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古代祆教美术图式举隅

(一)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及拜火圣像安伽墓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是“围屏石榻”，该石榻由三面屏风构成，以石头作为材料。屏风分左、中、右三部分，由3幅、6幅、3幅画构成，带有鲜明西域色彩及宗教祈祷色彩。一般墓葬中经常出现之仙人接引、狩猎、乐舞、送别等内容，在安伽墓中也有体现，而不同的是安伽墓中的这些情节都带有明显的祆教文化背景和特色。另外，屏风中所出现的石榻，与出土的围屏石榻形制完全相同，是赛祆场面中的坐具，这也是对安伽墓围屏石榻功能的真实写照.

在安伽墓的甬道前的石门门楣和门框上，刻有回旋葡萄枝及祆教祭祀图，祭祀图正中有三驼圣火坛。三骆驼头部向外，尾部相接，驼峰之上放置的莲花座上又有叠成井字形引燃的熊熊圣火，圣坛之顶有忍冬花纹。圣坛右上侧有弹拨箜篌的天人，形似古代佛教伎乐天人，左上侧有手持琵琶的天人。圣坛左右各有一人首鹰足的神祇。门额左右下方又各有一跪坐的男女胡人，前置小型拜火坛。这幅图在门额这样显要的位置上，一方面说明了墓主人的宗教背景，同时作为北朝官员的安伽墓采用这样的形式，也证实了北朝祆教在中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

安伽，姑藏(凉州)人，曾任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北周同州萨保、大都督.

凉州是北朝粟特胡人的聚居地，安伽是这里胡人的大首领。顺便要提及的是“萨保”，这一官职按照姜伯勤先生的说法：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特别是入唐以后，萨保(也称“萨宝”)在管理入华进行贸易的粟特胡商和对祆教宗教事务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及其祆教图式

据史书，徐显秀是祖籍恒州忠义郡(今河北省北部)的汉人，但是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他的墓中，有很多外来文化因素，尤以祆教文化样式为最有代表性.

1.墓室北壁壁画中端茶奉酒之二侍女的衣裙上，有直接点染上去的联珠纹对兽和奇异花草装饰图案，这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的图案，在中原地区的北朝壁画中也是初次出现，比之前我们知道的隋代要早了许多.

2.墓室西壁壁画墓主的坐骑，脖子下有镂雕莲花、忍冬和联珠纹的金属缨盖，根据法国葛尔耐先生的研究，这种样式在阿富汗某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与此形制几乎完全一致的实物，而它的原产地应该是在中亚地区。在壁画中出现如此逼真的饰物，并加以葛尔耐先生的佐证，可以肯定现实中确有此物，而且很可能就是徐显秀的坐骑所配饰的特定饰物。而这件物品前所未见，很可能是粟特商人奉献之物.

徐显秀，忠义郡人，其祖徐安，其父徐珍都曾经在北魏任边镇官员。徐显秀一生，先投尔朱荣，后追随高欢，逐步得到升迁，到东魏时已任帐内正都督。入北齐后，封金门郡开国公。因作战骁勇而屡立战功，后被封武安王。卒于晋阳家中，享年70岁。徐显秀虽为汉人，然成长于北地边镇，戎马一生，身居高位，很可能接受了比较浓厚的鲜卑乃至中亚文化的影响.

“徐显秀墓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壁画墓。完整的墓室壁画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的形制以及对隋唐墓葬制度的影响、墓葬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壁画遍布于徐显秀墓：墓道、过洞、天井、墓室均有壁画，但由于盗洞、草木根系等原因，部分壁画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脱落。以墓室的墓壁壁画为例，分为东西南北四壁，对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起居、出行等进行描绘，同时也是对墓主人死后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祈望。(三)北周史君墓石堂史君的死后陵寝是一座石堂，石堂为类似汉制的歇山顶式殿堂建筑，座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由底座、四壁、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四壁分别雕有四臂守护神、祆神、狩猎、宴饮、出行、商队、祭祀和升天等内容的图像。所雕刻的内容和风格上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这样的样式也和史君的粟特身份与祆教信仰相符合，同时从史君墓的石雕图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表现的要比粟特本地的文化更加丰富.

尽管史君墓遭到了盗墓人的严重破坏，但是经过研究者对墓主人的身份的考量，认定墓主人为北周时期凉州萨保史君。他是本居西域的史国人，后迁居长安.

且根据题铭记载，史君“大统初年……出身为萨保判事曹主”，也就是西魏文帝初年曾担任萨保府判事曹主，而到了北周时期又“诏授凉州萨保”。其祖父阿史盘陀曾经担任“本国(史国)萨保”，其父阿奴伽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也有极高的修养。史君出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根据他的年龄推算其祖父至少在北魏时期就担任史国的萨保.

另外，凉州(今甘肃武威)是汉唐之间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之所在，同时凉州也是河西较大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家族的势力等因素史君在当地胡人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

还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史君墓的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题铭的发现，对研究粟特文字及文化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四)隋代虞弘墓的对鸟火坛图像虞弘石椁底座上的祭火坛图像充分体现了墓主对祆教圣火的最高崇拜，在如此显要的位置放置火坛图像，也成为了虞弘是祆教信仰者的最为充分的证据。其中熊熊燃烧的火坛、两位鹰身人首的祭司和两位祭司均戴有口罩，这样的图像都是只能用祆教基本教义和信仰来解释的。祆教认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和化身，它包含了太阳和天体的光辉，充分显示了善神的力量和伟大的能力，闪耀着最高的真理。因此主持如此神圣的仪式的祭司们必须戴上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

根据墓志，虞弘是鱼国尉纥城人，其祖为鱼国领民酋长，其父曾任茹茹国(柔然)高官，而他本人13岁就担任柔然使节，先后出使过波斯、吐谷浑，后转使北齐，之后就留居内地，曾在茹茹、北齐、北周、隋两地三朝为官，在北齐时还担任过检校萨保府，故虞弘之胡人身份不容置疑.

在虞弘的墓中有汉文墓志，既有具有汉地建筑风格的石棺屋顶和汉人俑，也有明显具有波斯风格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见虞弘是一个汉化很深的胡人.

二、我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的图式特征

本文所述之中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两代之间、分布于古陆路丝绸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从上述图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术图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出现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种)，短发，身着胡服。二是出现不多的突厥人，一般为蓄长发骑马的形象。三是出现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鸟身的长者。四是带有头光的神祇，这些神祇几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还有一类我们强称之为“人物”的是一些动物形象的善恶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鱼马兽、骆驼是善神的化身，狮子是恶神的化身.

(二)配饰与细节特征

1、连珠纹。在各种配饰和细节中，连珠纹是出现最多的一种纹饰，这个图式是可以作为确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据之一。因为这个纹饰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现过很多变体，所以在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以确认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同时期的波斯银币和萨珊银盘上得到佐证。3、豪摩树。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豪摩树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复生者享用的饮品。所以，豪摩树也是可以确认其祆教特征的依据之一.

(三)图式内容特征在众多的祆教美术图式中，表现的多是赛祆祭祀、善恶二神的斗争、狩猎宴饮场面、或行进或休憩的胡商等内容，这些内容中一类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是对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种纪念和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