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是一位代表人文精神的学者，他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周国平名家散文，供大家欣赏。

周国平名家散文：女性拯救人类

人类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她既是美、爱情、丰饶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她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诗人们讴歌她，又诅咒她。她长久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面纱，我们看到的仍是神秘莫测的面影和眼波。

有人说，女性是晨雾萦绕的绿色沼泽。这个譬喻形象地道出了男子心目中女性的危险魅力。

也许，对于诗人来说，女性的神秘是不必也不容揭破的，神秘一旦解除，诗意就荡然无存了。但是，觉醒的理性不但向人类、而且向女性也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召唤，一门以女性自我认识为宗旨的综合学科--女性学--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面对这一事实，诗人们倒毋须伤感，因为这门新兴学科将充分研究他们作品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他们对女性的描绘也许还从未受到女性自身如此认真的关注呢。

一般来说，认识自己是件难事。难就难在这里不仅有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良知与偏见的斗争，而且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人是什么"的问题势必与"人应该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紧相纠缠。同样，"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总是与"女人应该是什么"、"女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难分难解。正是问题的这一价值内涵使得任何自我认识同时也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过程。

在人类之外毕竟不存在一个把人当作认识对象的非人族类，所谓神意也只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折射。女性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一个相异的性类对她进行着认识和评价，因此她的自我认识难以摆脱男性观点的纠缠和影响。人们常常争论：究竟男人更理解女人，还是女人自己更理解女人?也许我们可以说女人"当局者迷"，但是男人并不据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因为他在认识女人时恰恰不是旁观者，而也是一个当局者，不可能不受欲念和情感的左右。两性之间事实�喜欢戏⑸蠼猓庵治蠼庥质峭餍远宰陨淼奈蠼饣ノ疤岬摹A硪环矫妫颐羌词钩沟着懦四腥ㄖ饕宓钠粗展椴豢赡馨涯行怨鄣愣耘缘挠跋煲渤沟着懦簟N蘼鄣绞裁词焙颍�离开男人就不成其为女人，就像男人离开女人就不成其为男人一样。男人和女人是互相造就的，肉体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两性存在虽然同属人的存在，但各自性别意识的形成却始终有赖于对立性别的存在及其对己的作用。这种情形既加重了、也减轻了女性自我认识的困难。在各个时代的男性中，始终有一些人超越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偏见而成为女性的知音，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女性学家重视的。

对于女人，有两种常见的偏见。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不见"人"，把女人只看作性的载体，而不看作独立的人格。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人"，不见"女"，只强调女人作为人的存在，抹杀其性别存在和性别价值。后者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变种，是男权统治下女性自卑的极端形式。真实的女人当然既是"人"，又是"女"，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正像一个健全的男子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既是同类，又是异性一样，在一个健全的女人看来，倘若男人只把她看作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所受侮辱的程度决不亚于只把她看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文明日益暴露其弊病，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从女性身上发现了一种疗救弊病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艺术家早有觉悟，所以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哲学家们也纷纷觉悟了。马尔库塞指出，由于妇女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这就使得她们有可能不被行为原则弄得过于残忍，有可能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感性，也就是说，比男人更人性化。他得出结论：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社会。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断言，如果没有人类历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可能得救。女性本来就比男性更富于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质，例如情感、直觉和合群性，而由于她们相对脱离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使这些品质较少受到污染。因此，在"女人"身上，恰恰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作为性别存在的"女"，更多地保存和体现了人的真正本性。同为强调"女人"身上的"女"，男权偏见是为了说明女人不是人，现代智慧却是要启示女人更是人。当然，我们说女性拯救人类，并不意味着让女性独担这救世重任，而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

周国平名家散文：人与书之间

弄了一阵子尼采研究，不免常常有人问我："尼采对你的影响很大吧?"有一回我忍不住答道："互相影响嘛，我对尼采的影响更大。"其实，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这就的确存在人与他所读的书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我眼中的尼采形象掺入了我自己的体验，这些体验在我接触尼采著作以前就已产生了。

近些年来，我在哲学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状

态，使哲学关心人生根本，把哲学和诗沟通起来。尼采研究无非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学术表达方式而已。当然，我不否认，阅读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我的气质、性格、经历等因素，其中包括我过去的读书经历。

有的书改变了世界历史，有的书改变了个人命运。回想起来，书在我的生活中并无此类戏剧性效果，它们的作用是日积月累的。我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它们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我的心灵历程中留下了痕迹。

中学毕业时，我报考北大哲学系，当时在我就学的上海中学算爆了个冷门，因为该校素有重理轻文传统，全班独我一人报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数学课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同学和老师差不多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误入了歧途。我不以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辈子生活在与人生无关的某个专业小角落里。怀着囊括人类全部知识的可笑的贪欲，我选择哲学这门"凌驾于一切科学的科学"，这门不是专业的专业。

然而，哲学系并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学课程很快就使我厌烦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学生之一，"不务正业"，耽于课外书的阅读。上课时，课桌上摆着艾思奇编的教科书，课桌下却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读得入迷。老师课堂提问点到我，我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说来惭愧，读了几年哲学系，哲学书没读几本，读得多的却是小说和诗。我还醉心于写诗，写日记，积累感受。现在看来，当年我在文学方面的这些阅读和习作并非徒劳，它们使我的精神趋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不再以知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加珍视生活本身，珍视人生的体悟。这一点认识，对于我后来的哲学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个人在青春期读些什么书可不是件小事，书籍、友谊、自然环境三者构成了心灵发育的特殊氛围，其影响毕生不可磨灭。幸运的是，我在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国文学名著、才华横溢的挚友和优美的燕园风光陪伴着我，启迪了我的求真爱美之心，使我愈发厌弃空洞丑陋的哲学教条。如果说我学了这么多年哲学而仍未被哲学败坏，则应当感谢文学。

我在哲学上的趣味大约是受文学熏陶而形成的。文学与人生有不解之缘，看重人的命运、个性和主观心境，我就在哲学中寻找类似的东西。最早使我领悟哲学之真谛的书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本著作残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犹如抽象概念迷雾中耸立的三座灯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学古老航道。我还偏爱具有怀疑论倾向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儿、休谟，因为他们教我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可惜的是，哲学家们在批判早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往往充满怀疑精神，一旦构筑自己的体系却又容易陷入独断论。相比之下，文学艺术作品就更能保持多义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并不孜孜于给宇宙和人生之谜一个终极答案。

长期的文化禁锢使得我这个哲学系学生竟也无缘读到尼采或其他现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学时，只偶尔翻看过萧赣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是用文言翻译，译文艰涩，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很久，才有机会系统阅读尼采的作品。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发现的喜悦，因为我对人生的思考、对诗的爱好以及对学院哲学的怀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应。一时兴发，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现在，我正准备同尼采告别。

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书是人生的益友，但也仅止于此，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在这路途上，人与书之间会有邂逅，离散，重逢，诀别，眷恋，反目，共鸣，误解，其关系之微妙，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给人生添上了如许情趣。也许有的人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一见倾心，爱之弥笃，乃至白头偕老。我在读书上却没有如此坚贞专一的爱情。倘若临终时刻到来，我相信使我含恨难舍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一定有若干册知己好书。但尽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爱的任何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厮守太久，受染太深，丧失了我自己对书对人的影响力。

周国平名家散文：困惑与坦然

我承认我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世界今天是怎么回事，明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修车的老头花二十分钟就赚走了我半日薪水，一个月收入等于我一年工资，难怪他唠叨着："涨价有什么不好?没涨价我吃贴饼子棒面粥，涨了价我吃大鱼大肉。别说西瓜一元五一斤，三元一斤我也照吃!"我骑着车想，这不算什么，当年莫吉里扬尼不也是用他那无价的画稿去向摆小摊的老婆子乞换一块面包，才得免于饿死?

崔健的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位画家朋友对我说："如今不是凡·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现代生活的确像一条匆忙躜程的急流，谁都被这条急流裹着向前，不复有宁静的沉思，闲适的享受，潜心的精神创造。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已被新的时髦箴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除了赚钱，人们不知拿时间做什么用。难道现代人有真正赏心悦目的娱乐吗?我常常叹息：旅游业不知败坏了多少风景，电视机不知培养了多少白痴!

在西方，"寻求灵魂的现代人"已是一个典型形象。人的肉体曾经与土地血肉相连，技术文明把它们隔离了开来。人的灵魂曾经有神话或宗教作为家园，科学理性把它从中放逐了出来。汽车、电视、旅游和性成为现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费对象，但这一切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所以愈是现代性的思想家，其实愈浸透着一股"发思古之幽情"的感伤。他们或向往古希腊的审美国度，或怀念中世纪的牧歌生涯，或羡慕东方式的宗法情趣。透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听到同样的呼声--对性灵生活的呼唤。

有人曾同我争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然后才谈得上疗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问道：难道几代人的灵魂寻求是无足轻重的吗?我承认我不是理直气壮，因为我能感觉到时代的两难困境：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权贵贪欲的膨胀使得腐败丛生;另一方面，金钱力量的崛起导致精神平庸。鉴于前者，仁人志士戮力于改革、开放和振兴之举;面对后者，哲人贤士呼唤着性灵、爱心和净化之道。文明与野蛮的决战犹未见分晓，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积弊时弊并存，近忧远虑交集。此时此刻，治国者固然身临千钧一发的险关，运思者何尝不是肩负莫衷一是的难题?

也许，为了文明征服野蛮，性灵只好承受技术的压抑。为了金钱战胜权力，精神只好经历市场的沉沦。怕只怕文明与野蛮握手言欢，金钱与权力狼狈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灾难。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已经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尝不也发生着两极分化?好在一个人只要耐得贫困，自甘寂寞，总还可以为灵魂守一块家园，不致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上流离失所。认清贫困和寂寞乃是心灵高贵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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