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篇一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意义

摘 要：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其他领域相比，文化领域却相对滞后，传统文化流失，文化失根，出现各种文化乱象。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精髓 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英国学者泰勒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个综合体。”[1]

中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要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2]

所谓传统文化，它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小概念组合而成的。“传统”从文化学角度诠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逐代延续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等[3]。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本精神

梁漱溟先生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4]。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主导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却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人，更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第一，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指出“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直截了当地提出“得人心者得天下”。第二，尊重人的利益要求。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好富恶贫是人的共同心理。孔子不反对人们“求利”“得利”，只是主张“义以为上”，不能见利忘义。第三，尊重人的物质欲望，反对鱼肉百姓。“食色，性也”，抑制人的物质欲望是不人道的。第四，倡导“仁政”，反对“暴政”。

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二)道德的教化

《诗经》提出“夙夜在公”。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道德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儒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范畴，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伦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到《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

(三)追求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的和谐社会;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理想里没有离开过“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生万物”，“君子和而不同”等理念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和”是中华文明的根，是延续中华文明的一根线，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

(四)中庸之道

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他把“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在他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

日常生活里，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佛道，佛道就是要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倚即为“中”。“中庸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享欲不要太乐，用物不要太荣，生活不要太奢。房子未必愈大愈好，食物也不是愈精愈佳。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适合自己的才是王道。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意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财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人类面临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这五大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和价值的五大危机[5]。这些冲突和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社会和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们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蕴含丰富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力量，是解决这些冲突和危机的一剂良方。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追求的不是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平衡人的心灵，都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大思想大智慧，在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玉德.中国传统文化新编[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2.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人民出版社，2003：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0.

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篇二

论文昌文化对传统年画的影响

年画作为我国民间美术所特有的一个大类，从其起源到形成，并最终为老百姓喜爱而普遍流行，必定有比较复杂的原因。但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渊源绝对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我国浩瀚的文化图景里，文昌文化作为民俗信仰流传普遍而广阔，研究其对年画这种民间艺术的影响，对全面认识年画很有意义。

一、文昌文化的内容特征切合了民间年画的世俗需要

(一)文昌文化内容及特征

广义的文昌文化，是指以文昌崇拜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并由此产生的教化内涵、救世方式、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医药、民间风俗等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文昌文化起源于羌氐图腾崇拜，崛起于人神合一，得益于道教的推广，是道教的神祗，“掌管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文昌文化属于道教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发展过程中，道教兼容了儒家和佛教的部分思想，儒释两教往往也借文昌之口传达自己的思想，所以文昌文化吸取了儒、道、释的思想精髓，形成了自已的思想体系。文昌信仰主要神祗任务是掌管“人间禄籍”，而传统社会通过科举及第才能求得功名富贵是影响深远的客观现实，因而和科举文化联系紧密。因功利目的寻求神祗佑护，加上文昌信仰之从善积德才能得享平安富贵的宣扬，一起形成世俗化的信仰特征。

文昌文化经过不同时代的道士以“扶鸾降骘”的方式，擅于通过浅显易懂的训诫和经历故事，来宣扬坚持行善、积累阴骘、惜字崇文、耕读等能最终获得功名福禄。因其提倡忠、效、仁等价值观，宣扬先有阴骘而后福，所以符合社会纲常和朝廷对子民教化的需要，其神祗为大多朝廷帝王所肯定，甚至一路加封到最高的“帝君”之位。这些客观上肯定了世俗的、功利化的幸福追求动机，既为渴求科举高中而富贵显达的平民和士子所崇奉，也为达官显贵祈求加升和吉祥平安所膜拜，广为世人所接受，具有广阔的信众基础。

可见文昌文化是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综合、积淀产生的结果，具有世俗功利性、与科举文化联系紧密、吸收儒道释各家文化精髓的丰富性，以及社会纲常的教化功能，而且其传播方式贴近生活浅显易懂。文昌文化经过广泛传播后，其很多内容被融化成了民俗生活习惯，比如庙会仪式、医药、饮食、敬惜字纸、崇文尊儒等民俗。

(二)文昌文化的内涵及世俗功利特征，切合了年画表现的动机和需要。

传统年画也是世俗功利追求的体现，是直白浅显的祈福方式，是民间信仰崇尚的体现，具有教化功能。作为民间艺术，必定会体现对当时社会影响甚深的各种文化及民俗内容。文昌文化内容的世俗特征正切合了传统年画内容功能需要：其内容广乏覆盖了传统文化精髓，其本身是民俗风尚的一部分，其信仰主张具有道德纲常作用，其教化方式融合于百姓生活。

《阴骘文》和《文昌帝君化书》等文昌经诰把文昌帝君完全世俗经历化，把功名利禄和广行善事结合起来，通俗浅显的宣扬文昌信仰内容。并通过文昌宫观壁画、各种经诰图证图解生动形象的描述或阐释教义内容，从而为广大底层百姓所熟识记忆。文昌文化事实上不避世俗功利化的追求动机，宣扬功名利禄获得之正道，为当时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纲常规范，正合了平民、儒生、仕宦及朝廷普遍需要。这意味着世俗功利追求的阳光化，区别于相对更正统、更高深、更玄远、一般回避世俗功利动机的儒家和佛家文化，也有所区别于道家的其他主流传播方式。文昌信仰的这些特征使其更能深入到底层百姓中去，创造了年画得以表现的条件，也切合了年画的创作表现动机。

考察年画的神祗题材表现内容，我们会发现，文昌帝君能够被当作文门神、科举神、文财神等广为表现，而儒家孔子作为文圣先贤之“文宣王”，在年画中却相对较少表现。佛教的各路神祗，除了佛教本土化后而和文昌崇拜有同样世俗特征的观音外，也相对较少作为年画题材。“读孔子书，考文昌试”的俗话可以生动的作为文昌信仰更能为民间世俗接受的明证。这种世俗信仰在民间流传的广阔，势必深层影响于民间艺人的年画表现题材和内涵。

二、文昌文化信仰丰富了年画的表现内容及内涵

文昌文化完全形成和盛行晚于年画起源的桃符或驱鬼门神说的起源时间，这个起源相对单一的论说为更多人所接受。虽然也有观点支持年画一开始就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无论怎么样，可以肯定的是：早期年画内容的多样性，不会超过相对晚期的年画。因为艺术规律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更为发达及多样思想文化的产生，任何艺术门类的表现内容和方式都会更广阔。

从年画起源看，年画起源之桃符论和门神论都是祈求神祗保佑吉祥平安的功利目的，这也一直是年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文昌文化的主要神祗文昌帝君，因掌管“人间禄籍”，从神职上得以成为主宰平民士子功名富贵的禄神、财神、科举之神，其圣像直接成为年画表现功利追求而信仰崇拜的内容。作为信仰通过年画加以表现也丰富了科举文化的民俗体现。文昌帝君在年画里成了继武们神、武财神之后的文门神、文财神，增加了年画表现门神和财神崇拜的种类。

年画的世俗功能上，在作为增加喜庆吉祥的视觉感官艺术玩赏同时，兼有悠关命运的祷告膜拜，严肃而庄重。人们对功名利禄执著追求，渴望成功恐惧失败，对伦理纲常、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理解出现困顿，在所有不能完全自主掌握命运时，都期望获得神助，至少能从内心求得暂时的宁静。所以，直到现在的民间春节贴年画，都还是“请财神”、“请门神”等敬畏表述。膜拜文昌，自然奉扬文昌文化的教义内涵，比如尊崇劝善、阴骘、因果报应、耕读、惜字、崇文明道、救世等内容，这些训诫故事和文昌帝君相关经历等也都自然成了年画题材。另外，文昌文化吸收了儒家和佛家的精髓，通过文昌文化浅显的传播，增加了年画的教化内涵，影响了民间艺人的创作观念，同时也丰富了年画作为民俗文化的内涵。

因果轮回，是文昌信仰宣扬祸福关系的手段之一。被称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中，常有的一个题材是《老鼠嫁女》，此寓意题材最早出自古印度梵语文学作品《五卷书》第三卷第十三个故事有关佛教轮回阐释[1]。

绵竹年画中还有《三娘教子》的作品，该年画不仅传递出传统礼教崇尚的习文明道的规范原则，也引导着妇女对三从四德的遵守，是吸收了儒家精髓后的文昌文化体现。而杨柳青年画的《渔樵耕读》，正体现了崇文耕读的文昌文化图景。

同作为四大年画之一的杨柳青年画，其天津杨柳青博物馆，该馆藏一批以《文昌帝君阴骘文》为题材内容的杨柳青年画，直接表现了文昌信仰内容。最早藏于镇内道教古建筑文昌阁内，当时制作共有二十四幅，每逢上元节取出张悬展示，现存18幅。在每幅年画的落款处，有杨柳青镇当时的十八位儒生士子为每幅年画恭录的注疏，图文并茂。该批年画集中体现了文昌文化对民间年画从内容表现到民俗信仰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

自科举制实施以来，打破了特权者才能为官的界限，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读书科举入仕，成为天子之臣，福荫全家，光宗耀祖。这强化了文昌信仰的地位，有关科举文化的年画题材因老百姓祈求人生命运改变的愿望而广泛受到欢迎。在长久的科举制度下，哪怕直到现在，老百姓求官谋福的官本位思想都根深蒂固，反映在年画中，就是希望家庭成员能有一天高中功名。相关年画有《封侯挂印》、《五子夺魁》、《得禄听封》、《状元及第》、《加官万代》、《五子登科》、《加官进禄》、《指日高升》、《进禄丰年》、《万代居官》、《禄位高升》、《一品当朝》、《受天百禄》等。这些文昌文化的内容一直是全国各地传统年画的主要表现题材之一。

文昌文化是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不只是单纯的教义宣扬，她更是世态面貌的直接反映。世俗化、功利化、浅显易懂的传播，以及兼容儒、释文化精髓的特征决定了文昌文化在民间的广阔影响，增加、丰富了民间年画多个层面的内容。

三、文昌文化现代价值，

一定程度提升了传统年画的审美趣味

年画作为民间艺术，事实上也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不被官方及主流文人看重。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院体画”和“文人画”几乎控制了后来的画坛。任何一部正统的中国绘画史、理论著作及文化著作里，很少有提及年画，即使偶尔见到，都仅寥寥几笔带过。盖因年画是些无名画家和工匠的作品，是等级地位“强分尊卑”观念的结果而不登“大雅之堂”。这里不过多探讨官方主流艺术与民间艺术优劣及孰是孰非问题，只强调：民间年画，至少在桃符门神崇拜流行基础上，因为文昌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升了民间年画的审美趣味。

文昌文化吸收了儒道释的精髓，儒道释三家也按自己的思想观念给以改造或把自己的思想赋予到文昌文化之中去，文昌文化直到今天也具有广泛的现代价值。仅从文昌经诰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来看文昌文化的现代价值，可以总结出很多：“广行三教”是思想包容的体现;“未尝虐民酷吏”“于公治狱”，是清政廉明的从政思想; “救人之难……容人之过”意味人格大度;“广行阴骘”提倡积极向善;“上格苍穹”而求知求真; “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和睦夫妇……”“斗秤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等是高尚的伦理道德观体现……文昌文化的现代价值还有很多，比如提倡敬惜字纸、耕读崇文明道、生态和谐观、尊重生命、爱护自然环境等等。

上文提及天津杨柳青博物馆的那批以《文昌帝君阴骘文》为题材内容的杨柳青年画，该批年画直接表现了文昌信仰内容，当然也体现出了文昌文化的现代价值意义。艺术审美趣味当然高于纯粹的功利年画追求。下面简单概括现存的十八幅年画及所蕴涵的价值追求：

1，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清廉的从政追求。

2，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坚持公道。

3，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乐于慈善。

4，救蚁中状元之选。——和谐生态伦理观。

5，埋蛇享宰相之荣。——和谐生态伦理观。

6，正直代天行化。——宏扬积极正气。

7，慈祥为国救民。——体恤民情，心怀天下。

8，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世尊重生命。

9，救危如救密罗之雀。——救世尊重生命。

10，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体恤好施。

11，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尊重生命人格。

12，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诚信。

13，舍药材以拯疾苦。——慈善救世。

14，施茶水以解渴烦。——慈善救世。

15，举步常看虫蚁。——和谐生态伦理观。

16，禁火莫烧山林。——和谐生态伦理观。

17，勿登山而网禽鸟。——和谐生态伦理观。

18，勿宰耕牛。——珍惜生产资料。

以上仅仅是简单的概括，事实上这批年画的每幅作品，以及很多与文昌救世及所演绎的故事相关题材的年画，都蕴涵更丰富的审美表现意义。即使民间年画以前不登大雅之堂，但以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观念看来，难道还认为民间年画只是一类世俗功利的民间艺术吗?应该承认，至少文昌文化的现代价值，一定程度提高了民间年画的审美趣味。

四、文昌祖庭绘画技艺精湛，直接对传统年画艺术产生过影响

(一)文昌绘画主要内容

“北有孔子，南有文昌”，文昌文化的信仰及习俗，至少在元代以来普遍盛行于大江南北，即使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破四旧及文革洗礼，到今天也任然为海内外许多老百姓所信崇。文昌文化内涵丰富，包括与文昌文化相关的绘画。在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中，道教星神是较为多见的题材。有关道教星神的绘画不但多姿多彩，而且神秘和富于表现力。这些星神绘画中的文昌星神，与梓潼神的结合而主文运和功名利禄，是为文昌帝君。还有作为文昌帝君辅神而管文运的魁星神。在科举文化下，这两神是当时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对富贵荣禄追求而祈求佑护的神灵，是文昌文化的主要神灵绘画。这些绘画和文昌宫观壁画、经诰插图等绘画一起形象的描述或阐释文昌信仰内容，由此形成与文昌文化相关的独特文昌绘画。

四川梓潼县是文昌文化发祥地，七曲山是文昌祖庭所在地。梓潼自秦昭王置蜀郡后，一直是蜀道要镇，历代兴盛，在文昌文化得以兴盛之前文化积淀已经深厚。同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卧龙山千佛岩和汉阙遗存(占全国汉阙遗存六分之一)，就是梓潼这个区域造像及绘画艺术在文昌文化兴盛之前就很发达的明证。绘画的直观形象，使其具有叙事、阐释、宣扬、教化功能。因而在宗教和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几乎都能见到以绘画表现内容或用以渲染美化形象，文昌文化也不例外。梓潼神被儒、道、释及各朝帝王各赋内涵而兴旺流行，为各种神祗角色造像，并以图证图解方式作为叙事、释义、倡教手段，这让文昌绘内容得以极大丰富。

文昌绘画主要体现在壁画、木刻雕版画、年画、水墨等几大类。自宋代梓潼帝君被道教尊奉为掌管人间禄籍之神以后，七曲山及周边区域以反映文昌帝君为题材的壁画颇多，尤其以帝君出世、救世、荣禄、阴骘事迹描绘为最盛。明清两代，七曲山盘陀殿有《文昌荣禄图》;桂香殿有《文昌下凡》、《文昌救苦》、《文昌除灾》、《文昌文房四宝》;县城玉液池有八幅《文昌出世》壁画。在清中期文昌祭祀被纳入国家祀典后，各地文昌宫、阁再次大兴，文昌宫阁绘制壁画也再次达到高峰。直到道光末年后，梓潼都还有人绘制《文昌得道救世图》、《文昌圣像图》、《阴骘文二十四图》等。

在文革前夕，七曲山原有各类文昌壁画100余幅，文革被铲毁或推倒墙壁后，现存二十余幅。得以保存的年代比较久远的壁画，有文昌宫正殿两侧假托唐朝吴道子所绘的《文昌行吟图》。桂香殿有《文昌求学》、《文昌骑鹿图》和《文房四宝》，家庆堂有文昌与父母的生活图，天尊殿残存有十分珍贵的《十二真仙图》和《为民祈雨图》等。马鸣乡潘家沟潘家祠堂有文昌壁画三幅，双板乡有文昌壁画四幅……

(二)文昌绘画的艺术风格与年画。

从文昌祖庭有关道教星神的壁画看，主题是文昌圣象、文昌得道、文昌救世、阴骘故事、求学及科举及第、福禄因果、生活百态等内容。文昌绘画当然是作为弘扬教义的形式和手段出现的，涉及文昌信仰及习俗的所有方面。作为肩负弘扬文昌信仰使命的文昌绘画，因为文昌信仰的世俗特征，而区别于怀有优雅、崇高心态的宫廷院体画及文人画，其大部分可以直接成为圣像膜拜、消灾、祈福、教化、喜庆、娱悦的民间年画的一部分。

文昌壁画从风格上看，元明早期受吴道子画派影响，线条遒劲当风，勾染结合。后期整体风格不拘一格，粗旷细腻各有所取，民间情感浓烈，男性形象文胸武肚，女性则溜肩细腰，有时又稚拙淳朴。《文房四宝》一类的静物画极其讲究细微的工笔技法和构图，形式感非常现代。这些工笔画技法和艺术表现的精湛也意味着此地年画艺术水准高超。

文昌壁画技艺精湛，这不仅从文昌祖庭的壁画可以看出，也可以从明代武连镇觉苑寺佛教壁画得到印证(武连历史上归梓潼管辖)。因为武连镇觉苑寺壁画保存完整，技艺堪称明代壁画艺术典范，距离文昌祖庭大约20多公里，在同一行政区域紧邻，且于相近时间重建而成。我们知道，古代成规模的宗教庙宇建设大事都得经过当地府衙允许，否则会被降罪为淫祀。同一行政地区，同朝代，紧邻，足以作为文昌祖庭区域民间绘画技艺精湛的佐证。

文昌木刻雕版画发达是因为自宋代雕版印刷普遍应用以后，由于传播文昌信仰的需要而大量印制文昌经诰、经文、插图的结果，遗存相当大，不胜枚举。较早的有南宋孝宗时用木刻雕版印制《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文昌大洞真经》等，其中有幅署名“仁和弟子孙敬桐”的《文昌帝君》插图画，以简约的笔法描绘出慈祥神态，神韵卓然，构图讲究。《阴骘文果报图注》全书载图180幅，《阴骘文像注》和《阴骘文图证》就有文昌系列插图280余幅……[2]文昌壁画及雕版画，为文昌祖庭所在地民间年画兴盛垫定了基础。

(三)文昌年画及传播。

我们把表现文昌信仰及与文昌文化相关题材的年画称着文昌年画，那么文昌祖庭及所在区域的绘画，还包括文昌年画。每年两次迎神大祭活动之一的文昌祖庭庙会，在农历春节期间举行，这是祖庭区域的家家户户春节期间最隆重的活动，都会供奉张贴文昌圣象及相关祈福画像，这很也可能是文昌绘画自然演变成文昌年画表现内容的原因之一。

从文昌祖庭关帝庙现存直接雕刻彩绘的明代四幅文门神看来，民间年画相当兴盛。其雕刻、彩绘技艺非常高超，艺术表现手段非常完善。四幅文昌门神画构图各异，其右侧画中顾盼张望的鹿，“望鹿”意味着“旺禄”，或“游鹿”意味着“有禄”。右侧两幅文昌帝君阔胸仪伟，侍从手托盘中梅花鹿，或手托盘中官冠。手托盘中“鹿”叫“晋禄”，手托盘中“冠”叫“加冠”，两幅画联系起来，就叫文昌帝君“加冠(官)晋禄”。

年画有广阔需求市场，民间艺人掌握了一流雕版技术，又具有高超的造像绘制技艺，梓潼作为蜀道要镇，也具备当时物资集散的地理优势，可以想象大量印制木刻年画的盛况。

随着梓潼艺人的迁徙和文昌文化的广泛传播，文昌绘画也得以广泛传播。有史料及线索可以证明文昌祖庭区域的绘画从源头影响了民间年画。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作为目前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山东杨家埠年画。据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志》载：“杨氏一族，原籍四川成都府梓潼县人，自前明洪武年间迁潍，居浞水西岸，隆庆六年因水患，复迁西埠。”碑文亦日：“潍东杨氏，原籍四川梓潼县人，自故明成化迁潍。卒葬村北，累世坟兆可稽。”考察杨家埠祖先宗谱和碑文也能说明来历：在公元1342- 1371的这段时间，梓潼发生赵和尚起义和明代玉珍抗元等四次战乱，梓潼杨氏因避战乱由蜀道北上，辗转迁徙到山东，同时也带去了梓潼木刻年画的精湛手艺。此记载足以证明文昌祖庭绘画或梓潼年画直接影响了部分民间年画的发展。

另外，目前也作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四川绵竹年画，本身距文昌祖庭距离很近，宽泛的说也是在文昌文化的发祥区域范围内。更重要的是，绵竹和梓潼都在古蜀道上，且属于蜀地的郡县范围，民间艺人受到文昌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至今绵竹有民谣：“南华宫中去看画，东门河坝去看花”。可见道教场所本身是是绵竹年画创作买卖的场所。

考察文昌祖庭壁画、木刻雕版画及年画遗存，可以知道文昌祖庭所在区域的绘画，历史上随着文昌文化的兴盛而更趋兴盛，围绕文昌文化的绘画也得以集中并提高，以文财神为主题的文昌年画至少在元代就相当兴盛，随着梓潼绘画艺人的迁徙而传播了绘画技艺，和文昌文化的对外广泛传播一起，多方面影响过中国传统年画。

参考文献：

[1] 《四川文物》 2007年 第6期 作者：江玉祥 《“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

[2]《四川文物》 1997年 第3期 作者：罗智婉《文昌绘画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