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文学界多年来以它的各项文学奖，不仅使文学在媚俗的文化情境中仍坚持一种抗拒姿态，而且直接推动文学新生代的成长。虽然，近年来，几大报的主要奖项在极力鼓励艺术创新的同时，越来越多获奖作品让人“完全看不懂也读不下去”，台湾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认为这些作品不是“浮而不实的‘使命文学’，就是只在文字上花功夫的‘后现代文学’。这些当代作家都只在‘耍’什么，而不是在‘思考’什么，在‘写’什么……”〔1〕但，文学奖仍是每个年度中文学的盛会，更是新生代作家一展才华之良机。

《中国时报》的时报文学奖1996年散文甄选首奖为张启疆的《失聪者》，写一个失聪的，促使作为父亲的“我”在悲伤中不断反思，从个体出发走向人性的关怀，“透过这样的反思，作者才不致一味陷溺于情绪，而能以理性打开克服生命之孤绝的曙光。”〔2〕“失聪者”在作者的反思下不仅指涉一个实在的个体，“而是隐喻了更多心灵绝缘的人们”。该文融汇感性描写与知性思考，语言细致、流畅而凝重。散文评审奖为王威智的《遗址通知》，这是一篇少年成长故事，以儿童的嬉戏引发来自于死亡印象的对生命底秘的参悟；文中不论是扮演死人入棺的游戏还是对“爷爷”腐败尸身和生前难堪的生活描写，都刻意用讽世且无情的笔调，而作者的巧思和用心隐藏其中。

1996年联合报文学奖第一名得主为柯嘉智，作品《答问》，该文以独白的方式写成长的过程和人生的迷惘，“所有青春期的症状、孤独、恐惧、寂寞，甚至对同性恋的向往，生理变化带动心灵的挣扎，都写得很深入。”〔3〕第二名为陈建志的《万宝堂之火》，虽然文中的描写平淡无奇，甚至有过分平铺之嫌，但作者试图在一种喻象的描绘中藉一场火灾表现出台湾的文化与历史“被外来势力焊接”的状况，显其独特的入视角。第三名为郑立明的《画个一》和张启疆的《安宁病房》同获；前文从“一”展开联想，构思新颖，从夸父逐日开始，写出地平线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寓意，“水平线浮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因为它通往远方，因为它最初和最终限制人类的视线，而具有了神秘的力量；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比如飞机的发明)，人类脱离了“那条线”，也就迷失了自己，今天人类在困惑中再回来找人的道路、人的定位……该文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写出了丰富的内蕴，虽然展开联想的转换有时显得突兀，但思想上有一定深度，在艺术表现上亦有较独到的魅力。后文则紧扣“生死之间”展开意象，笔调沉稳，自成一格，显示了较强的文字驾驭力，是一篇在评选中得分较低但评委一致认为“不得奖有点可惜”之作。

1997年的时报与联合报文学奖散文类首奖得主均为马来西亚藉的钟怡雯，分别为《垂钓睡眠》和《给时间的战帖》；前文以绵密的文字写失眠，虽是俗常小事，却因作者巧妙的比喻和幽默的描述而见新意，比如说睡眠是跷家迷路的坏小孩，作者要想尽办法哄诱垂钓……该文在层递的情境描写中，不只写出暗夜的动静，同时传达了失眠者的浮躁暴怒，充满语趣。后文写一位老人用勤练书法来对杭时间以挽留他的时代，既有出新之处也显其刻意，但文中对书法内蕴的文化及人生韵味的领悟，颇为深刻。

该年时报散文奖的评审奖为简捷的《一天中的印象》，从自然景物(光和色彩)的转换来表现一天时间的流动，并藉此来写自然光景的变化和内心的想望，显得自然流畅，文字很简练恬淡，但也较少堪以回味的深层意涵。而联合报的散文第二名为郑景中的《变身》、第三名为邱惠珠的《国民用药手册》。《变身》是以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在追忆童年中写成长的寂寞，这是在卡通片中成长的一代，在“美少女战士”的“变身”中沉迷的一代，作者说这样长大的“我们也有我们的童年”。评委简媜认为作者“正图跳脱繁重的现实枷锁，回到纯真和友谊都还没有变质的年代……”〔4〕杨牧则“真切地看到作者那种类似乡愁的失落的童年”。〔5〕应该说这是一篇文字的装饰性较突出，而艺术感染力未必甚佳之作。《国民用药手册》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民间用药的了解，将文字与各种药方结合，以中国人屯药、用药的“焦虑”中表现对老、对生死的焦虑，隐隐关涉着更深层的国民性问题。

此外，尚有梁实秋文学奖、《明道文艺》学生文学奖、盐分地带文学奖等奖项中的散文奖得主也多为新生代作者，其中钟怡雯、唐捐、张启疆、王威智、吴钧尧等人，或一人囊括几种奖项的散文奖，或在多种文类上获过奖，他们的写作虽然不是起步于文学奖，但文学奖为他们的成长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以散文写作的宏观成就赠奖的吴鲁芹散文奖第13届(1996)和第14届(1997)分别颁给了艺术品格与思想深度都更加沉稳的中年作家黄碧端和蒋勋。

黄碧端是“以委婉密实的文风及清晰论理的反思魅力”获奖的，得奖散文集为《期待一个城市》等，虽然她笔下所谈的问题也是“岛上文化人士所熟悉的、所抱怨的、所引以为憾的、所赞誉的、所引以为荣的，”〔6〕但她的独到之处在于不论揭发社会病象、还是警策人生，总用一种期待的笔调，冷眼看世界时保留了一份温情，正如台湾作家周志文所言：“黄碧端无疑也有她的冷眼和热情，冷眼使她遇事不会过激，而热情使她对一个也许十分伧俗、十分无望的城市也充满期待。”因此，“她的文字表面看来相当平和，可以说是温文儒雅，但后头的力道却是沉雄的。”〔7〕

蒋勋的创作涉及文学、戏剧、美学、绘画诸领域，以其创作生命的丰沛，被誉为“博学”的创作者。在他的创作中，“绘画对蒋勋而言是一种挽留，是对于即将消失事物的无可奈何。文学创作却是要把事情说清楚，但是越分析说明就越要陷入生命更巨大的空虚和荒芜中。”〔8〕当他以散文集《岛屿独白》获得1997年吴鲁芹散文奖时，他自况“这是写给孤独者的书”，是他在岛屿上的四处游走而获得的“探索窥伺命运本身”的形式，是以日记、信件等似小说似散文的方式发出的心底的“独白”。他说“我在岛屿上观看着日出日落，潮来潮去，花开花落，观看着星辰的移转，观看着生命的来去和变迁。”〔9〕在他看来，岛屿变得匆忙、急躁，迫切于答案的心，使岛屿的居民非常不快乐……而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只是在玩着“瞎子摸象”的游戏……蒋勋的岛屿不只是立足之地，更是文学的岛屿、内心的岛屿。他的另一篇散文《不可思议种种》〔10〕再次让读者聆听“ 岛屿独白”的续言：对爱的伦理的求解、从父亲病痛中读解的肉身与人间爱的真切感、从一个杂手的不可思议之举到人类那一张张充满仇恨的脸、充满贪欲的脸…… 作者要传达的是人生种种“真实中仍然非常虚幻”的无可确定性。蒋勋的散文文体模糊、内蕴丰富，不仅拓展了散文的涵容量，也是对散文体式的大胆创新。

二

散文是台湾文学名家荟萃的最大一块绿地，不仅众多本色散文家勤奋耕作，更得到各门类高手纷纷伸出之“左手”的援持，因此这两年的台湾散文在文学低谷中依然保持了较为坚实的步履。

龙应台这两年的笔触，更加绵密婉转，其层层深入的思理与利如挥剑的批判，锐气不减当年，而文字的感染力与思想的圆熟更胜一筹。如《干杯吧，托马斯曼》〔11〕放笔纵谈流寓异国他乡考“向日葵的心态”；虽然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但“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就犹如“贫血的向日葵 ”……全文情思回环绵远，语言十分圆融。又如《苏州的识者》〔12〕则写自己“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但却看到“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在深刻的文化思考与人文批判中也流露了一些无奈与沉痛。此外，《顽童捕蝉》〔13〕以较为素朴轻盈的文字细述孩童捕蝉，感叹时光、生命又如何能把握丈量；《魂牵》〔14〕写的是背尸归乡的感人故事，流注着浓厚的叶落归根的深情。龙应台这两年散文创作的生命力十分旺盛，有大量作品见诸报刊，并出版了散文集《干杯吧，托马斯曼》，笔端触及文化批判、社会关怀、人生寻思，并极力印证台湾文化与世纪交接的发展，内蕴沉潜。

余光中多年来在个人写作之外还多做了一项“被动的文章”，那就是为人作序，于是他将所写序言选了三十多篇，于1996年以《井然有序》为书名结集出版。他的序文并采微观与宏观，兼有情趣与理趣，讲究气势与韵味，不仅被当作书评来读，而且他序中对作家作品的评赏在台湾文坛常起到定位作用。而他为《井然有序》写的自序《为人作序》〔15〕更是一篇兼具辞采与文理的知性散文，文中纵谈古今序文的衍变、为人作序的种种滋味，更以“证婚人”喻“写序人”，自有余氏狮子搏兔式的深刻与幽默。他的又一篇散文《日不落家》〔16〕再次体现余氏的幽默文风。他说自己一家人分居五国，吻合现代人“地球村的感觉”，而妻子(四个女儿的母亲)“曳着电线，握着听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儿短话长说；正如以前妻子怀孕时用脐带向体内腹语，不过现在“是用电缆向海外传音”，都是母子情深的方式，因此，余光中体会到“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余氏散文之精警与独具魅力的想象由此可见一斑。

杨牧定居北美十多年后回到了台湾，他将这十年来特定时空下心神交集的体会与领悟之作于1996年结集出版，即散文集《亭午之鹰》，其笔端多涉大自然与人文世界的交感，平淡从容中更保持了对鄙陋与俗媚的抗拒姿态。如在《借来的空间里》，他说“这是一个缺少希望的时代”；在《来自双溪》中，他自问“我会不会将半生服膺、追求、捍卫的有限真理混淆、错乱了?”因此，他将自己“物化为一只鹰，那一只来过，然后再也没有踪迹的‘亭午之鹰’，因为他曾一瞥地伫足于广漠的自然中。”〔17〕杨牧受着这浪漫情绪的驱策，不断创作出沉湎于追寻浪漫同时凝聚着无限愁思的散文。他发表于1997年9月8日《联合报》上的《昔我往矣》，是他回台湾花莲定居后唤起的童年的记忆和血脉中的乡情的表白，他说那是一份特殊的感觉，“一直保存在感官的记忆深处，纵使到那时为止我还不知道如何具体描写那气味，但我能判别它，指认那气味……”对此，他说自己可以用比喻和象征作为捕捉它并且叙述它的方式，这比喻和象征使杨牧的散文常有一种磅礴的丰美与诗性的意境。同期他亦出版了另一本散文集《下一次假如你去旧金山》。

小说家李黎这两年中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晴天笔记》和《世界的回声》。《晴天笔记》是一本亲子之书，也是一本真实而美丽的心灵之书，分“感怀四简”和“晴天笔记”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写丧失爱子时生命巨恸的创伤与绝望，第二部分是一个阅尽无常世事的母亲对重获新生命的希望、喜悦与反思。《世界的回声》收作者近年的20多篇散文，分世情、人情、心情三辑，写人、写事、写景、写物，“是一个触觉敏锐的女子关照这个世间的形形色色时，为我们收录的声音——经过她辨声录制，加入她的质地的声音。”〔18〕

被认为文字不断出新的简媜，近年的散文写作更注重体式的创新，1996年底出版的《女儿红》是1991至1996年创作的结集，文体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重在探勘女性的内在世界。如《贴身暗影》，写一位长年照看卧病在床的父亲的女子“深不可测的孤独”、在隔膜的人世中独自挣扎的徬徨种种难以尽述的内心世界；而《肉身启示录》〔19〕是对现代女性在“那套女体规格化标准”下“女人的身体与心灵永远是愚民者的殖民地”的感叹；对女性觉醒之艰难，简媜下笔既热讽又深具同性的同情，当女性像流行病似地忙于减肥、塑胸时，简媜告诚同胞“肉身是灵魂用来探险的船”，不论胖瘦，都是一尊独一无二的肉身艺术，何不“把它当作大师最满意的雕塑品”?简媜这两年的散文益发洗却女性散文习见的柔美甜媚，而更增多了熟稔人世沧桑后的瘦硬之气。

近五年未出书的席慕容于1996年7月出版了散文集《黄羊·玫瑰·飞鱼》，这是她1990年以来的作品合集，记述了她这些年的奔波与浮沉，尤其是对原乡 ——蒙古草原的深切关注。此外，席慕容从1996年1月至12月为《幼狮文艺》写了一年的“高原札记”，1996年3月起为《皇冠》杂志写了一年的“大雁之歌”，它们是作者对梦魂牵萦多年的原乡——蒙古草原的观照，虽然只是“一点点地来描绘出一些简单的轮廓”，但对作者而言，不论是知识上的“资料”还是实地得来的经验，都已“进入我全部的感觉系统，成为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

舒国治也是一位将诗歌的触角延伸至散文领域的散文家，这两年他更频繁地行走于台湾大地，企图深入而切实地探寻到他生存的这块土地更内在的真实，他的《人生台北》〔21〕及1996年10月在《中国时报》连载的《台湾重游》便是这切实观察后的体认。两文的文字均简洁明朗。他的另一篇作品《永远的碧潭》〔22〕则是逸出都市观察的清新之作，以那曾拍打过“我”和太多北部少年的浑沌胸膛的碧潭，寄寓蓬勃的生命源泉，那是“清凉，却从不荒苦”的生命印证，是原乡给予的滋养。如今碧潭的时代过去了，留在作者心中的是挥之不去的怅惘。

此外，张秀亚、杨青矗、隐地、陈芳明等作家更加人情练达、醇朴雅正的文字堪为这两年台湾散文的又一道风景。如张秀亚的《不凋的葵花》〔23〕抒写梵高画笔下的葵花，蕴藏着深邃的人生感念；“这金轮，这黄褐色的葵花，在生之道途上辗转已久，好像凝聚着悲哀与欢笑，忧伤与安慰，煎熬与狂喜，在喜剧与悲剧中轮流作主角。”而扬青矗的《死皇帝与活乞丐》〔24〕言传一种素朴而诚挚的人生秘谛，他说“活着就是人生的意义”，其价值仅是个人的认知自己而已。他的《榄仁树》〔25〕写榄仁树叶从过去的习以为常到如今的身价陡增，记叙个人的一些经历，流露些微的感触，是一篇非常平易朴实的作品。

陈芳明的《秋天的签名式》〔26〕则是一篇灌注着深沉的生命感念的抒情文字，一位离乡久远的中年男性生命浮游中在梭罗的墓前“获得了生命的诠释”，当他以自身的精神探触到已经散发在花魂与树魂之中的梭罗的生命时，他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人的精神枷锁与权力束傅，往往来自内心的物欲……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抵抗的意志必然比任何时候还来得坚强。”而隐地的《身体一艘船》〔27〕感叹的是人生如航船载沉载浮，但自己的身体是一艘会思想的船，在航行60年的今天，不禁随着烟尘往事，想着人在大地上的存活，想着人生的悲喜剧，想着世纪末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人生的沧桑感跃然纸上，文末更有自励励人的劝勉，表达了对人生的执著。

杏林子的《年方九十》〔28〕写李可染、苏雪林、颜水龙诸位文艺界泰斗对生命不尽的欢喜和期盼，一句“年方九十”包蕴了怎样从容、坦荡的人生情怀，杏林子用她特有的温馨的笔调写出了前辈对生命的无限珍爱。而向阳的《微雨》〔29〕也是对生命的探问之作，但它用的是一种美丽而哀愁的意象：微雨，它象征着一个诗人寻找诗路的迷离人生，也吻合细细琐琐的中年心境；当诗人终于肯认了那记载着个人生命并与个人生命同存的声音便是诗的声音时，他可以在烟雨中开始生命的再出发了。高大鹏的《未完成的浪漫》〔30〕却是为一个未完成的生命发出的“深沉的人性的叹惋”；作者说一曲“未完成交响曲”正象征了音乐家舒伯特悲剧的一生，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死亡在此埋葬了无比美好的天赋及美好无穷的希望!”更“道尽了世人对他未完成的生命及未完成的使命之无穷尽的惋惜与追念!”高大鹏以诗情浓郁的文笔抒写了对生命的吟咏，他这两年的散文更多地注入这种如诗如绘的人生感怀，情思饱满深沉，文字柔美绵密。1996 年，他获得了以出版散文集著称于台湾文坛的九歌出版社的九歌年度散文奖。

三

自然写作是台湾90年代散文写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说90年代初台湾的自然写作更多是藉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的观察、从人对大环境毫无理性的侵犯、伴随台湾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污染等，写出都市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品格以及正视这种现实的悲情与焦虑，那么，1996—1997这两年的自然写作又增添了一份梭罗式的恬静，即在素朴的自然观察与描绘中，传达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对大自然的喜慕与眷恋，更加平和、静穆、深沉。

刘克襄就是从“要逃避整个现实城市的社会体制”、“想要认识自己”而去“追寻”一种素朴的生活”〔31〕的，1996年出版的《偷窥自然》感性而详尽地描绘了他的自然经验，比之1995年的《小绿山系列》的冷静观察、刻板记录，更多了一份想象的感染力和思考的魅力。他的笔下已甚少流露早期自然写作者的“恐慌、焦虑，近乎气急败坏的悲观无奈”，“他谨守这样的信仰：尊重生活的土地伦理。过都市里素朴的生活，然后享受阅读自然的快乐。他在作品里分享的正是这种经验”。〔32〕他的《南方之南》〔33〕既细腻描绘自然景观：包括树豆、芒果园、长穗木、森林鸟类、赏鸟人诸种细微动植物与人相契相生的生趣盎然的自然图景，又抒写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困惑不解及对生态问题的焦虑，同时流露了淡淡的乡愁。

远离都市隐居山野的粟耘多年来的自然写作已自成一格，笔墨清新、简朴，一草一木、一鸟一虫皆印证着返归山野的质朴与真纯，近年亦常面对自然生物的异化：人为的结果，直陈心中的忧虑与愤懑。《人啊!走远些吧!》〔34〕以“狗与人之间观想录”为副题，其批判、伤怀所指已然明晰，文中对狗的各种命运、际遇的细致生动描述入木三分。

陈煌的自然写作不仅注重文学成分的提升，在自然生态观上也别具慧眼。他的《猎人山》〔35〕写自己在猎人山从事野鸟生态观察中不仅领会了自然的神秘，也看到了与山林共依存共呼吸的猎人与山林万物融合无间的境界，因此悟出了真正给生态带来威胁的是人类文明的喧哗，而不是已充当山林“守护神”的猎人。此后，陈煌又与张爱华联手撰写了“猎人山”续篇《追踪台湾蓝鹊》〔36〕，文中细腻地描绘出台湾蓝鹊的雅致风采及其生存境况，还有猎人四处布下罗网的威胁，文末一只蓝鹊在风雨交加中触电惨死的景观犹显凄凉，生命的美丽与脆弱、文明的负面影响尽在不言中。两人合写的又一篇作品《绿色小径》〔37〕再次记录深入猎人山一荒芜小径的所见所感，路边的杂木林、野生动物、原住民的遗迹等等，都让作者明白“野地生命并未歇止，只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而已，所以要欣赏它，有时得放弃势利的眼睛，而闭着眼细细倾听。”

应该说，台湾的自然写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跳脱出环保式的窠臼而日益多元化，作者们渐渐摆脱了早期简单刻板记述自然观察过程、文字过分平板单调之弊，而注重文学语言的感染力、文章布局的吸引力，使自然写作益加倾向于散文文类。做这种文学倾向努力的除上述几位外，还有洪素丽、王家祥、徐仁修、陈冠学等。

洪素丽这两年的生态散文，不仅以更开阔的视野关怀自然与人，而且在散文艺术的熔炼与知性思考的深度上均更加成熟。如《告别忧郁》〔38〕是在冰岛青白色的雪原中感受到的自然给予的喜悦与启迪。这里有着“混沌天地间最原始的美丽。空白的美丽。安静的空白，泼墨浓淡的空白。无法遍植欲望的空白。极简艺术中无形状无透视无符号无边境的诗意的空白。”惟有“灵性”才能使人与大地、与时间相犀通，才能使尘世的种种忧郁退隐而去。文中含蓄委婉的抒情，融感性意象与知性思考的文字，都体现了自然写作可拓展的路向。此外，她还发表了《湛蓝》〔39〕等生态散文。

王家祥的《秋日的声音》〔40〕则是用心倾听天籁并探问生命真谛的深具文学性的作品，在王家祥笔下，秋季是温柔丰美而圆满的，秋天的声音内敛而细致，他用美的而深情的文字传达出秋日万物清明爽朗的声音与生命姿势；文末对无视自然生命的人类的粗暴加以挞伐，则体现了王家祥的批判意识。他的《飘浮的大武山》〔41〕同样尖锐地抨击了那些不用力维护生态的政府，他说那些对土地一无所知、缺乏历史、人文、生态的涵养，一心一意横暴粗辣地追求经济指数的官员“永远看不见山”，也无法尊重山，尊重土地。还有林云阁的《迷惘的鱼眼》、梁正居的《家在老农庄》等作品也都体现了深具批判意识与忧患情怀的生态观。

而徐亿修的文集《思源垭口岁时记》是以洗练的文字加上精致的图片来呈现丰饶多样的自然生态和绚丽多变的山林景致，期以唤醒人们珍爱自然的素朴心情。这份意图大概也是所有以灵慧之心领略自然，以灵动之笔记述生态变化，并细腻领悟自然奥秘的这些“自然写作者”的共同旨趣吧。

四

报刊的“专栏”写作是台湾文坛的突出现象，专栏文字多涉及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典型的专栏作家下笔常纵论时事、直陈时弊，文锋犀利有余，文字的推敲不足。这几年，大量散文家、小说家的加盟，提升了专栏文字的文学品格；如张晓风、阿盛、亮轩等散文家这两年也为报纸写专栏文字，多属意味隽永的短作、随感，但也少真正厚重之作。张晓风于1996年底出版了专栏结集的《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书名已透露了这种专栏文字的闲适与随感的轻松，虽然她笔下透示的点点人生感触仍有动人之处，但专栏文字确乎很难体现她“亦秀亦豪”的风格。

在比较典型的专栏作家中，杨子的文风较独特，他的笔下更多精辟的人生思理，表露出浓郁的人文关怀。如《惟见长江天际流》〔42〕以长江寄寓深切的乡愁，他说“乡愁，是天人合一的美学。人类眷恋自然表现于特定地理环境的情怀，乃酿成乡愁，这是大自然之美好，通过人类之灵而形成思维上的反照；从而，乡愁也具有人文的高度意义。”而《音乐的生命哲学》〔43〕谈到“音乐的生命哲学是哲学、宗教、行为学、心理学所谱成的语言旋律，是人类所表现的一种‘灵’，也是对人类之灵的呼唤。”《风雨中访日月潭未遂》〔44〕则记写雨中走访日月潭的经历，对自然遭受人为破坏感触良多。杨子的思索更多系于人之灵、人之本，比之一般专栏作品，他的文字更流利，情思更深长，更注重艺术感染力。

还值得提上一笔的是《联合报》于90年代“为要唤起全民对驱遣文字的信心、热爱”，开辟了“全民写作”栏目，该报多年来一直保留了这一栏目，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文字亦极短，但这正是90年代“城乡上演的悲欢连作——发生在海边、公园、医院、学校、山林、工地以及街巷的短剧”，〔45〕文体上既有小说又有散文，1996年至1997年两年亦有为数不少的短文记写了苍生百姓的生命刻痕，不论从推广普及文学写作的角度看，还是就“文章诚实、丰富、多样及意想不到的人生张力”而言，这确实为文学写作打开了一个新面向。

〔1〕郑喻如《现代小说与读者渐行渐远》， 《联合文学》1997年第8期。

〔2〕颜崑阳《活在一意孤行的感官世界》，1996年10月2日《中国时报》。

〔3〕《前卫与乡土的沉思——散文类决审会议纪实(中)》，1996年9月23日《联合报》。

〔4〕〔5〕杨蔚龄《散文，生命的印记》，1997年9月26日《联合报》。

〔6〕〔7〕周志文《冷眼与热情——评黄碧端〈期待一个城市〉》，《联合文学》1996年第10期。

〔8〕〔9〕魏可风《在孤独里独白——蒋勋访问录》，《联合文学》1997年第1期。

〔10〕《联合文学》1997年第1期。

〔11〕1996年1月1日至2日《中国时报》。

〔12〕1996年12月21日《中国时报》。

〔13〕1996年9月12日《中国时报》。

〔14〕1996年1月20日《中国时报》。

〔15〕1996年10月9日至10日《联合报》。

〔16〕1997年6月1日《联合报》。

〔17〕王鸿卿《缅怀国度里的杨牧》，《幼狮文艺》1997年第5期。

〔18〕黄碧端《感性的回声——评李黎〈世界的回声〉》，《联合文学》1996年第9期。

〔19〕1996年3月28日《中国时报》。

〔20〕席幕蓉《高原札记“资料”与“经验”》，《幼狮文艺》1996年第5期。

〔21〕1996年8月1日至4日《中国时报》。

〔22〕1996年11月21日《中国时报》。

〔23〕1997年10月5 日《联合报》。

〔24〕1997年2月10日《联合报》。

〔25〕1996年9月16日《中国时报》。

〔26〕1997年1月2日《中国时报》。

〔27〕1997年1月13日《中国时报》。

〔28〕1996年6月26日《联合报》。

〔29〕《联合文学》1996年5月号。

〔30〕1997年3月24日《中国时报》。

〔31〕〔32〕沈冬青《观察、解说与创造：阅读刘克襄》，《幼狮文艺》1997年第6期。

〔33〕《幼狮文艺》1997年第6期。

〔34〕《联合文学》1996年第9期。

〔35〕《幼狮文艺》1996年1月号。

〔36〕《幼狮文艺》1996年5月号。

〔37〕《幼狮文艺》1997年第4期。

〔38〕1996年5月27日《联合报》。

〔39〕1997年4月23日《联合报》。

〔40〕1996年12月26日《联合报》。

〔41〕1996年12月7日《中国时报》。

〔42〕1997年10月6日《联合报》。

〔43〕1997年9月8日《联合报》。

〔44〕1996年8月14日《联合报》。

〔45〕陈义芝《新极短篇·序全民写作》，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