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开创者之一，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西方女性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她对“非个人化”理论的运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力，进入了永恒的时空。本文从叙事的非个人化与意象的非个人化等方面入手，探究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对“非个人化”的理解及运用。

关键词：非个人化 叙事非个人化 意象非个人化

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开创者之一，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以她横溢的文才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开创了小说表现的新领域，将意识流创作推向高潮，成为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契科夫、福克纳等人齐名的意识流大师。然而伍尔夫不仅仅是一名意识流小说家，她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她一生中共写过三百五十余篇论文、随笔和评论;她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发表评论，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观点和理论，并且对未来的小说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在论及处于英国文学传统边缘和外围的英国妇女作家时，提出未来的小说一定会向“非个人化”方向发展。本文将结合《到灯塔去》，探究伍尔夫对“非个人化”的理解及运用。

一、 伍尔夫非个人化的小说创作理论

“非个人化”创作观点并非由伍尔夫本人提出，这一观点最早由美国诗人T・S・艾略特在其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种提出。艾略特宣称：“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艺术的情感是非人格化”。[1]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情感，把它们综合加工成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伍尔夫秉承并发挥了艾略特的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1927)中，从理论上探索小说形式的革新，从全新的角度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质，非常娴熟地运用了“非个人化”的手法，丰富和发展了现代西方文学的创作。

伍尔夫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论述她的小说叙述技巧：“它将从生活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将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2]伍尔夫不满足于仅仅或者是主要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她更渴望某些更加非个人的特质：理想，梦幻，想象和诗意。

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在《伍尔夫研究》中这样评价伍尔夫：“她是位诗人，却想写一点尽可能接近于小说的作品”，“她属于诗的世界，但又迷恋于另一个世界，她总是从她那着了魔的诗歌之树上伸出手臂，从匆匆流过的日常生活的溪流中抓住一些碎片，从这些碎片中，她创作出一部部小说”。[3]伍尔夫的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她的小说运用诗的技巧、诗的透视于小说创作之中，构造诗的意境。同时，伍尔夫更怀有诗人的宏大视野，打破了长期以来小说着眼于情节描写和人物刻画的写实主义传统。她的目光不局限于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注视着整个宇宙和人类所渴望的梦想与诗意。

伍尔夫认为，小说创作是一种非个人化的过程，小说应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发展，小说家的主观人格应该避免介入。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和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小说之间的主要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将从生活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其次，它将不会像传统小说那样，仅仅或主要描写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它将表达个人的心灵和普通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

二、非个人化的叙事

传统的读者并不介意故事真实与否，大多愿意去相信故事的存在，并且将它与身边的人、事相联系，从而得到阅读的快感。而伍尔夫的小说使这种读者臆想联系的虚假面具不得不被撕毁，因为读者必须习惯从“无意义”的语句和片断中去发现阅读的另一种快乐。

(一)叙述者的非个人化

在伍尔夫看来，好的小说“不会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情的欢乐或灾难”。同时，她还对无所不知的个人化叙述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这种叙述方法的缺陷在于降低了读者在阅读中对真实的体验，读者意识到自己面对着一种虚构的存在;同时，作者在叙述中大发议论时，破坏了作品自身的完整性，干扰了故事本身发展的自然逻辑。”[4]许多现代文学批评家都认为作家不应该介入小说，应该“隐退于小说之外”，反对作家对人物的心理进行过多的斟酌与加工，更反对作家对作品中的生活背景、冲突矛盾、故事剧情和人物境遇进行介绍与解释，而主张让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特别是藏匿于内心深处的无意识、潜意识活动，按照原本的方式及逻辑无秩序无条理地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

《到灯塔去》这部小说避免让小说作者的主观人格介入小说人物的分析与介绍，小说作者采取了一种“超然态度”，她不再是客观事物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相反，她退到了幕后。在《到灯塔去》中，读者看不到作家对于复杂的人物心理进行归纳，却能通过小说人物在台上的内心活动洞察人物心灵深处的真实。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伍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5]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生无形。”[6]

这样一种美学审美力求现代派小说的叙事通过隐藏叙述立场的标记、压抑叙事者自我意识以及在叙述者与读者间设置障碍等方式，使读者产生消抹的幻觉。[5]

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正是采用了上述的叙事手法，试图给读者一个“消解”的幻觉。小说中没有像传统叙事小说那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 在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从未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到灯塔去》这部小说可以分为三部曲，小说的一、三部分的叙述聚焦于多重人物，第二部分的叙事则未出现任何聚焦。通过这些叙述方法，伍尔夫力图消融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消叙述者本身，达到叙述者彻底隐匿的境地。

伍尔夫反对作家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客观事物，分析所有人物的内心感受，说明各种事件的原因和结果。 她在《论现代小说》这篇文章中，对生活的真实含义有自己的看法：“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成千上万种印象在心灵中碰撞――细小的、奇特的、电光石火的或者像是用锋利钢刃深深地雕刻在心头的。它们来自各个角落，就像恒河沙数般众多的原子在不停地迸发;当这些原子落定时，便构成了周一或周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4]

(二)小说人物的非个人化

传统的小说以虚构为契机，却创造出无可比拟的真实性。传统的读者习惯分析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地位、来历以便把他们和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联系起来，想象他们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有时也会将自己代入。然而在伍尔夫看来，角色的内在真实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家应该向读者展示角色的内在世界而不是外在表象。她认为如果一位作家对其角色的社会与自然特征作出过度修饰，那么他“花费笔墨于太多不重要的东西，花了太多技艺和气力使人物显得真实”。[7]

初读《到灯塔去》，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晦涩难懂的作品，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存在于读者生活中，而是存在于自己的意识中。读者几乎无法循迹到任何与小说中人物角色相联系的社会背景，而这在传统的小说中是无法想象的。在伍尔夫的文学中，关于人物社会背景的布局都被统统抹去。在《到灯塔去》中，无论是主人公夫妇，还是他们的朋友莉丽，抑或是其他在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小说都没有交代他们来源于何种社会阶层，对于他们的生活背景小说也没有清晰提及，如果说要追溯小说人物的来源，那么可以说他们来自于自己的意识活动，他们从意识的深处中单纯地走出来，显得那么的真实。

在传统的小说中，无论是原本籍籍无名的平凡人一飞冲天，还是赫赫有名之人自甘堕落，为了获得存在的肯定和认可，小说人物必须要通过实现自我价值或者经历外层社会角色的转变。而《到灯塔去》的女主人公则是通过内心的意识活动， 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存在。外在的活动及存在都已被抹清，在这种状态之下，在女主人公的内心中，她感到了自我。作家借助女主人公说：“ 这个你们借以认识我们的外表，简直是幼稚可笑。”[8]在这里，伍尔夫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力图使人物的背景和来源社会化，而读者对于小说人物的把握也被迫从有别于传统的角度出发。在伍尔夫看来，只有意识和思想才是一切的主宰，角色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角色自身的意识和思想。 通过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伍尔夫实现了小说人物的非个人化。

三、意象的非个人化

意象的使用也是小说《到灯塔去》“非个人化”的重要体现。荣格通过承载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即原始意象，对文学作品的“非个人化”有过精辟的阐述：“原始意象是同一种类型的无数体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片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快乐与悲哀的残迹，并且整个地始终遵循同一条路线。”原始意象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唤醒了我们记忆深处的情感。“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就会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9]

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巧妙地使用了意象作为串联作品各部分的枢纽，如：窗户与镜像。作家精心制作这些意象原型，把它们翻译成了我们的语言，并因此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的最深源泉”。[9]

(一)窗户

窗户象征着完全透明，小说中有描写拉姆齐先生眼睛一眨不眨地透过窗户看事物的描写。在过度注重事实，而忽略别人感受的拉姆齐先生眼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事实并无多大差别，中间仅隔着一扇透明的窗而已。在小说的开篇，拉姆齐先生透过起居室的窗告诉儿子詹姆斯第二天天气不适合去看灯塔，无情地打消詹姆斯的希望。拉姆齐先生强调端正透明地看到现实生活的本质，即便这样会伤害到情感：“他说的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绝不歪曲事实;”[10]拉姆齐先生不会为了顾及周围任何人的感受而试图婉转地说话，对他的孩子们，他更希望他们打小就认识人生的严酷与艰苦。在他看来，事实是高于一切的，而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直面真实。 窗是代表拉姆齐先生理性原则的意象，它的有效性在小说第一部分便受到了反驳： 在拉姆齐夫人举办的晚宴上，玻璃窗隔绝了屋子聚餐的人群与外面的夜色 ：“透过窗上的玻璃，无法看清外面世界的确切景象，有一片涟漪，奇妙地把内外两边隔开来：在屋里，似乎井然有序，土地干爽;在室外，映射出一片水汪汪的景象，事物在其中波动、消失。” [10]

在此，窗失去了它的透明性，“无法看清外面世界的确切景象”，反而隔绝了茫茫夜色，在小说第二部被另一意象“镜子”取代。

(二)镜子

镜子不像窗那样渴望透明，梦想着看清事实的本质，而是追求对内在真实的一种完美反映。小说第二部“时光流逝”中有一段对镜子的描述：

在那些镜子里，在人们的心灵里，在那些不平静的池水中，云雾永远翻腾，形成了阴影，绮梦长存，不可能抗拒每只海鸥、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个男子和妇女，以及苍茫的大地本身似乎都在发出的信息(但如果你提出问，它们马上就畏缩了)。[10]

如果说“窗”的意象象征着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不得不服从于客观事实的意象，“镜子”则喻指主观真实。与一味追求客观真理的拉姆齐先生相比，拉姆齐夫人是主观真实的捍卫者。她凭直觉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生活、感悟世界。对于她来说，外部事实并不重要，人们可以用主观想象来弥补客观事实的不足。当感情与客观事实产生矛盾时，她宁可无视现实。比如，拉姆齐夫人对丈夫不顾感情地追求真实的态度感到十分不以为然。她认为，让孩子过早认识外界残酷的真相会伤害到其幼小的心灵，不如让孩子暂时生活在轻松之中。尽管种种迹象证明第二天天气不好，比如西风使船无法靠拢灯塔，但她还是尽力安慰詹姆斯：“也许明儿会天晴的，如果明儿不放晴，还有后天呢。”她当然清楚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永恒的幸福，但依然努力地在生活中发现并创造美好的事物，比如一次不错的晚餐会这样的渺小幸福。 现实中存在着危险和对立面从未使她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她为灯塔守护人患病的儿子编织袜子，看望为生存而挣扎的贫困妇女，极力促成年轻人的婚姻，时刻牵挂着个性独立的女画家莉丽，安慰和温暖着身边那些孤独浮躁的男人，用爱与希望的感性积极地把他们从客观世界的自怨自艾中拉回，试图使他们在主观世界中找到一点温暖与安慰。

然而，小说第二部分“时光流逝”却击碎了拉姆齐夫人苦心营造的主观世界，十年光阴充满变故，战争与死亡接踵而来。拉姆齐夫人的死似乎使她的努力随风而逝。家人遭受各种意外与不测，她极力促成的婚姻也遭遇破裂，度假屋调零衰败，房客们奔散东西，混乱与死亡主导了剧情，镜子也不再具有反映真实的能力。《到灯塔去》有关于镜子的评述：

“而镜子本身，不过是更加崇高的力量在它下面沉睡之时，在寂静中形成的一层表面化的玻璃质而已…那面镜子已经被打破了。” [10]

在《到灯塔去》中，诸如窗和镜等意象的使用使个人一己的情怀上升到了人类集体的心声。小说主题反映的也不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宇宙普遍的真理和人类的命运。小说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表达效果，与遍布其中的原始意象是密切相关的。小说使用了大量的意象，打破了个人化的局限，它的目光不局限于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注视着整个宇宙和人类所渴望的梦想和诗意。

四、结语

伟大的艺术总是在表达非个人化的情绪，这是具有真理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文学才不会被时代意识的偏差和个人主观的偏见所局限，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具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力，进入了永恒的时空。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正是充分运用了非个人化的文学创作理论，为这部小说的阅读者提供了极大的阅读乐趣，也为西方文学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

[2] 袁霜竹.伍尔夫小说美学理论探析[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10).

[3] 爱・摩・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2.

[4] 李乃坤.伍尔夫作品精髓[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338.

[5]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3，120.

[6] 陈焘宇，何永康.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06.

[7] Virginia Woolf.The Common Reader The Hogarth Press[M].1993：187.

[8] 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M].孔繁云，译.台北：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86.

[9] 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二)[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72，73.

[10] 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4，101，14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