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会以为编码和解码是程序员的事，其实，我们生活中自己也会编码，现在的信息网络都是数字的，很多东西要保存传输就得编码，比如你要保存一篇文章，里面的字就是一些二进制编码。编码和解码其实就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下面小编告诉你这两者的区别。

1.编码和解码的区别

编码就是如何把信息转换成数字序列，解码则是把数字序列转换成信息。

编码是正过程，解码是逆过程。

编码/解码本质上是一种映射(对应关系)，比如‘a’用ascii编码则是65，计算机中存储的就是00110101，但是显示的时候不能显示00110101，还是要显示'a'，但计算机怎么知道00110101是'a'呢，这就需要解码，当选择用ascii解码时，当计算机读到00110101时就到对应的ascii表里一查发现是'a'，就显示为'a'。

编码就是真实字符与二进制串的对应关系，真实字符转换成二进制串。

解码就是二进制串与真实字符的对应关系，二进制串转换成真实字符。

2.编码的含义

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也称为计算机编程语言的代码简称编码。用预先规定的方法将文字、数字或其它对象编成数码，或将信息、数据转换成规定的电脉冲信号。编码在电子计算机、电视、遥控和通讯等方面广泛使用。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解码，是编码的逆过程。

3.解码的含义

将信息从已经编码的形式恢复到编码前原状的过程。也就是用特定方法把数码还原成它所代表的内容或将电脉冲信号、光信号、无线电波等转换成它所代表的信息、数据等的过程。解码在无线电技术和通讯等方面广泛应用。

4.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从"技术决定论"出发，预言性地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热媒介和冷媒介"等著名概念，开创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媒介文化研究。媒体在当代西方国家与司法、立法、行政并列，成为"第四政治机构"。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五W"模式勾勒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一接收者"的线性模式;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对传媒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如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但仍承袭其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作为传播与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十分重视对媒体的研究，"好和坏，精与次之间的难以选择并不存在于现代传播形式的不同，而是存在于媒体中。"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的赫赫声名是基于其创立的编码/解码模式。编码/解码理论首次以文稿形式出现是在1973年9月，当时霍尔提交了一篇名为《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的大会发言稿，由于其迥异于实证主义传播模式的标新立异，发言稿在会议上引起巨大反响，随后以单篇论文形式收录于《文化，传媒，语言》，最后又冠以《编码，解码》为名出版。

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理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是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各环节均有联系，但又保持着相对自治。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有赖于技术和物质工具，也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事实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特征、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必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弱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其中包蕴着意识形态运作和媒体文化霸权。

霍尔提出三个"假想的立场"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第一个假想的立场是主导一霸权(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场，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际相同含义的交流。处于这一立场的新闻传播者的理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其对信息解读的方式和过程完全符合于编码时刻所设定的预期。然而，这种预期的实现要依赖于媒体的暗中操作。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北爱尔兰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变、或者《工业关系法案》的霸权阐释，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的: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并结合具体挑选播映的场合与式样、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第二个立场是协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场。霍尔援引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在此，霍尔看到了编码一解码过程中存在着包容与控制的双向运作。第三个立场是抵制式或对抗式(counter-hegemonic)立场。霍尔认为，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主导媒体文本中处于优先解读地位，但并非说明所有的受众都会自动做出这种选择，解码人的社会状况会激励他们采用不同的姿态来对待同一媒体文本。因而，如霍尔所分析的，工人受众往往会将主流媒体编码的关于"限制工资必要性"的"国家利益"解码为阶级利益。这一立场富于批判性和抵制性。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对媒介文化研究有着两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方面，编码/解码模式显示了与它之前的媒体研究中两大研究范式的融合和决裂，在超越实证主义"发送者一信息一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模式的同时，又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将话语、符号、权力、社会关系等引入媒介研究，标志着英国媒介文化研究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另一方面，霍尔的三个"假想的立场"为媒介研究的民族志受众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霍尔的同事、著名批判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采用霍尔模式，对"全国上下"新闻节目进行了民族志受众分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的《看(达拉斯)》也堪称运用霍尔模式进行传媒受众分析的经典之作。

当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近来也遭遇到批评和挑战，霍尔本人也曾反思编码/解码理论:"我曾经想摆脱那些观点的起源出处，我们已身处历史中，因而话语也是散漫无序的。但是编码理论并非天外飞来，我曾犯了个错误，只是把那个图表划了上半部分。如果你想阅读全部内容，你必须划一个环形图显示它。因此我必须说明白解码是如何进入记者选题的实践和话语体系的。"笔者以为，霍尔的文化理论建构于表征理论，始终强调意义，编码/解码模式也不例外;由于过于执着于意义，往往忽视了对更为宏观的因素(如经济因素)的关注。如果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用对文化资本的拥有来分析受众的解码立场，这样会更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操作性。我们要牢牢记住格罗斯伯格的忠告: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