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 作为国际人文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不仅吸引了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同时也引起了专事民族/国别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关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探讨世界文学论文，欢迎浏览。

探讨世界文学论文篇一

《 世界文学 民族语境 》

摘要：当下的世界文学研究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学者竭力摒弃民族文学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囿于民族文学的窠臼，使得世界文学研究流于空泛化，学科发展裹足不前。本文认为，世界文学学者与民族文学学者协同合作是使学科走出困境的最佳途径。应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与文化语境中的文本分析相结合。研究者应以世界文学的视角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流通及接受的研究，冷静关注具体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民族语境;椭圆折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2-0001-18

自20世纪中叶以降，北美的世界文学研究常与民族文学研究背道而驰，两派学者虽不至于怒目相向，却也往往貌合神离。由于各高校多以民族为界划分文学院系，“世界文学”难免处境尴尬，通常作为初学者的入门课程开设，概念阐释既不清晰，实际教学亦嫌散漫。各民族文学专业皆以该民族语言文化为本，仅视“世界文学”课程学习为其学术研究的准备阶段。最为苦心孤诣的比较文学研究都难免使专家们疑窦丛生，遑论其他。纵如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1946)这般综览全局的皇皇巨著，也未能免受八方责难——凡是书中所涉及之领域，皆有相应专家质疑问难。以古典学者路德维格·爱德斯坦(Ludwig Edelstein)为例，他认为奥尔巴赫明显缩减了希腊罗马文学史，有意忽略古典学者之研究成就，遂使两希文化看似对比鲜明，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公元5世纪远非一个整体”。与此相仿，中世纪史专家赫尔穆特·哈茨费尔德(Helmut Hatzfeld)也对奥尔巴赫颇有微词，批评他“以开明的和平主义者之视角”来解读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未能领悟其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而雷纳·韦勒克(Ren6 Wellek)则在其书评中轻描淡写地赞扬奥氏之成就，认为他的研究成果“飘忽不定，语焉不详，着实令人疑惑且尴尬”。可以说，《摹仿论》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尽管奥尔巴赫及其巨著备受后学景仰，能承其衣钵者却寥如晨星，门下弟子无奥氏之广博学识，遂术业专攻，或研究某几种语言之文学，或研究某时代之文学，学术视野未免狭隘。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比较文学学者纷纷寄厚望于世界文学，视其为治愈民族分裂主义、沙文主义及民族内乱等沉疴的灵药仙丹，希望比较文学研究能够超越民族文学的单语桎梏，更上一层楼。他们由此开始反击民族文学专家对世界文学的长期漠视。诚如艾伯特·格拉德(Albert Gu6rard)在其力作《比较文学?》(载于1958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中所言，比较文学是消除“民族主义异端偏见”的良方。当时欧洲一体化指日可待，格拉德如是预言：“比较文学获胜之时，即是其消亡之日，正如欧洲共同市场建立之后法德贸易不再是‘对外贸易’，而欧洲共同议会一旦成立，法德关系也将不是‘外交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在1958年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如何‘自杀’，又于何时‘自杀’?”他的答案是：“时机尚未成熟——民族主义异端偏见一日不根除，比较文学就会一日有用武之地。”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高枕无忧，以为民族主义异端偏见定会冰消瓦解。正如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短期内无法取代欧洲各国政府一样，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文学教师与学者只能继续分散在各民族文学院系，散兵游勇一般传道、授业、治学。当前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学传统对世界文学研究有何意义?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先天即具有民族性(《一千零一夜》之类具有多民族性的作品毕竟是凤毛麟角)，我辈因此谓之“民族文学”。现代的“民族”概念诚然是新时期的产物，然而先前的文学创作也都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或族群土壤中，这些土壤已被纳入民族文学传统，从而得以保存与传承。在早期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本身就有族群、文化之意：由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中，“the nations”(《吕振中译本圣经》译为“许多国家”，《圣经新译本》则译为“多族”——译注)一语译自希伯来语“ha-goyim”，也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中所谓“hoi ethnoi”。若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族”这一概念，我们可持此种看法：即使进入世界文学的范畴，文学作品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的印迹，其所到之处，印迹均得以扩散;作品距离本土愈遥远，这种民族性的折射愈明显。

而且，这种折射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通过融入异国文化空间，文学作品得以成为世界文学;而一国文化空间多由其民族传统和本土作家的现时需要界定。即使是单部世界文学作品，也是两种不同文化较量妥协的产物。对于译入语文化而言，外来文学能够发挥多种效用：或为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使之能够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或为本土文学敲响警钟，使之将可能出现的相似颓势扼杀于萌芽之中;或以其本身具有的鲜明他者性，为本土文学充当参照物，使之得以更清楚地定位自身特质。因此，世界文学总是与译入语文化和译出语文化双方的价值观及需求息息相关，这种“双折射”可以用一个椭圆表示：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分别作为两个焦点，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椭圆，其中即为世界文学。它既与两种文化彼此相连，又不仅仅受制于其中一方。

从椭圆折射的复杂过程来看，世界文学的流通绝非韦勒克所讥诮的“文学外贸”，其发展并不会导致一种超然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认为文化差异作为“异端邪说”终将消亡，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预言“国家必将消亡”一样。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生命中所孕育的民族性因子日渐凸显，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诸多难题：如何挣脱单一时代的桎梏，跳出民族传统的窠臼，从而拓宽学术视野、推进研究进程?谁能够真正胜任此种研究工作?更为糟糕的是，即便手不释卷，有生之年亦不可能遍阅世界文学，那么逐一探究其背后的民族文化是否确有必要?若仅以单个或一组文本为研究对象，要理解世界文学的椭圆架构似乎并不困难。但如放眼望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无数个部分重叠的椭圆——它们共享同一种译入语文化的一个焦点，另一端的焦点则无限地延伸到广袤的时空中。 比较文学学者所熟稔的文化种类诚然是有限的，然而，其研究难道注定要囿于有限的资料，或者沦为所谓的“学术式生态旅游(scholarly eco—tourism)”?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曾经如是描绘比较文学学者的窘境：“一方面著述颇丰，另一方面时刻担忧学科发展前景。”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生正越来越深切地感受着这种尴尬。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之后，奥尔巴赫与韦勒克双双赴美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渐有起色，而民族传统开始担忧自身朝不保夕。时过境迁，尽管新近的文学研究多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宏伟规划持否定态度，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一方面研究者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实践中持续扮演着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两者竞能和谐共存。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某民族文学知识越多，所能用于其他民族文学研究的时间就越少。例如，想读懂莎翁著作，就必须了解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王朝，那就不得不牺牲阅读法国戏剧与希腊悲剧的文化背景的时间，而贬低未知事物的重要性恰是人之常情。

以上研究已觉困难，想要研究相邻地域的民族文学更是难于上青天。以当代莎学家为例，其对莎学文化语境的了解越深入，对平行比较莎翁与迦梨陀娑的兴趣就越淡漠。事实上，同一地域文学作品之迥然不同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放手研究。数年前，我任职于某遴选委员会，准备聘用年轻的中世纪史学者一名。浏览申请表时，我们发现诸多申请者对参与不列颠群岛争霸的若干中世纪王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试图剖析它们的民族主义起源。他们的文章均对盎格鲁一撒克逊、盎格鲁一诺曼统治者的文化侵略及政治扩张行为持否定态度，然而这些学者都未曾研读过相关的爱尔兰语及威尔士语文学作品。当然，这种缺失并非有意为之，因为两民族在中世纪丰富的文学传统已经得到举世认可。这些学者之所以只字未提相关文学作品，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两门外语：他们需要研读的专业文献已然卷帙浩繁，自然无暇学习外语，甚至不愿花费心思研读译文，因此索性弃之不顾。然而，爱尔兰史诗《库丘林》和《威尔士民间故事集》等作品均有助于探索文化身份问题，而戴维德·阿普·格威林等诗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及盎格鲁一诺曼人的冷嘲热讽也尤为精彩，对中世纪史学研究不无启发。遗憾的是，这些中世纪史学者竭力撰文解构民族主义，自己却在实际研究中扮演着民族主义者的角色。

学者何以摆脱此种困境?早在40年前，亨利·雷马克就在《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与预后》一文中提出了解决方案：众学者通力协作。可惜该方案虽然合理，却一直少人问津。纵使博学如奥尔巴赫者，也未必有足够的学识及时间再现真实的欧洲;相反，若二三人竭诚合作，这一知识跨度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协同研究可以填补外行与专家之间的鸿沟，既能减轻世界文学学者根深蒂固的自负，又可缓和民族文学学者深入骨髓的谨慎。

已有的合作研究成果令人欢欣鼓舞。30年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一直在主持一项大型研究项目：由多伦多学者马里奥·瓦尔德斯(MarioVald6s)牵头，通过民族文学学者和地域文学学者的精诚合作，编写多卷本比较文学史。现今的世界文学选集大多由十几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合著而成，但凡参与过这种跨学科项目的学者，都势必难以忘怀思想火花碰撞所带来的兴奋。眼下，无论是世界文学概论课还是具体的跨文化专题课，合作教学早已司空见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生课程还未真正开始采用此种授课方式。而且，我们并未鼓励博士生开展协同研究，更不要说训练他们如何富有成效地从事合作研究了。学者独立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性自然不容忽视，但是世界文学学者们会逐渐意识到合作研究的高效性。随着合作研究的优势日益彰显，我们也将对研究生课程设置重新做一番严肃考量。

同样，无论从事独立研究还是合作研究，我们始终应该明确一点：世界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文学作品与其外文译本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别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像过去的文艺理论家那样，在建立综合理论时，无视民族文学学者所掌握的本土文化知识。无论是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还是罗兰·巴特的《S/Z》(1970)及《萨德，傅立叶，罗耀拉》(1971)，在建构简洁的理论框架时，均对所援引学者的学术作品惜墨如金，鲜有深入的探讨。若能积极学习具体民族文学的知识，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生必将斩获良多。

尽管如此，学者们尚需有选择地运用专业知识。只要我们不以深入探究某一文化为目的，就不需涵盖该领域的所有知识，这对于读者及作品本身来说可能都有好处。民族文学学者即便深知某一作品在本土的生命力，却未必能预见它在异国文化中的境遇。考察文学作品所面临的异国文化语境，世界文学学者们会发现，民族文学学者有关作品创作缘起的信息已不甚相关，自己可以——甚至应该——将其弃掷一边。与此同时，对文学作品而言，只要其还未被译入语文化完全同化，理解这一作品的最好途径便是探究其创作缘起。民族文学学者们的专业知识是防止世界文学学者们擅自操控文本的有利武器。否则，被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

我所谓的“民族文学学者”与“世界文学学者”之分，既指研究方法而言，也指研究人员而言。正如一部作品在国内外均能发挥效用一样，任何人都有可能既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又是其他领域的通才。运用世界文学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可轻易丢弃自己的民族文学专业知识;也不应脱离专攻具体民族文学的同事们。世界文学学者理当转益多师，有选择性地(要严谨如实，不可断章取义)采纳民族文学学者的观点来构建学说。他们有时甚至能够反过来使民族文学学者受到启发，从而完善自己的学说，这种情况最为理想。有的世界文学学者时常鄙薄民族文学学者视野狭隘，殊不知自己才是拾人牙慧，引以为豪的“新发现”不过是后者几十年前剩下的冷饭。与之相反，世界文学学者应该如译者对译出语怀有道德责任感一般，对具体的民族文学研究怀有道德责任感，既要深谙处于新文化或新理论语境下的文学作品，又不能忽视其所赖以生长的源语文化。 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本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谓的“世界文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列强的文学作品。如今比较文学学者逐渐放眼全球，学术视野大为开阔，可是面对浩瀚的典籍难免力不从心。鉴于文本和文化高度多元化的事实，学者们可能采用粗线条大范围的研究方法，不再深入探讨具体文化，有时候对文本的分析研究也要付之阙如。翻译理论家伊塔马·埃文一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框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社会政治“世界体系”研究方法等，都对现代世界文学研究有所助益，著名的例子便是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以《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年》为开端绘制的小说全景地图。当莫莱蒂把研究触角延伸到欧洲以外时，他发现全球体系内文学作品的生成与接受在极大程度上因地而异，整理这些堆积如山却又迥然不同的资料实在是困难重重，而它们恰是世界文学研究方法所必须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无可逃避。无奈之下，莫莱蒂索性提出如下建议：学者们应当彻底放弃文本细读，不再分析具体作品，转而分析广泛的模式(broad pattern)。他认为：“文学史会变成‘二手’的——是他人研究的‘杂烩’，直接的文本阅读将不复存在。世界文学研究仍将包罗万象，甚至比以前更加纷繁复杂，而这种复杂是与学者距离文本的远近成正比的。”尽管莫莱蒂的研究重点在于政治，而非原型，他的方法仍使人联想起弗莱《批评的剖析》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该书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众多文学作品的风格与主题。在《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中，莫莱蒂严格区分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分别比喻为树木和波浪：单个作品仿佛民族文学之树的枝桠，可由专家们分别研究;全球视角下的比较研究则应重点探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文学作品之波型。

难道真如莫莱蒂所言，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生只能将文本分析的重担抛给民族文学学者?恐怕那些醉心于文本研究的世界文学学者对此难以苟同。学者们曾经使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文学，尽管此种方法优点颇多，但是当他们试图将结构语言学的成果直接应用于复杂的文学作品研究时，还是遭遇了不少难题。世界体系方法也是如此，上述优点与问题并存。深层结构可以得到阐释，然而文学效果如何取得，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因作者而异，如果该作品的复杂程度超过民间故事或侦探小说，那么叙事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s of narrative)很难对其研究有所帮助。文本研究如此，文化研究亦如是：单个文化只有一部分可以用于共同的全球模式分析。沃勒斯坦曾经坦言：“一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绝非文化同质化，而是文化分化，或日文化细化、文化复杂化。”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系统研究，也需要具体的文化和特定的文本研究：要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莫莱蒂也承认上述问题的存在。故此，除了描述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以西方形式之瓶，装本土内容之酒)之外，他认为第三个术语——叙述声音——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因为叙述声音是本土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极大地影响着文本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作用。然而，正如他所说，尽管我们可以跟踪文学作品的销售模式或者主题的大致流变，但是苦于语言不通，我们不能研究叙述声音。宽泛的概述式研究往往过于简化，而深入的精读式研究又常常流于琐碎：学者应当如何折中调和?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一点：世界文学本身即孕育于不同文化之中，因此我们无需在全球视角下的体系研究与无限的文本研究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针对特定文化体系——乃至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定能使我们受益匪浅。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及需求在极大程度上扮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以印度为例，本土语言种类繁多，而英语在后殖民时期风头仍健，世界文学在此双重语境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貌。比较而言，印度英语本身可被视为3个截然不同的独立实体：英国殖民时期文学教材中的英语、席卷全球的当代世界英语、介于外语与母语之间的印度英语。

阿米亚·德夫(Amiya Dev)指出，印度的22种主要文学语言十分充盈，足与欧洲诸文学语言媲美，每种印度文学都被其他印度语言涂抹了浓厚的色彩。他据此断言印度没有孑然独立的文学：“无论是孟加拉语文学，还是旁遮普语文学、泰米尔语文学，都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在这种多语言的情境下，将某一印度文学视为绝对独立，就不可能真正鉴赏这一文学。”西斯·古马尔·达斯(Sisir Kumar Das)也说过：“印度文学的结构本身就是比较的，其框架也是比较的，而文本与语境却是印度的。”

恰与印度文学相反，巴西的世界文学的形成受制于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力量：具有不同血统(土著、欧洲或混血)的人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洲(包括拉丁美洲及其对面的北美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巴西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长期文化关系。比阿特丽斯·雷森迪(BeatrizResende)近来强调，诗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食人者宣言》(1928)之类作品中所体现的“国际现代主义”有助于巴西自身文化身份的形成。与此相关的是，尽管欧洲学者大都认为世界文学以国际大都市为核心向相对被动的落后地区辐射，为数众多的当代巴西学者却正在超越“巴黎即拉丁美洲之文化中心”模式，转而强调双向过程——既注重巴西的动态异质性，又不忘法国的文化权威性。

由此看来，世界文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语境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研究者要想取得累累硕果，最好不要直接采用全球视角，而要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变化多端而难以预知的概念。鉴于一般性问题与具体个案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研究焦点的设定能够使研究者有充足的时间详尽分析代表性作品。任何研究者即使具有真正的全球视角，那种视角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色彩，而世界文学的全球流通模式也恰恰孕育于其本土表现形式中。

世界文学作品要在新的民族语境中流通，并不需要完全斩断自身与源语文化的联系。任何翻译或讲授非母语文学作品的学者都必须时刻权衡：应该保留多少文化信息?又该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些信息?“世界文学作品均来自特定时空”这一点日益得到认可，裨益之一便是为读者了解作品的语境信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过去的译者为保持所谓的文本纯正性，通常要么根本不提供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要么在无形之中将其融人译文。而实际的情况是，为使读者与原作的直接接触不被打断，译者只得歪曲原文。这种现象在翻译年代久远的外国文学作品时尤为突出，译文或为松散的意译(如理查德·伯顿爵士于1885年至1886年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或为译入语规范所同化(如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59年翻译的《鲁拜集》)。相比之下，学者们读到的则是详细注释的双语版本，文化信息虽然丰富，译文可读性却大打折扣。 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正在日渐消除。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925年的经典译作《源氏物语》即采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散文体叙事。他显然认为散布在原著中的数百首诗歌有碍读者理解，因此为了消弭此种后患，删除绝大部分诗歌，余者则译为散文。韦利随心所欲地意译，为插入说明性文字而不惜扩写原文，以便西方读者理解。而即便在这样高度归化的译本中，韦利仍需使用脚注解释那些难以化人文本的文学和文化背景信息。50年后，爱德华·塞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于1976年推出重译本，直译程度远远超过韦利版本，对原著诗歌的翻译也不再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散文体，而是以诗译诗。在翻译架构上，塞登斯蒂克也比韦利更进一步。除了详尽的序言(长度是韦利的两倍多)外，他还在脚注中更为全面地列出了原著诗歌出处。塞登施蒂克在序言中提到，译稿中的注释数量远超最终付梓的译本，但是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担心过量注释会使目标读者大众丧失阅读兴趣，于是要求他大量删减注释。因此，他最终确定的注释数量只比韦利译本稍多一些。

近日(2001年)，《源氏物语》的罗亚尔，·泰勒(Royall Tyler)译本问世。尽管该译本的目标读者同为普通读者，维京出版社却允许泰勒使用多于25年前塞登施蒂克译本3倍的注释。许多页的注释多达6个甚至10个，这些源源不断的文化信息瞬间突出了作品的异域特色，同时缩短了日语与英语、中世纪社会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距离。泰勒的译本也有50多页的附录，除地图及房屋示意图之外，还有包括姓名、颜色、服装、头衔和官职在内的词汇表。这些民族元素在日语中均有复杂精确的表达方式，英语只能传达其部分意义。这个新译本赢得了出版界的广泛好评，其丰富的注释及流畅的散文语言尤为评论家所称道。

诚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言：译者要规避自身文化规范的同化作用，就必须在译文中直接展现原著的文化背景。这就要求我辈读者接受译文的媒介角色：

当我们不再把中国唐诗“当作”意象派的无韵诗翻译时(唐诗当然不是意象派无韵诗)，我们就能够开始理解唐诗自身的特征。然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介绍并详注所选诗歌等方式，使读者了解到唐诗的真实风貌。因此，我们要学着跨越“想象”的鸿沟——称其为“文化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鸿沟更为恰当。问题是，西方文化是否对此做好了准备。

《源氏物语》的一系列译本表明，越来越多的读者对于此类语境架构已做好准备。

将先前的世界文学作品视为两种地域或者民族文化妥协的产物可能并无不妥，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后民族”(post-national)语境中诞生的世界文学作品又当如何理解呢?数十年来，主要面向国外读者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发展趋势：有史以来第一次，作家们的佳作有望在出版后短短数年即被译为二三十种语言，国外市场还能为不受本国读者欢迎或遭到本国政府审查的作家提供主要读者群。几个世纪以前，但丁等作家从未想过创作此种“世界文学”作品;尽管他们可能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海外，但是其赞助人与最直接的读者都是本国人。事实上，但丁之所以不用欧洲读者所通晓的拉丁语创作《神曲》，而是使用本国语言，正是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意大利人阅读该诗。

作家以境外出版为目的而创作，固然可以视作对本土审查制度的英勇反抗，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摈弃以及对全球价值观的认同，然而这也可能仅仅是全球消费主义扩散进程中新的表现而已。据蒂姆。布伦南(TimBrennan)所言，“一些新生代作家开始创作以第三世界为题材的都市小说，然而遗憾的是，那些传统的创作手法让人感觉比较老套。不是因为描写得不真实，而是接受语境的问题。这些小说通常被分类放在图书馆门厅的展示柜里，以数量之大赢得一席之地，实在有失公允……它们与其他杂糅题材的作品一起，共同给美国读者以全球多元化的启示。”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公认的文化距离及由此引发的理解难度问题几近相悖：这些新近问世的世界文学作品极易理解。布伦南认为出版商与读者难辞其咎，其他学者则将矛头直指作家本人。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曾说道：“自纽约启程，经由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至北京，沿途你可以吃到相同的垃圾食物，收看相同的垃圾电视节目，读到相同的垃圾小说(这种情况正日益普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而是‘市场现实主义’(market realism)。”年代较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常被世界文学课程排斥在外，盖因其艰深晦涩，短时间内难为读者所理解消化。如今学者们所忧心的恰恰与之相反——当代世界文学不值得读者为之付出额外努力。

布伦南和阿里措辞委婉，并未点名批评新全球经济时代的任何作家，其他学者则未能如此审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0年发表题为《何谓世界诗歌》的评论文章，文中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批评掀起了轩然大波。持不同政见者、著名诗人北岛的诗集《八月的梦游者》的译本于1988年出版，宇文所安的评论正是由此而发。该文发表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对象是普通读者。宇文所安在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诗人日益对抗西方大国文学霸权，开始创作所谓的“世界诗歌”，而那充其量是打了折扣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诗人若是使用“错误的语言”(即使是汉语那种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创作诗歌，就必须预设作品将被译介以赢得数量可观的读者群，而且要构想一幅世界诗歌的图谱以便置身其中。这一图谱本该免受任何地方历史的浸淫，但是不出意料，此类“世界诗歌”最终成了英美现代主义或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这取决于该国知识分子最先受到何种殖民文化思潮的洗礼。当一个本质上属于地方性的传统(英欧传统)被广泛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全球性传统时，这种情形正是文化霸权主义的精髓所在。

宇文所安认为，这种向欧美现代主义(多是数十年前粗浅地译介到中国的作品)投诚的行为正是导致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历史消亡的罪魁祸首，中国作家因此失去了赖以创作的传统土壤。这种新兴的世界诗歌游离于文化语境之外，仅剩的一丝本土民族色彩只是点缀。虽然此类诗作缺乏真正的文学力量，但是宇文所安认为：“也许，国际读者读诗的意图并非在于诗歌本身，而是将之视作窥探其他文化的窗户——可能他们要探究的是某种异域宗教传统或是政治斗争。西方人对于异族事物及事业的兴趣潮流是瞬息万变的——如今谁还读泰戈尔?其诗作已然沦为旧书店里诗歌分区架上的处理品了。” 宇文所安建构了这个令人沮丧的大框架之后，将北岛的作品视为二手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来讨论。在他看来，眼下北岛诗集之所以流行，皆因诗人密切参与一系列不同政见活动，并最终导致了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宇文所安认为北岛的抒情诗虽然偶有鲜活生动之作，但是整体而言空洞无物：“他的绝大部分诗作不译自明，某个斯洛伐克诗人、爱沙尼亚诗人或者菲律宾诗人的作品也可以轻易地译为此等模样……《八月的梦游者》所收录的诗歌写来就是为了使国际读者阅读的。”

宇文所安的观点一经发表，指摘者甚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周蕾(Rey Chow)。她于1993年出版《写在家国以外》(Writing Diaspora)一书，开篇即对宇文所安的这篇文章展开全面反击。她将后者的观点称为东方主义观点，甚至种族主义观点。她认为，问题不在于诗歌本身，而在于这位西方批评家的权威地位摇摇欲坠：“宇文所安之所以如此鄙弃新兴‘世界诗歌’，归根到底是其失落感——以及对自身学术地位不保的焦虑——使然……他所忧虑的是，自己苦心孤诣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学渐趋式微，自己作为汉学家也行将为世人所遗忘……他在文末尖酸地讽刺道：‘欢迎来到20世纪末。’而他真正为之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自己不幸沦为这种丑恶的‘国际秩序的牺牲品，虽然愠怒却无可奈何，‘众人皆醉我独醒’。”普通读者所面临的问题，除了感觉这篇批评文章火药味过于呛人，便是周蕾过于坚持己见，以至于在反驳宇文所安时认为没有必要论及北岛的诗作。宇文所安的文章中虽然确有一些简短的引文，但是他对此着墨不多。此外，他认为北岛诗歌“不译自明”，因此只是稍稍提及其译者邦尼·麦克杜格尔(Bonnie McDougall)。不能参阅北岛原诗的读者可能会疑惑：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呢?

我们直接来读《八月份的梦游者》，或许能从中窥见一斑。诗集中的部分诗歌表明，北岛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诗集在异国所面临的问题。其诗《语言》开头这样写道：

许多种语言

在这世界上飞行

碰撞，产生了火星

有时是仇恨

有时是爱情。

我恰巧在贾亚纳·克拉克(Jayana Clerk)与鲁思·西格尔(Ruth Sie-gel)主编的诗歌选集《非西方世界现代文学》中首次邂逅该诗。该书的封底推荐语(无疑出自营销人员而非编辑之手)将之定位为宇文氏所谴责的文学奢华飞行之旅，其文日：“走遍61个国家，尽享诗歌、小说、戏剧、传略的饕餮盛宴，畅游亚洲、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和加勒比海……《非西方世界现代文学》便是您此行的护照。”然而，北岛自己诗歌的结尾却破坏了这个旅程：

许多种语言

在这世界上飞行

语言的产生

并不能增加或减轻

人类沉默的痛苦。

较之周蕾的自信，北岛似乎对其诗歌在异国流传的价值有所保留。同时，在对待本土传统与外国读者的态度方面，北岛更为审慎和讥讽，这是宇文氏所不认可的。为详尽探究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参考以下事实：当国家政权禁止他们发表原创实验诗歌(experimental poetry)时，北岛之前的一代中国诗人是如何借助译介美法诗歌来表达自身思想感情的?20世纪中叶的中美诗人是如何受到前辈西班牙语诗人鲁文·达里奥(RubenDario)、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等人的诗歌译文影响的?北岛创作手法——也许有违毛泽东的主张——是如何借助看似浅显的诗体摒弃了贵族诗歌之繁琐，而回归《诗经》之质朴的?正如欧阳桢所言，《诗经》这一古代民间经典的特征，就是措辞简淡，“情感质朴而强烈，自然而然地透溢出一种普遍性。”

诸如此类的探究能够引领我们深入民族文学领域，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全情投入与泛泛而谈之间作出抉择。我们要充分赏析世界文学作品，就应如弗拉斯尼·库班(Vilashini Cooppan)所言，同时看到其“地域性特色与跨地域的灵活性”。无论是阅读北岛还是品味但丁，读者所具备的相应本土背景知识定能帮助其理解诗歌。虽然这种知识储备的数量可能因读者或作品而异，然而它总是不及读者充分理解本土作品所需要的知识量。如此说来，世界文学可能与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所主张的细微差别化、本土化的世界主义相一致了：“从没有归属地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没有人是——或者能够成为——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一词的旨趣并不在于其泛泛的理论外延(认为它无处不在且全知全能，这是偏执的幻影)，而在于其具体的本土应用(听起来似乎是悖论)。”北岛并非无根浮萍般的世界主义者;与此相反，其与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及芸芸读者之间的联系均颇为紧密。事实上，北岛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流亡海外，其与“国内”、“国外”两词之间的关系日益多样化。

要读懂北岛诗歌的英译，我们就应了解相关的创作语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深究其汉语语境。毕竟，英语世界中的北岛已全然不同于汉语世界中的他。宇文所安曾经如此诘问：“这是中国文学，还是起始于汉语的文学?”他其实是在描述所有世界文学作品的命运。宇文氏意欲借此阐明北岛诗歌的局限，然而即便北岛原诗的确流于肤浅，此批评也并不能完全成立。不懂中文的读者无从判断北岛原诗是否肤浅;此外，这一问题本身与北岛诗歌在海外的境遇实际并无关联。所有文学作品一经翻译，便不再专属于其源语文化;它们仅仅“起始”于其母语而已。

对外国读者而言，最关键的问题莫过于诗歌译文是否有效地再现了原作风貌。原诗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为读者所获得，而且具有实际价值。译文要能够有效传达此类信息，方能使其发挥应有作用。考察北岛诗歌的不同译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北岛的诗作享誉世界，译者众多，甚至单首诗歌也有多种译本。姑且以其最负盛名的诗歌《回答》为例，下面是该诗第一节的两种译文(这节诗后来成为天安门事件示威者的口号)：

Debasement is the password of the base Nobility the epitaph 0f the noble

See how the gilded sky is covered

With the drifting twisted shadows of the dead(麦克杜格尔译文)

The Scoundrel carriers his baseness around like an ID card

The honest man bears his honor like an epitaph

Look-the gilded sky is swimming，

with undulant reflections of the dead(芬克尔译文)

麦克杜格尔显然试图在译诗中保留原诗含蓄的双关语，然而不幸弄巧成拙，译文做作，诗味全无。相比之下，唐纳德·芬克尔(Donald Finkel)的译文虽然是意译，但是更具可读性。由于打破了原诗前两行首尾呼应(“卑鄙”与“卑鄙者”呼应，“高尚”与“高尚者”呼应)的限制，芬克尔得以将身份证与墓志铭这组意象构成更为鲜明的对比。此外，他的译文采用现代主义的语域转换手法;诗节开头使用平庸甚至笨重的语言来描绘官僚机构的“无赖”，后文“死者起伏的倒影”则显得诗意盎然、生动传神。

在该诗的剩余部分，芬克尔译本继续体现出现代主义特色，而这正是麦克杜格尔译本所没有的。麦克杜格尔直译了原诗“我不相信雷的回声”一句，芬克尔则将之译为“我不相信雷霆的话”，颇具讽刺意味，因其使人联想到T·s·艾略特的名诗《荒原》第五部分的标题“雷霆的话”，诗中的叙述者到东方去寻求永恒的智慧，希望为干枯的西方之根注入活力。麦克杜格尔直译了北岛《回答》最后一节的“象形文字”一语，芬克尔则将其意译为“那古老的表意文字”，这正是埃兹拉·庞德对中国汉字的叫法。这一呼应正好体现了宇文所安等学者所指出的北岛诗歌对美国现代主义的借鉴。与此相反，麦克杜格尔没有采用这种译法将该诗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她竭力体现中国的对应理论与历史，正如其译诗最后一节所言：

A new conjunction and gfimmefing stars

Adorn the unobstructed sky now：

They are the pictographs from five thousand years

They are the watched eyes of future generations

试比较芬克尔的译文：

The earth revolves，A glittering consmllation

pricks the vast defenseless sky

Can you see it there?that ancient ideogram-

the eye of the future，gazing back

与麦克杜格尔拘泥于字面的审慎译文相比，芬克尔的译文融合了中文意象与现代主义语境，因而更加生动传神、新颖奇特。北岛诗歌中最为宇文氏所诟病的诗体平淡及情感朦胧等特征更多地再现于麦克杜格尔译本中，而芬克尔则通过强调原诗与现代主义的联系来增加原诗的诗味——这种联系恰是宇文氏所惋惜之处，也是麦克杜格尔竭力淡化之处。

北岛诗歌并未游离于任何民族语境之外;他的诗歌实际是中美文化经过新型复杂的协调之后的产物，这种协调横跨太平洋两岸，贯穿20世纪。将北岛诗歌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中阅读，如同阅读《源氏物语》的译文一样，我们不必深入了解相关文化背景——那是在民族语境中阅读某文学作品时所要追寻的目标。泰勒的《源氏物语》新译本面向的是世界文学读者，然而书中所包含的语境背景知识仍然远比专家们所掌握的少。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的《杰出皇子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与白根春夫的《梦想之桥：(源氏物语)诗学研究》等学术著作所涵盖的历史及互文知识之丰富，远超勒菲弗尔翻译理论之想象。然而，无论是阅读莫里斯与白根春夫的著作，还是更进一步去阅读哺育了紫式部的古老传奇和诗集，其实都是循着《源氏物语》的脚步，追溯其源语文化。这趟没有尽头的旅程能令读者心驰神往，收获良多，但是此种读法会把读者带人日本文学的领域。与此相反，当我们把《源氏物语》视为世界文学作品阅读时，则是将其彻底地从源语文化译出，引入更为广阔的全新语境。

世界文学的阅读与研究本质上要求一种“超然的投入”。秉持这种态度，我们与文本展开一番别样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是对文本的认同或掌控，而是对距离和差异的坚守。正如罗宾斯所谓的“本土化的世界主义”一样，它不需要理想化的超脱，而是现实的“(重新)连接、多重连接或远程连接”。我们并不是在其源语文化中阅读作品，而是身处椭圆区域之中，要受到其他许多作品的影响，而它们可能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这种椭圆关系以我们对外国民族传统的体验为特征，但是由于椭圆数增加以及折射角加大的缘故，这种体验程度可能迥异。世界文学作品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场中相互作用。这个场是流动和多元的，场内文本具有并置和组合的多样性。当我们辗转于自身和周围多种他者文化之间时，我们看待世界文学作品的眼光将不同于置身其本土传统之中阅读该作品时的眼光，盖因世界文学跳出了本土语境的神龛。世界文学作品与其源语传统之间拉开一定距离，有助于我们赏鉴文学作品如何脱离其起点。倘若我们能看清作品剥离原语境的过程，我们必将获得崭新的视角。这个结果可能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mermacher)所设想的阅读远离源语文化的文本时的“视界融合”恰好相反：在作品的浓郁异域特色的镜像影响下，我们自身所固有的视界实际可能会被歪曲。

借用维奈·达沃克(Vinay Dharwadker)的说法，我们可以把世界文学描绘为“一个由多幅地图移动交迭而成的蒙太奇”，这一运动涉及到文学史及文化实力的变换关系。文学作品极少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跨越国界。如果说经典世界文学作品进入新的语境后同样能够享受崇高声誉及权威地位，那么如今当非经典作品流入北美时，这种权力关系经常是颠倒的。布伦南等学者都批评过美国通过操纵进口书籍来获取政治优势的行为，但是这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一切作品在进入异国时都难免遭到操控甚至扭曲，但是那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作品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文化声誉的庇护：编辑和出版商不大可能公然删减或者改写经典文本——而那正是非经典文学作品通常遭遇的命运，译者即使满心同情，也只能按照出版商的意图删改原著。

要充分理解世界文学，就必须关注文化权力关系及其影响，还要重视民族文学学者所掌握的源语文化知识。然而，我们阅读世界文学作品时，是有选择性地了解源语文化知识，这与阅读民族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同，即使研究对象为同一文本也是如此。民族文学学者们渴望尽可能深入了解作品的源语文化，从他们努力达到操母语者的流利水平即可知晓这一点。相比之下，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生置身于作品源语之外，犹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描述的译文位于作品源语之外：“与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译作并不将自己置于语言之林的中心，而是置身其外，远眺树木覆盖的山脉。译作呼唤原作却不进入原作，它寻找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点，在那里用自己的语言发出回声，回荡在陌生的语言里。”

探讨世界文学论文篇二

《 浅析世界文学观念 》

摘 要：“世界文学”自歌德提出发展百年之后，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认同莫莱蒂等人提倡的“世界文学体系”，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结合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构成了当今发展世界文学的阻力，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才是世界文学今后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世界文学;歌德;达姆罗什;发展阻力;霸权

作者简介：王娟，女，籍贯：山西，出生年月：1989年10月，目前攻读读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1--02

歌德在1827年与艾克曼的一次对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观念。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对话和流通的平台，各民族文学可以通过进入这个平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是种理想模式，实际上严重忽视东方文学，超经典霸权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充斥着整个西方文学界。

直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世界文学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影响，莫莱蒂等人运用此理论探讨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

莫莱蒂于2000年发表了《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他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体系，同为一体但不平等：有中心，有边缘(以及中间地带)在变动不居的关系中联结在一起。受进化论的影响，莫莱蒂借用历史学家分析世界文化时使用的两个基本的认知比喻：树和波浪，来阐释世界文学扩散过程的两个基本规律。“树”沿用的是达尔文发明的系谱树形图，是指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分枝，向外延展，解释了如何从统一到多样的过程;而“波浪”的比喻则是来自流体运动的特性：连续性和吞噬性，描述整体性忽视最初的多样性。他认为文化历史是由树和波浪构成的，世界文化在这两种机制中不停摇摆，其结果必然是综合性的。即为詹姆逊所说的“妥协”。

卡萨诺瓦在打破全球文学市场的“中心―边缘”格局的努力中，与莫莱蒂是一致的。她在《作为世界的文学》(2005)一文中，认为存在一个扩展到世界规模的文学实体，即世界文学空间，它不是全球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通过文学生产和流通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结构。世界文学的空间是不平等的，有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区分，而这个空间充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竞争，

艾米丽・阿普特2009年发表的《文学的世界体系》可以说是声援莫莱蒂学派“世界文学体系”口号的文章。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综合历史学、经济学、地形学、拓扑学、媒介学、认知科学等分别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应用、发展进行对比、阐释，论证了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法论时提出的“生态系统”的主张，公开承认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文学世界体系论的光明前景：能增强欧洲中心地区以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并能创造性地将时空体与基因类型、历史与进化论、地形学与拓扑学、地图与谱系、媒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分析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巨大风险：认知混合和肤浅的全球主义。

从以上世界文学观念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体现文化双向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举的文学观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世界文学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不是单一的文学模式，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历史性的呈现。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究竟该如何理解，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在此值得引述：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跨越时空与不同世界交流的一种模式。

这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观念，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旨在说明民族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上，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两者同为一体(即在一个椭圆)，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民族文学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是“折射”，需要介质才能成为世界文学。

民族文学需要介质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与其他时空的读者发生主要联系，民族和世界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这些就是构成世界文学发展的三大阻力。

首先是本族中心主义，用自己的普遍标准抹杀他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化的本土表现进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体根据自身利益排斥或提高某些价值，形成服务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劳伦斯・韦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写到过现代日本小说的英译的事例。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出版商和评论家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对日本小说英译的“典律”，即便“日本读者未必有同感”①如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日本人对此反应有些不冷不热，甚至《细雪》在20世纪40年代被军人政权中被查禁。但是，《细雪》在英语文化中大受欢迎，因为这种典律体现了“美国式的伤感情绪”，塑造了一个与战前穷兵黩武的完全不同的唯美化的国度，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文化误读。通常，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及需求在极大程度上扮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这主要是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特别是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几乎采取归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②

其次是超经典。正如马利安・高立克所说，“经典性”及“经典”问题以及这一问题的兴衰是学界广泛探讨的话题。经典是理解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卫・达姆罗什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曾指出，从前世界文学仅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这一状况在“伯恩海默报告”发表后才有所改变。“现在的主要文选(例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500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但是经典作家“在各类文集中仍都稳坐江山，无人能及。如同雷克萨斯汽车一样，高端作家通过后经典潮流获得了增值，巩固了他的市场份额。”③这就是达姆罗什所说的“超经典”。“超经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地位不可动摇。而经典三层次中的“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他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结合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达姆罗什指出由于课时的限制，世界文学的课堂总被超经典霸占着。超经典独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并且由于其地位稳固，“反经典”无法进入超经典的行列，世界文学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外，阻碍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译与帝国”这一术语，帝国除了是指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体，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文化霸权。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掩盖的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现今的翻译作品中，将其他语言的文本翻译为英语文本的数量远低于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2%到4%，60年代为4%到7%。而中国在1892到1913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2/3。这也就是劳伦斯・韦努蒂所指的翻译“丑闻”(scandal)。英美文学占据权力关系的中心，对其他弱势文学进行支配。而处于权力关系边缘的文学则总是“西方形式与本土的折衷、适应的结果” 。④

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一样，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单一的，往往相互交错，世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条件限制。

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本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谓的“世界文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列强的文学作品，现今全球化时代下又有诸多阻力，那么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困难，发展世界文学呢?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如今的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逐渐放眼全球，开阔学术视野。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反对经典与霸权，“跨越世界文学超经典与反经典这一顽固鸿沟，并使之形成比较的新的连接线。”⑤打破主与从、强与弱、殖民与被殖民的等级观念，让权力中心的国家地区真正感受到边缘地区文学中蕴含的思想、情感。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可以采用翻译和比较研究。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两种价值取向间的交流、对话。巴西的“食人主义”、“贱民研究”、韦努蒂提倡的“抵抗式翻译”都是运用翻译的方法在反霸权过程中的有效尝试。由于一定的阻隔、距离，两种文本中必然存在差异，保留翻译中存在的差异，促使我们使用比较的方法异中求同、同中取异，“在这种同与异的复杂矛盾运动中，寻求表层和深层的联系性”⑥，由此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

注释：

[1]劳伦斯・韦努蒂《文化身份塑造》 陈浪译 1998年

[2]【美】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 民族语境》 中国比较文学 2012年第2期

[3]【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

[4]刘洪涛 《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5]【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

[6]王向远 《东方文学史通论(增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第467页

参考文献：

[1]劳伦斯・韦努蒂.文化身份塑造.陈浪译.1998年.

[2]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 民族语境.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2期.

[3]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

[4]刘洪涛.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5]吴雨平 方汉文.“世界文学体系”观念评骘.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

[6]张景华.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7]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的解读 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野[J].中国翻译.2003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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