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迁、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辛亥革命得失利弊全面反思的结果。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反思辛亥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建党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知识分子的情感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建党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知识分子的情感变迁全文如下：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是救亡图存，在寻求国家生存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励精图治寻找了很多方式，在不断地尝试与失败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艰难发展。知识分子情感也在其中不断发生变迁，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一个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割据，战乱纷争，民不聊生的时期。救亡图存是时代主题，社会精英开始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式，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不停尝试与失败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

近代中国的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价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

一、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摧残，带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变迁的否定

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农业文明在面对西方机械文明时如此不堪一击。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以最优秀最先进的文明自居，但鸦片战争让我们看到更先进的机械，原来火药不仅只能做鞭炮，还能做大炮。特别是甲午战争更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情感伤害，日本一直都我们的学生，弹丸小国，经济实力更不如，却能打败我们，情何已堪。所以甲午战争后兴起了留学日本的风潮，近代比较有名的知识分子大都留学日本，应该说当时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影响很大，今天我们的很多学科都是从当时的日本翻译过来，包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阐述了资本主义的侵略性：“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这种入侵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毁灭，更是精神与文化的摧残。1840鸦片战争开始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对近代中国也带来毁灭性灾难。政治上土地割让，主权丧失，朝廷成了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傀儡。经济上，巨额战争赔款使政府入不敷出，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无法独立发展，农业手工业大部分破产，民不聊生。文化上，更是唯唯诺诺，经济军事上的悬殊也使中国人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传统文化。恽代英在总结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时说，它“使中国四万万人不但物质方面成为无抵抗的政治经济上的亡国奴隶，并且在精神方面二十余年不敢对帝国国家要求独立平等的权利。” 外族的入侵让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失望，他们迫切希望从外部寻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

二、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导致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背离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连接社会上层与下层的纽带，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但机器文明开始入侵农耕文明时，农耕文明毫无招架之力，清王朝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自身的生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上层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啦，该怎么办，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救国方式，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改革步伐步步深入，以为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我们就可以像西方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但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不但没有改变遭受列强侵略的局面，反而使中国陷入混战之中，百姓生灵涂炭，不堪重负，人民在水生火热中挣扎。原来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在知识分子一步步深入改革又一次次的失败后，马克思主义逐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开始的零星传播到十月革命后大面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

(一)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传播，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

十月革命前，先进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潮影响很大，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打败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不同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被认为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学习西方是当时的主旋律。主要代表有以梁启超有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派，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走向资本主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走向资本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零星的，没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或著作。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在1899年2月到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到124期上，蔡而康撰稿，以《大同学》为篇名，由英国人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选英国社会学家基德《社会进化》一书的前三章节。随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开始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介绍和传播。如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提到“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但梁启超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梁启超说“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矣。”他把社会主义宗教迷信混为一谈。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也十分向往，他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并肯定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例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但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认识是片面简单化的，“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与之相比，孙中山更推崇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学说，“卓尔基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 十月革命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零星的，简单的，传播者其理解也是片面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词之一

应该说十月革命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鼓励，本来知识分子希望学习资本主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希望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但总是因为内部外部的原因无法实现，同时辛亥革命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一战更让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所以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又爱又恨。此时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这种制度说自己比资本主义优越，资本主义最终必将走向灭亡，这极大地吸引了正在急切寻找救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制度也正好迎合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又爱又恨的情感。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中国的报纸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认为，中国也可以实行这样的革命来改变当时的社会窘状。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只是当作一种流派简单介绍，而是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1919年5-8月的由梁启超主编的《晨报》发表了陈博贤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该文影响很大，是当时知识分子认识唯物史观的基本范本。之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越来越多，1919年9月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等。五四以后一年内，全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多达200多种。如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瞿秋白等创办的《新社会》，五四后《新青年》发展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词之一，言必称马。

三、知识分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最流行的词，但知识分子并没有盲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寻找指导中国的方式，关于马克思主义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各种声音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步入新的时期的时候，各种声音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论战，比较突出的三次：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4月30日，应中国一些教育团体的邀请，杜威来到中国上海，宣传他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作为杜威的学生，完全奉行实用主义的思想。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问题。很快《国民公报》刊发了蓝公武的《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的思想，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而后李大钊他随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主义都有其理想与实用的两面。双方的争论持续到1920年上半年才慢慢结束，这次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中国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社会主义问题争论

1920年9月，应讲学社等的邀请，罗素来到中国，他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劳资调和，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国际方面，极力推行西方的世界主义。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在中国讲学后，于当年的11月6日在《时事新报》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主张实业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立即进行了评论和质疑。陈独秀也在《在致罗素先生的信》中，指出：发展中国的教育与工业是毋庸置疑的，但实现的途径尚需讨论。他认为借鉴欧美日的经验与教训，中国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错路。陈独秀认为中国发展实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组织，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此次争论持续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1922年才基本结束。经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批驳，张东荪、梁启超的声音也日渐微弱。

五、与其他社会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争论

无政府主义主张政治、经济上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还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流派，都是主张通过合平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相当活跃的，对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以至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当时由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并不高，对马克思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并不了解。那些后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人，更多的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李大钊、毛泽东等。

五四运动后，阶级意识的变化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来审视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夏，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谈政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纲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选理论，主张阶级斗争批判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观点。无政府主义者由于理论的贫乏，他们虽然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表示反对，但是没有做出系统的答复。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是否适合中国，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从早期知识分子由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在积极寻求独立富强方式中，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资本主义改良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都没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一次次都斗争失败，我们迎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在与各种思想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站稳脚根绝不是偶然的，他满足了中国现实的需求，满足了知识分子的情感需求。他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与其他思想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经过了现实的千锤百炼，才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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