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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内容提要】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本文分析了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主要观点，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空洞性、非理性和国家本位等倾向，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处于反抗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困境中，还没有以国内公民权为本位来建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若进入政策领域，其内在缺陷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三条道路选择，其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是最为可取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一、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作为政治思潮和社会行动

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与美国产生的冲突及其激烈程度，中国民众滋生出的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在各地开始了反美的示威游行，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态度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说中美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磕磕绊绊、矛盾重重。在与美国的冲突中，中国民众不断感到美国的敌意及其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这使人们自然地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弱势地位和屈辱历史联系起来，增强了民族的耻辱意识和民族痛楚。

与此同时，中国全体民众也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民族认同重新得以强化。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到2001年加入WTO，并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宣泄。因此，中国民众在对美国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屈辱心理和对自身成就的自豪感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合成剂。在屈辱和自豪之间的反复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重新点燃了。现实民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影响，更加给民族主义造成了相当地声势。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重新兴起。

除了上文简单提出的中国民众在九十年代经历屈辱和自豪，两者不断龌齬摩擦而使民族主义增强外，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与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挫折感之间的矛盾。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显著的提高，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然而在国际事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却相对微弱的多。本来中国人都会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了，在国际事务中也该扬眉吐气，起码不会再随意受到伤害和侮辱。而在九十年代出现的"银河号"事件、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等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远非想象的那么强大和重要。民族主义者特别忍受不了的是，中国在美国的眼里简直无足轻重。在讨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时，王小东说："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3]这样，中国民众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而产生的对外事务方面的自信不断遭受打击，导致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和屈辱感，这种感情不自觉地开启了中国人关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痛苦记忆。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还遭受美国的欺侮?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答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全球霸权政策，遏制中国的发展，并试图分裂中国。中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样的判断无疑强烈地冲击了国人的心理，尤其是青年人，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情绪随之高涨。?

(二)中国政府重建合法性的诉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世界上是以苏东剧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为标志终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而在国内，"****"事件也给中国政府带来强烈地震动。国内外的环境使得政府内焦外困，不得不面对双重的压力，合法性进一步流失。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迷茫和多元，九十年代则是价值的虚无和日趋的庸俗和功利，政治淡漠，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都陷入困境，无法提供合法性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希望能够有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合法性。九十年代初，"国学热"的出现就是倡导传统文化的学者和政府不谋而合的一个不意外的结果。在学术领域，"国学"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内外的"新儒家"在也以不同方式否证"韦伯命题"，不但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与现代价值共存，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东亚奇迹"证明了这一点。[4]到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儒家理论造成严重打击。在政治领域，政府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高扬爱国主义，也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政府合法性的资源。以德治国"的提出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三)经济全球化对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影响。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出现愈来愈多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西方也已经由过去现代化初级阶段上的一个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在此种情况之下，利益的冲突，特别是贸易的摩擦，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着。当人们满怀期望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市场远不如原来想象的那样理想，发现这当中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进入'关贸总协定'的苛刻条件，中美之间贸易上的摩擦，无疑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5]并且，处于弱势的国家经济也必然受到发达国家的一定冲击。面对这种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和利益冲突，或者勇于溶入全球性的规则当中，适应、接受并改变规则，在全球化经济中合理利用资源，不断发展;或者认为目前的体系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变相侵略，内心产生厌恶，并欲加以拒绝。后一种态度明显带有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蕴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就带有这种特征，他们将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看作是政治冲突。这样，民族主义者就会???萌?蚧?腥找嬖黾拥睦?娉逋皇游?酃?饕宓陌匀ê驼?翁粜疲??挥邪颜庵志?贸逋豢闯墒蔷?没疃?械某L??nbsp;

二、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主张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小东与网络上的青年民族主义者联系密切，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者等在知识界的代言人，同时也是他们心中的勇士和唯其马首是瞻的领袖。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王小东的民族主义主张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得到较为集中而清楚地体现。下面对其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观点以及存在的缺陷进行简单分析：

1、生存空间理论

"生存空间理论"在现在着实没有多少信奉者了。这不仅是因为它曾经被纳粹使用过，而是这种极端理论注定要导致类似纳粹这样的极端的思想和人类进步的灾难。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在此似乎寻找到了别人没有发现或不愿揭开的真理。王小东认为不承认"生存空间"理论就是学者的愚蠢或者虚伪。他说："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6]他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勇气敢冲破"政治正确性"以赢得民族主义者的叫好声。当然自然资源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分夸大则走向荒谬，资源还没有重要到："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7]还没有重要到，把自然资源归结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8]这样的结论只见一点不及其余，与理与实不符。"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衡量，生存空间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就与其生存空间将地理位置或生存空间视为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完全无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等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不是非理性的梦呓，那么就有转移矛盾之嫌了。

然而，生存空间理论确实是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石，它决定了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之间注定了要争夺有限的空间，注定了国家间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关系，国家间的规则就如自然界的生态法则，谁的力量强大，谁就能够生存，这就是民族主义者主张的"强权即公理"。

2、"强权即公理"

民族主义者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口口声声反美，其实他们在骨子里最崇拜美国，崇拜美国的强权。他们反对美国的强权，实际上是自己要行使强权。民族主义者相信"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10]，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但是不彻底，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指向种间竞争，也指向种内竞争，弱肉强食的对象不仅是国家和种族，也是阶级和个人。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却只能接受半截子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他们必须接受阶级国家而不是全民国家的观念，必须强调阶级利益、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但是这样一来，鼓吹国家至上、国家神圣的国家主义便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也必须否定中国学界近20年来在国家学说上的进步。事实上，王小东也完全否定了人类进步的观念。"。

3、新的极权世界

王小东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确立 "新的极权主义"统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集团对内民主、自由，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奴役。[13]他以慷慨激昂的话语，把世界的秩序由冷战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转换成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对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他以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依据，认为当今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美国的霸权，而"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更提出"苏联的垮台式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14]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谁的自由?是公民或个人的政治自由还是国家外交的回旋余地?这样的追问使得王小东的真实涵义显露出来。王小东完全是站在国家立场之上的，个人的自由与其考虑无关。只有在国家本位的逻辑上才能够理解民族主义的言说。但是从个人自由或者公民自由角度来看，苏联的垮台与美国的霸权与我们自由的关系不大，更谈不上苏联垮台后，我们的自由减少了。即使苏联还在的时候，中国照样发生文革(王小东似乎不愿提这回事)，个人自由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而苏联倒台，美国出现霸权，中国人的自由却不断在改善，自由空间在增大。这里的问题是，不要随意模糊自由的概念。王小东也许会反驳说：当没有了主权，哪里还有什么个人自由?但话说回来，即使有了主权或族权，也经常没有人权和自由。如果民族国家不保障个人的自由，那还要国家干什么?说到底，国家的主权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同，而这种身份的认同必须落实在公民权之上。

4、尚武精神

认定资源和空间决定民族生存，而这种资源的获得只能够通过"强权"，那么建立强大军队，发动战争当然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就走向军国主义的归宿。但这样说无疑太招人指责，王小东不会这么做。他改头换面地说，中国要走出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危机，需要的是"尚武精神"，"富国不能少了强兵"，并认为："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16]。说到底，王小东认为，只有具有尚武精神，战争才能够获胜，才能够攫取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因此才过上了"好日子"。

诚然在近代历史上，战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资源，但历史在不断进步，不能够因为过去的野蛮而继续野蛮，历史促进反省，而不是狂热。中国没有实力，也不应当以战争把曾经自己受过的屈辱加诸于其他国家，以获取所谓的生存空间。因此，从道义和结果上讲，战争不应当成为当前国际行为所诉求的手段，历史上的战争给交战各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包括战胜国在内。王小东也承认："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17]问题是，在认定生存空间对民族生存的决定性影响，而无视国际规则的情况下，武力争夺空间就成为了迟早的问题。而不用武力，那所谓的"生存空间"又如何获得?所以说，建立强大军队，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单从这样的现象来说是正当而无可指责的，关键是结论建立在什么逻辑之上。

三、民族主义的缺陷及其消极影响

王小东对于民族主义的表述是最为系统和完整的，其他很多民族主义者和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更为情绪化和非理性化。从王小东等人的民族主义言说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一些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是有可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歧路的因素。

中国民族主义所带有的特征和由此带来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发生原因、背景、实质内涵上与西方迥然不同。西方英美法等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抗封建专制来获得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公民权，从而完成了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近代的民主革命也同时是一种民族的建构和认同革命，民族主义就寓于民主革命之中。自由、平等、博爱是英美等国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民族主义在国内对于公民个人身份和权利的认同和保障，构成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也同时界定了"我们"与"他们"、"我"与"非我"之不同。而这种界定则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没有"他者"的存在就没有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在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在经受西方列强以舰炮为象征的军事侵略和以商品倾销为手段的经济侵略，中国人才逐渐感觉到"他者"的存在，并开始由千年的文化认同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认同。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就带有不同西方民族主义的独特特征。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西方的侵略，但又不得不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尴尬境地，"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18]。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陷入了既要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既要溶入主流文明又要反对西方文明的困境之中。若要在两者之间巧妙协调，又是何其困难。经常的结果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后者压过前者。质朴而强烈的爱国感情不能够合理引导和控制，它就不但会反对西方，反对西方的一切，而且还会把向西方学习当成崇洋媚外而加以批评。反对西方最终导致了盲目狭隘的排外。另一方面，在西方的侵略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承受不了既反对西方又反对国内专制的双重重任(太平天国运动带有这种倾向，结果走向了失败)。同时，它也需要认同一种身份和秩序，寻找精神寄托，否则民族国家情感就变成无指向的精神流浪。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情况就是民族主义认同国内的统治秩序，无论其为专制或民主。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特征。综合这两方面，中国民族主义就具有特殊的特征：对外激进排外，甚至走向闭关锁国;对内则积极肯定现存的政治秩序。激进和保守奇妙混合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精神气质。中国民族主义存在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所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实质内容。

五、认真对待民族主义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选择，而是如何适应和参与的问题。这确实对当下民族主义构成了一个考验。在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之后，从总体上看出，它还没有真正建构成为一种合理的，能够凝聚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力量。相反，它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它是中国国民对于外来压力的一种民族情绪化反应;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试图为这种国民的情绪化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显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和空洞性缺点，缺乏建设性。并且，它还带有武力崇拜的扩张性特征。这些都可能将中国的未来发展引向不可知的危险歧途。

因此，必须要认真对待当下的民族主义，将其导向和平的、开放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尚武的、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转变需要重新思考，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做出检讨。第一、在理论基础方面，民族主义必须祛除生存空间理论，极端的社会进化论等因素，以积极的开放心态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第二、在国际领域，民族主义要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活动，在尊重国际规则的情况下，谋求国家利益。当前国家之间的活动主要是围绕国家利益进行的合理竞争，虽然存在着冲突和资源的争夺，但更多的是相互的合作互利。国际规则也许并不够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够公平，但解决的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国际事务的参与，努力加以改变。这也是世界发展的方向，由强力走向规则，由野蛮走向文明。第三、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落实到国内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这样才能完成重要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第四、中国的民族主义应更积极地吸收自由主义中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寻找相互融合之路。

无可回避的是，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未来的影响将持续长久。如果能够走向良性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的未来将是积极的促进力量，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发展方向则令人不能不感到丝丝隐忧。从目前来看，它虽然显示出一定的力量，但还不足以主导民众的情绪，不足以进入政策层面。而从长远看来，在各种变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民族主义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