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是历经两千多年在我们本土发展起来的悠久文化。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全文如下：

【摘 要】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了相互结合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三个最具为有代表性人物。文章通过对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冯契的智慧说这一思想历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体现着这两种理论的逐步融合与深化，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推进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就开始展开接触、交流、冲突、融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主要有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孙中山等人，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观点都是间接停留在对马克思支离破碎的了解，尚未具备广泛传播的条件。而到了五四运动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开始了现代化。

二、李大钊： 从民彝史观到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前，李大钊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等问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事革命活动，从急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

(一)民彝史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李大钊在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于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即“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李大钊指出，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无为而治天下。“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彝”。聪明的统治者，应当顺乎“民彝”，而不是违反“民彝”。

(二)从“民彝”看《庶民的胜利》。正是基于这种民彝史观，尊重“民彝”的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认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觉醒;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代表了这种“民彝”的大觉醒。李大钊之所以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首先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共鸣，不是由于别的，就在于他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民彝”的大觉醒。

(三)唯物史观。从欢呼“庶民的胜利”出发，李大钊很快选择了俄国人的道路，并由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类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民彝”的新觉醒展示了新方向，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气息。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实践精神的，没有以后的那些教条味。

三、毛泽东：从本体论到“实践论”

如果说李大钊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实践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践论”以其自身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一)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与吸收。毛泽东深受着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从历史中吸取了农民的反抗精神，看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以“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广大农民固有的“均平”意识，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满足农民对平分土地的要求，以此来摧毁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完成了一场空前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二)实践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重视面向实际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更是反对向书本讨生活。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不仅仅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语言、中国气派，更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为了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冯契：从知识论到“智慧说”

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的禁锢，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再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真思考、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由智慧说到广义的认识论。

冯契在哲学上主要是受毛泽东和金岳霖的深刻影响。然而冯契又认为这二者的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知识论化倾向。而这种知识论化倾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使认识论片面化、简单化。只讲认识世界，不讲认识自己;只讲获得知识，不讲成就德性;只讲知识问题，不讲智慧问题。而哲学应当关心人的生存，给于人以智慧。冯契把自己的这种认识论称为“广义的认识论”，以别于金岳霖、毛泽东只讲知识理论、不讲智慧学说的认识论。

(二)化理论为德性。

如果说“化理论为方法”这一点早已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所凸显，那么“化理论为德性”则是冯契的“智慧说”个性化的创见。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讲自然界的存在，不讲人的生存;只讲物质世界，不讲人的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他的名言。讲德性也就是要讲人格，冯契所要突出的，就是“人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突出了人格的地位和意义，并把人格理解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冯契的“智慧说”的一个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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