汉语的诗性特质》首先对石虎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展开和进一步的论证，他还认为汉语的诗性特质主要体现在：“第一，汉字所具有的字象。”“第二，汉字构成的形声指事会意之法，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法则，本身也是含蓄的。”“第三，每一个汉字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每一个汉字所带有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也是富有诗意的。”最后，他提出，在申述字思维理论的同时，也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字的构成法则是不是可以称作一种‘思维’方式?”“二是‘字思维’要与整个中国古典与现代诗学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活力和远大前景。”“三是在比较中华汉字思维与西方拼音文字思维的时候，在讨论汉字的诗性特质与西方拼音文字纯表意符号特质的时候，不要将两者加以对立，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健康心态。”〔28〕1996年11月8日，在北京还专门召开了“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与会者就“ 字思维”概念本身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语诗歌语言特质、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而深入的讨论。〔29〕

2.关于诗歌修辞的研究

前几年，张目致力于设计并考察现代主义诗歌本文模式的“语言——意象——象征”三维架构。最近，他又以隐喻“连接言意象，贯通三维架构，使之成为有机整体，从而滋生出无限意蕴的功能系统”。因为，在他看来，“隐喻是一种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具有诗性的特点。”他认为，隐喻的诗性功能的关键和作用“是对等原则从选择过程带入组合过程”，“也就是依从对等原则，把隐喻带入转喻”。他把隐喻分成三类，分别进行了探究，即：标志式隐喻、置换式隐喻和象征式隐喻。最后，他将对隐喻的分析同诗歌现象结合起来，“在写实的诗歌中，转喻起着主导作用，它强调的是叙述；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中，隐喻起着主导作用，它强调的是暗示；而介乎隐喻和转喻之间的，是浪漫的诗歌，它多用明喻，强调的是抒发……”。正如他自己坦承的，这种分析有点“简单又武断”。〔30〕针对于坚等人提出的“拒绝隐喻”的反叛性口号，姜耕玉写了《当代诗的隐喻结构》一文，予以反正。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好诗。”因为，“隐喻结构，作为一般认知模式，是一种古老的经验和智慧”。而其功能，“发自隐喻式的感觉方式”。他看出隐喻结构的艺术规则有三条：“首先，尽量造成比喻双方的‘远距’，开拓隐喻结构的意义空间”；“再则，通过比喻双方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引出新的关系意义”；第三，隐喻……“诱发人们进行联想和想象，去发掘新的更多的意义 ”。他又认为，在当代诗歌中，隐喻的意象大致可分为四类：装饰型、精致型、深沉型和客观型。而象征的隐喻与一般隐喻相比，有以下特点：主体的抽象性、喻体的自主性和喻指的超越性，其主要功能有三个方面：有形中寓无形，有限中见无限，瞬间现永恒。〔31〕

3.关于诗歌体式的研究

80年代以来，一直有让诗歌回到诗歌本体的呼声。但是对诗歌本体却很少有人作出有效的界定，所以大家对本体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即1989年以前的着重点还基本停留在诗歌的本质或文本的意义等属于内容范畴的概念和问题上；1990年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诗歌的形式尤其是格律日益为人们所关注。

刁永泉的长文《21世纪——走向汉诗的格律时代》说：“诗在寻找语言。新诗史将揭开新的一页，交由格律诗来完成，建设格律的时代开始了。”他认为：“现代精神不是通俗白话，也不是自由诗的专利。正如西方一样，它也以格律诗为载体。”〔32〕杨匡汉的《说诗调》一文则提出了五条建设性的具体规则：节制的原则、齐整和变化的复比率、内在律动与外化旋律的调适、宜松不宜紧的节奏音韵、语言整饬与生命情调相对应。他这里所说的“诗调”与传统所理解的格律和声调有所不同，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诗的格调”，“二是指诗的协调。”〔33〕

诗歌创作状况

这两年里，有些老诗人宝刀未老，依然写出了可堪赏析的佳作。最值得研读的是著名讽刺诗人刘征发表于1996年2月号《星星》的《画虎居寓言诗》(五首)；其一《聊斋新编》戏拟狐狸的口气，嘲笑了官商勾结的丑恶现象，于嬉笑中饱含着怒骂，“异史氏曰：莫以为法律一钱不值／每个字价值五斤权势加五斤钞票”。其二《发财本〈红楼梦〉》戏仿无聊无能的堕落文人的腔调，劝曹雪芹将红楼梦改成武侠加色情加鬼怪小说，厚颜无耻地称之为发财捷径，从而鞭挞了当代文坛的某些不良现象。其三《断臂的维纳斯》借用寓言小说的笔法，叙述维纳斯下凡，在酒店里因为没钱付帐，而被老板砍下了一条胳膊，说明在这个俗世上，美只有被利用或戕害的命运。其四《肥牛颂》是对颂诗的戏仿，表面上是在歌颂因吃喝玩乐而肥胖的官老爷，实际上是无情地讽刺了那些高高在上而且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其五《佛和佛的影子》写佛的影子依仗佛的权势，无恶不作。“佛爷呢，总是笑眯眯乐呵呵／依然无愧于清如水明如镜的圣者。”事实上是在包庇。而“王母”等大小官僚都慑于佛爷的威势，“都睁一眼闭一眼”，事实上是在助纣为虐。最后以反语手法质问读众：“好在人世间找不到这样的影子／天上的事儿，又何必管这许多？”这些诗看似轻松，实质沉重，在传统的形式里、素朴的语言里，包孕着针砭时弊的锋芒。七月派诗人冀访的《我对芒刺说》赞美了芒刺，也赞美了武器，因为它们是捍卫自身的本能性力量。《我对蛆虫说》诅咒了上帝先造蛆虫，再造人的神学谬论，也诅咒了上帝本身，说上帝是蛆虫的另一种形象，表现了彻底的无神论的战斗精神。《我对宇宙说》则展现了老年人对宇宙中的短暂而不定的人生的疑惑和喟叹，不过，并不怎么悲观绝望。李瑛的《我的另一个祖国——为2000年在中国消除贫困而作》表现了思索社会，忧虑祖国的激越情怀。他惯于描摹细节，以重构丰厚的生活体验。雁翼的《商人悟语》没有像许多其他同题材的诗作一样，情绪化地咒骂商品经济，显示了老诗人可贵的理性思考。

199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现代诗学研究中心和改革出版社联合推出“中国当代诗人精品大系”丛书第一辑，集中出版了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陈东东、肖开愚和孙文波等六人的个人诗集，他们都是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以来，有广泛代表性的实验先锋诗人。欧阳江河的《透过词语的玻璃》“以他准确的措辞和深刻有力的思想，表现出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的处境的洞察，更确切地说，生活因为他的写作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寓言的意义。”“他的笔像一把简洁有力，但颇有分寸的刻刀，在语言的胶泥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刻画出所希望的效果来。”“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在词与词之间制造戏剧性的冲突，利用可能有的间隙突然改变词语的意指方向——不是使词变得意义含糊，而是使词在悖论的关系中变得更加紧张和富有多解的表现力。”“雪助人忘却，但被推迟到老年。”(《雪》)这样的句子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不能自已、同时也上下不得的无休止的隐痛。”〔34〕翟永明的《黑夜里的素歌》“把握着个人的生存经验，反省历史和时尚，保持了一个现代诗人必要的警觉”。“由内心的剖述，转而为一种外部事件性的描述。”“抓住一种近似于哲学的本质性，对事物的基本原子进行陈述。”集子中最出色的是压轴的《十四首素歌——致母亲》，那是她和母亲的对话，快乐和忧伤、生和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35〕西川《隐秘的汇合》是一次“朝圣，是向着基地(源泉、不灭的空间)所发出的长吁和祈祷”。“也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对结局的不可知论。”“ 哪怕是光明的前途也不能保证人们不是继续生活在黑暗之中，哪怕是正确的高度和步伐也不能保证人们不是依然生活在错误之中。”不过，“当他在黑暗中歌唱，在 ‘给魔鬼壮胆’的同时，也在给所有处在黑暗孤独当中的人们送去安慰，送去勇气，其中包括那些已经在路上随风飘散的亡灵，也包括我们这些竭尽全力奔赴终点的未亡的亡灵，让死亡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对所有的人来说变得容易接受些。”“他眺望那空想的雪山／他把自己变成一团火焰。”(《空想的雪山》)〔36〕陈东东的《海神的一夜》“不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个人的内心经验”，“既有特定的地域性，而同时，也是无地域性的”，“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更多的是让读者去阅读——看，或观察，而不是去冥思苦想。”因为他的写作“靠的是能够还原为物质的，一种几近于透明的‘物象’。”这些诗都是“本地的抽象”，围绕南方和都市展开，具有典型的南方气质：湿润，秀雅，细腻，敏感，多疑而不失飘逸。他的短诗“多半是给都市生活场景一种抽象。”他既是江南一路诗人的代表，也是“都市形式主义诗人”的代表。〔37〕肖开愚的《动物园的狂喜》“是对一种较为理想但并不明晰的道德观的追求。”“体现出对诗歌当代性的关注。”随着“经验性的不断增强，诗歌在语言上和风格上也变得强悍有力，大量的细节和世俗生活场景也开始进入到他的诗中，通过这些有力地展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在诗中使用口语和俗语，并把叙事性引入诗中。”“在他最好的作品中，我们会感到一种眩目的色彩和令人震惊的强度。”〔38〕孙文波的《地图上的旅行》表现的是当下的、日常的、每天都要碰到的生活。然而，也“让人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反面’，以及人在反面中可怕羞辱的存在。”孙文波“想教会读者叙述的技巧，并通过这技巧，重新去编排诗歌作品中的语言秩序。”“在语句的调度安排上，他从容，耐心，态度极其谦恭，但写出的诗句有时却极其‘恶毒’。”“他又是那种沉痛和严肃均不流露笔端的诗人，虽然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滑稽，以及这种滑稽随时可能带来的喜剧效果。”〔39〕

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评出了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单项奖。获奖作品有李瑛的《生命是一片叶子》、匡满的《今天没有空难》、韩作荣的《韩作荣自选诗》、沈苇的《在瞬间停留》、张新泉的《鸟落民间》、王久辛的《狂雪》、辛茹的《寻觅光荣》和李松涛的《拒绝末日》。谢冕说：“李瑛诗中有沉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位来自高等学府又有长期军人生涯经历的诗人，他的‘书卷气’中流动着一股豪放的激情。这些因素的综合，造就了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林莽说：“匡满面对生活，面对内心，以一种沉静的音调歌唱。他的诗深入、细微、语言洗练，溢满灵动，处处体现了对生活与生命的体验与领悟。在最富创作实力的中年诗人群体中，匡满是一位不断进取的诗人。”叶延滨说：“对韩作荣的作品，我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认同，但这些诗篇让我感到，诗歌会让人到达一种境界——只要你真心向往，诗将会将你提升。”吴思敬说：“沈苇生长在江南水乡，工作在大西北，二者地域风貌与人文景观的巨大反差，给他以透视西部生活的新视角。雄浑的境界与灵动的诗魂、粗砺的意象与细腻的情愫、富有弹性的语言与深邃的思考，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沈苇诗歌的独特景观。”杨子敏说：“张新泉的诗朴实、家常，有内蕴，有味道，有内在的魅力。他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场面，写的几乎都是眼前的、身边的日常生活琐事，笔下的人物也是些无名之辈，或终日奔走在谋生路上的小老百姓。读起来却不觉得琐碎、细小，反而觉得开眼界，好像透过一只短短的、细细的单筒望远镜，看到眼前那些一向都很熟悉、很不起眼的东西，突然变成了庞然大物。”高洪波说：“军旅诗人王久辛……努力通过诗歌来探求并寻找‘人格精神’，对理想、奋斗等均有角度新颖的理解和诗意的阐述，虽然部分短诗略显单薄，但综观全书，可以感受出诗人对历史和责任的郑重思考，对军旅生涯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表达，对民族和人类的精神命运也有独特的理解。”浪波说：“辛茹十七岁便进入军营，成为一名女兵，这是她‘走向生活’的起点，也是她诗的起点。作为军旅诗人中的女性，她的诗——多为爱情诗——在当代军旅诗中开辟了一角新的风景，以其独特的风采引起读者的注目。”张同吾说：“李松涛……以诗人的良知和锐敏的思想洞察力，正视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从而进一步探究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和内在规律，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40〕

这两年中，还有一些别的优秀诗作，如韩东的《雾》、《苏州——大厂》、《致丁当》、《木工》、《打鸟的人》、《纪念》和《河的两岸》等，巴音博罗的《云朵》、《鸡冠花》、《马蹄》、《钟表店》、《遗像》和《渡口》等，南野的《带着问题居住》、《钢铁木马》等，简宁的组诗《献给巴哈欧拉的十四行诗》(包括《祈祷》、《露水》、《约伯》、《安慰》、《看见》、《现在》、《慢调》、《屋宇》、《工地》、《翠鸟》、《饕餮》、《黄昏》、《夜晚》、《观察》等)，汗漫的组诗《变奏：为中国名曲而作》(包括《梁祝》、《平沙落雁》、《阳春白雪》、《空山鸟语》等)，柳云的组诗《石头及其它》(包括《听钟》、《元月的雪花》、《一种过程》、《石头》等)，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

也许是由于女权主义的方兴未艾，也许是由于和平时代的文明日益女性化。这两年里，女诗人的不断涌现，女性诗歌倍受关注，不仅有许多男批评家甘于为女性诗歌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女诗人们也主动走到了前台，为自己的话语权利进行辩护，为自己的话语方式进行解释。除翟永明和辛茹外，还有几位也为诗坛奉献了不可多得的佳作。钟鸣曾比较翟永明和舒婷，说后者的写作“几乎是青春期写作。它依赖诗歌生存的氛围，个人激情和前期无名者的状态。所以，难以终生维持。最多，维持一种身份。”从舒婷这两年的创作来看，她在努力调整自己的运思方式和话语策略，如长诗《最后的挽歌》摆脱了她早期的单一化抒情风格，而具备了真正的现代诗的复杂。另一首大型组诗《都市变奏》显示了舒婷对秩序的渴望和努力，全诗以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来布局，简洁地描述了每一个节气中具有代表性的事物现象和感受，有点像是在记日记，比较散文化。海男这两年的代表作是长诗《狮子和六月》，在形式上似乎显出规范和整饬，如四行一节，行与行之间的顿数差异也不大。但整体上还是像前期的《女人》等作品一样，一任想象之马张开翅膀，无拘无束地遨游于天地之间，一会儿是现实经验世界，一会儿是幻象臆想境界。海男是一个完全受控于想象力的诗人，她曾说过，如果有一天她的想象力丧失了，写作便得画上句号。〔40〕不过在这首长诗中，她加入了许多体验和经验。海男的诗歌也许称得上是中国目前仅有的后现代写作的典范。小叶秀子这两年也是硕果累累，主要有组诗《错爱一生》、《无影之唇》、《面影》和《无端》，还有《桃花劫》、《境遇》、《火之缘》、《伊甸园的审判》、《回望北方》和《半醉，孤独的阳光》等。这些作品正如谢冕所说，“达到了新的境界。她不仅仅拥有，她同时也失落，诗人的心不仅仅拥有生机勃发的空明澄澈”，而且有“悲怆的美感”，如“对生命的感悟”和“对死亡的思忖”。〔41〕或者如张海鸥所说，这些诗由早年的对爱的痴迷，走进了更深广的人生领域，而且诗作的语体代表着一种时代风格——装饰，而隐喻是装饰话语的重要手段，所以她用了大量的隐喻性意象。〔42〕

这两年比较好的女诗人和作品还有宋德丽的组诗《语言和空间》、海莲的组诗《起风的时候》、郑敏的组诗《母亲没有说出的话》、雨馨的组诗《纸器》、慧玮的《晒云的母亲》、罗莲《水中的陶瓷》、李智红的《萧声渐远》、岑琦的《蓝月亮》等。

〔1〕《绿风诗刊》1996年第4期。

〔2〕《诗探索》1997年第1期。

〔3〕叶延滨语，见《诗刊》1996年第3期。

〔4〕《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5〕思文《第十一届全国诗刊诗报协议会召开》，《诗潮》1998年1—2月号。

〔6〕《新时期诗歌的骤变和再生》，《诗刊》1996年第2期。

〔7〕《反思与拯救：90年代新诗写作》，《诗探索》1997年第2期。

〔8〕《端正诗风，繁荣创作》，1998年1月25日《文艺报》。

〔9〕〔12〕《绿风诗刊》1996年第3期。

〔10〕《当代先锋诗十病》，1997年10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11〕谢冕《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1996年7月28日《中国文化报》。

〔13〕《诗神》1996年第1期。

〔14〕《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5〕朱先树《坚守顺应继往开来——全国诗歌理论青州研讨会侧记》，《诗刊》1996年第6期。

〔16〕《诗学：理论与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17〕《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

〔18〕《诗探索》1997年第3期。

〔19〕〔25〕〔42〕《诗探索》1998年第1期。

〔20〕《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21〕《诗探索》1997年第2期。

〔22〕《诗神》1996年第7期。

〔23〕《作家》1996年第5期。

〔24〕《诗探索》1996年第3期。

〔26〕《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27〕〔28〕《诗探索》1996年第4期。

〔29〕会议情况可见《诗探索》1997年第1期。

〔30〕《隐喻：现代主义诗歌的诗性功能》， 《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

〔31〕《诗探索》1996年第2期。

〔32〕《衮雪》1996年第1期。

〔33〕《诗神》1996年第9期。

〔34〕程光炜《写作的寓言(代序)》。

〔35〕钟鸣《快乐和忧伤的秘密(代序)》。

〔36〕崔卫平《超度亡灵(代序)》。

〔37〕钟鸣《护散的经验(代序)》。

〔38〕张曙光《狂喜或悲愤(代序)》。

〔39〕程光炜《叙事及其它(代序》)。

〔40〕鸿男《是什么在背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

〔41〕谢冕《〈纤纤的叶〉序》，华艺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