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并且在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方面也有所不同。本文在现代性背景下，在不同文化精神观照下，深入探讨中西绘画审美趣味差异及其深层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西绘画审美趣味存在明显的差异。“画有两种境界,一是‘画’,一是‘写’,‘画’是描画,‘写’是表现,写胸中逸气。”在这里石壶先生精辟地道出了“画”是再现，“写”是表现。“画”与“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与中国绘画不同的审美趣味：再现与表现。

长期以来，西方绘画一直是重再现而轻表现。不仅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模仿论”时代，就是后来17世纪的古典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甚至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代，重再现一直是西方艺术的追求。西方绘画的审美心理常常是直接求助于科学，即使在抽象主义兴盛的时候，也有直接从照像中获取灵感，把绘画的再现与写实的原则推到极端的最逼真的照像写实主义问世。与西方艺术不同，中国传统艺术是重表现而轻再现的。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以“言志说”、“缘情说”为代表的表现理论，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中国绘画注重内在精神的表现，这种内在精神，既包括物象内在的精神，也包括作者主观的情感。长期以来，中国画注重意境的创造，在造型和意境的表达上都追求“气韵生动”，强调“立意”和“传神”。比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就是强调画家作画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表现其内在精神。

其次，中西方文化精神对绘画的影响。进一步追究形成中西绘画审美趣味不同的原因，不难发现，与中西方的文化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的文化精神在把握世界时，追求的是一种重客观理性的、逻辑的方式，体现在艺术追求上，就是自古就注重模仿理论。最早提出“模仿说”的是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他就有过精辟地论述，“床有三种，第一种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床的理式;第二种是木匠依床的理式所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种就是画家摹仿个别的床所画的床。”在这里，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三大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他认为画家摹仿个别的床所画的“床”是对现实的木匠的床的一种模仿，所以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从中可以体会出艺术家的职责是摹仿感性的客观世界。对此，亚里士多德则更明确地进行了描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种艺术模仿论，对于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致使西方艺术的发展形成了重再现的写实风格。

中国古代被称为抒情的大国，这种文化精神在绘画领域的体现就是中国绘画重表现。中国绘画的成熟时期是在魏晋。魏晋时期，佛教东渐,从此,中华民族思想史在儒道之外，又增加了一家，出现了儒道释三家融合互补的局面。中国古代画家大多以儒家的思想来看待绘画的社会功能,但在审美方面大多以道释思想为指导,强调绘画要“悟道”,“修道心”。尤其是唐宋以后，禅宗思想对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禅宗的影响下,唐以后的一些画家认为画理如禅理,禅须悟,画也须悟。“宋人则称绘画曰‘墨戏’,明人则称‘画禅’,从宋以后,画、禅几不可分矣。画坛巨擘,如米芾,如荆浩、关仝、董源,如赵孟兆页,如董其昌,如石涛等等,都对禅法有深刻的参悟之功。浩荡洪流,令人惊慑,而其精神的开拓皆仰禅法。以故,无往云:禅宗兴,绘画昌,禅宗萎缩而画坛冷落。中国画名家无不具禅家精神,其作品,无不是禅境的示现。’”。如首创中国水墨山水的王维,就是信奉禅学的，他的画都渗透着禅机悟境。

最后，中西方绘画是互相渗透与交流融合的。东西方文化精神尽管存在着鲜明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不相往来，没有联系的。纵观中西绘画史也可看出，中西方绘画是互相渗透与交流融合的。比如，中国汉唐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以及19世纪中晚期中国水墨画对西方“印象派”画风的影响，都产生过积极地影响。同时西方绘画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现代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地影响。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的，“由于传统的民族心里习惯的熏陶,我爱绘画的意境;由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爱好,我重视形象及形式本身的感染力。”只有把握中西绘画根本精神的差异,在发展本民族绘画时，才能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做到既立足传统文化精神,又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探索出自己的创作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