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有关秋白的白话散文，供大家欣赏。

有关秋白的白话散文(一)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麼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幹，還可以舉出不少。

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一場泰山崩于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

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

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

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牆，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

毛澤東讚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

從被捕到就義，這裡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着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鬥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

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裡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

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着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着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

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裡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鍊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餘的話》裡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

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

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絶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裡，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裡出發，到上海辦學，後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九江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

那是一種多麼悠閒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裡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有关秋白的白话散文(二)

1990年我到常州出差，問當地有什麼歷史名人。答曰：共產黨早期三大領袖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都是常州人。我心中一驚，真是人傑地靈。這座小城怎麼容得下三位風雲人物。

秋白同志在城裡還留有一處故居並已開闢成紀念館。我很快去拜謁了他的故居。這是處于閙市區一條大馬路邊的一座舊房子，說是故居，其實不是秋白家的家產，它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秋白一家當時早已窮得房無一間，無處棲身，而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裡，窮途末路，與林教頭風雪借宿山神廟差不了多少。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親一輩已破落得很。

其父字、畫、醫都極好，現在故居牆上還掛有他的字畫。但他很不善治家理財，過着窮愁潦倒、濁酒苦茶的散漫生活。治家的重擔全落在秋白母親的身上。這個沒落家庭已如大廈將傾，柴米不濟，捉襟見肘，債主常常前後堵門，父親依然是既無能力又無多少責任心，唯母親終日憂心如焚，以淚洗面。

終於她實在經不起這如磐的壓力，在一個深夜服火柴頭自盡。當時秋白在外地念中學，他得知噩耗回家奔喪，在母親床前的磚地上哭得死去活來。並留有一悼亡詩：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

饑寒此日無人管，落上靈前愛子身。

我去參觀時，默默地盯着那張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磚地，半天憋得喘不過氣來。我曾經想過，文章就從這個情節開頭。秋白是貧白如洗，是被社會逼到生存的邊緣的啊。他從本質上代表被壓迫的貧苦大眾。

這是他的人生起點。貧窮是第一課。他的人格錘煉是從這裡開始的。他是一塊燒紅的鐵，被放在砧子上反覆鍛打，又再度投到洪爐中，許多不純之物被燒化了，化作青煙飛走了;又有許多不純之物被鍛打成渣擠出體外。

剩下的是一塊純精之鋼，堅不可摧，柔可繞指，光潔照人。秋白以沒落世家子弟受勞苦大眾之苦;以一柔弱書生當領袖之任;以學富五車、才通六藝之軀，充一普通戰士，去作生死之搏。像山高嶺險而生勁松，霧多露重而產名茶，歷史的風口、浪尖、滾雷、閃電下站起了一個瞿秋白。

對秋白人格的剖析，我在文中設計了三個如果，表達了兩層意思。

第一個如果，「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說他怎樣看待「生」，看待生命的價值。他不是普通人，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他有文才、畫才、醫才、翻譯之才，他身體裡的含金量要比常人高得多。但是他不顧影自憐，不懷才自惜，一旦民族大眾需要就將自己的珠玉之身撲上去，好像用一塊純玉、一塊黃金代替一塊石頭、一車土去堵決口。

這是一種最偉大的無私，最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比只是一般的獻出生命更可貴，更可敬，更耐人思索。

第二個如果，「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的柔弱」，是想說他怎樣對待「死」，說他對死的態度。秋白是一個理性的人，是一個深明生死大義的人。他是個英雄，但決不是平常意義上的，傳統形象的草莽英雄、刀槍英雄、虎膽英雄、狂飆英雄。勇敢、堅強等這些英雄冠詞、已無法概括他。

他是一個冷靜的勇敢者，只要他認準的主義、道理，他就靜靜地去實現。為了主義，他把死看得很淡。輕輕地，就像掀開杯蓋吹開茶面上的浮沫。

第三個如果，如果他不寫《多餘的話》，是說他怎樣看待「名」，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就像他對生活可以輕拋，對死淡然一笑，對名也看得很透，對到手的名也像對生命一樣，輕輕地一推，就把它推到一邊了。他是大徹大悟、徹底超脫的人。人格修煉到此，應該說無論是佛，是道，是儒還是一般的革命人生，他都超然其上了。

秋白用他的驚人之舉回答了以上的三個問題，這已經夠我們思索不盡了，但還有更深一層，或曰更感人的一層，他是用悲劇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的。這算是第四個「如果」，沒有點出的「如果」。悲在什麼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沒有發揮出來，二是黨內自己人的鬥。後人悲其生亂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處困境而志不得逞。

可惜他的才華，又為他生前生後在黨內長期蒙冤而不平，這是兩個「悲結」，是秋白這個人物所以能引起廣泛共鳴的主要原因之一。魯迅說：「中國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是其一。……中俄文都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

懷才不遇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也几乎是文學永恆的主題。這是社會矛盾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人們對這個主題的關注，正是企望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價值的實現。所以屈原、賈誼、司馬遷總是激勵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經加入這個行列。

但秋白與他們還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時代那種簡單地為明主不知、君主見棄。第一，他趕上了亂世，只要有一個稍微平靜的環境和稍充足的時間，他的文學之才、藝術之才、治學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塊土壤上，紮下根，長成參天大樹。如司馬相如，如李白、王維、白居易。

但家貧世亂，他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對民眾遭塗炭、陷水火，他顧不得去發揮自己的這些才。本來亂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覓渡》中寫到的與秋白同時的梁實秋、陳望道。

但秋白主動放棄了這個展才之機。為民族大眾的政治，一個文學藝術的巨才未能長得更高，並過早地夭折。這就讓人更有一份遺憾，一絲悲傷。

有关秋白的白话散文(三)

壯志難酬，這也是歷史上常有的事，也是一種社會矛盾現象。對一個人來說逆境難免，企圖一生順利，心想事成，這不可能。但秋白之逆境，不是前進方向遇到的逆風、逆浪，而是在革命陣營內部，在他的身邊、身後發生的不公平、不愉快，甚至是迫害。年輕一點的同志常不理解為什麼黨內也曾有那麼殘酷的鬥爭。

其實內部鬥爭也是一種矛盾，各種思想、觀點、利益的不同，矛盾也有激化的時候。只是人們在習慣上總覺得自己人不該發生這種事，一旦發生不但令人生悲更令人生憤。所以歷史上如岳飛、袁崇煥等忠臣良將未死敵手反遇內害，令一代一代的人一提起心裡就顫抖，就發痛。秋白也已歸入這個行列，他是被「左」傾路線，被自己人所害。

是長征前有意甩下的包袱，是被母親推出懷抱的孩子。他甘願捨棄自己的才華救黨救民，反遭如此不公，這怎麼能不令人從心裡感到深深的悲涼和激憤呢。

秋白是一出悲劇。一個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過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誠心，未能見察，被拋棄，甚至死後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是在這樣一個悲劇過程和悲劇氣氛中揭示生命的價值和人格的內涵。同是共產黨的領袖，他對民族的貢獻，不像毛澤東、周恩來那樣有大功大業，而是昭示了一種精神，一種道德。

這種精神道德甚至超過了事業本身，因為精神可以變成無窮的力量。所以後人尊敬和紀念毛澤東、周恩來，也同樣尊敬和紀念瞿秋白。《覓渡》是1996年8月發表的，1998年10月，我因公過常州第四次拜謁秋白紀念館，館裡的同志說，明年1999年是秋白誕辰百周年。我立即聯想到這一年我們剛紀念了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百周年，秋白比他們還小一歲啊。

他的物質生命只有其他戰友的一半，但他的精神生命卻與他們一樣長存。許多事他沒有來得及做，但他以自己的行動和生命昭示出一條路，所以我在文末說：「探索比到達更可貴」，「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可見人格的力量與價值。紀念館的同志說常州準備隆重紀念秋白誕辰百周年，包括重修他的紀念館、秋白銅像揭幕。而這些重修經費中竟有36萬元是來自民間，是平時十元、百元，一張一張送到紀念館來的。

這中間沒有任何的號召，只是默默地發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裡。

魯迅說：「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歌頌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這是《覓渡》一文想表達的主要意思。我想是這三點打動了讀者。因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劇情結，並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黨史上有代表性的。

首先是秋白具有歷史的典型性，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學的典型性。

大無大有周恩來——紀念週恩來誕辰一百周年

梁衡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年，他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念總理。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麼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面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麼靈魂的永恆?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地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就像老僧悟禪，就如朱子格物，自從一九七六年一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

二十多年了，終於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為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集團被粉碎不久，「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雲壓城，百姓肚裡愁腸千結。一九七六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裡傳出了哀樂。人們噙着淚水，對著電視一遍遍地看著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現了，她居然不脫帽鞠躬，許多電視機旁都發出了怒吼：脫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佈了總理遺體到八寶山火化的消息，並且遵總理遺囑不留骨灰。

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麼陰謀。直到多少年後，我們才清楚，這確實是總理遺願。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如拍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多少年後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可以寄託哀思，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多少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