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境界，古人很推崇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那么，读书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怎样读书的问题。

关于怎样读书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谈微观的东西，既技术层面的东西。因为技巧层面人的差异性实在太大了，比如说我读书的经历中，还没有出现哪一本书我读了半拉子就放下了，一本我再不喜欢的书，无论如何我都是要读完的。这只是我的具体方法，不一定就适合大家。王蒙介绍他的读书经历时曾说，诸如《百年孤独》之类的好多名著，他读了五六次之后还是没有完全把整本书读完，但这并不影响王蒙对书本的正确领悟，以及他渊博知识的养成。

还有就是我读书的时候系统性很强，比如读鲁迅的时候，我在大二时曾把整个全集包括他翻译的作品全部读了下来，现在读散文也是如此，无论是哪个出版社出的散文年选我基本上都要买下来并坚持读完。这种方法非常笨拙，我相信并不适合人们现在的阅读。还有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很少做笔记，这可说是犯了读书的大忌讳，肯定无法向大家推广，因为从精读的角度出发，若想把书读到深处必须做大量的笔记，有很多人是很推崇精读的，比如上海的吴亮先生(八十年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特别善于精读书本，以至于他达到读了一本书就可以写出好几本书的水平，可以想象他的精读是多么管用。

但人的悟性是不同的，孔子孟子时代书籍实在少的可怜，但他们仅凭那少的可怜的书籍卓然成为一代思想学术大宗师，我们缺乏他们那样的智慧，所以单靠精读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北宋欧阳修的读书方法是马上、枕上和厕上，这种方法我想对大家也行不通，主要是因为大家不可能再利用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生活了，谁要是天天骑着大马生活，那实在是帅的太出格了，光路人那热辣辣的目光你都要天天出汗，不过其中他的充分利用时间读书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效仿的。

在具体技巧层面，我觉得根据个人具体的状况，最好的方法就是泛读。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青少年时代很少具备书香门第的氛围，所接触到的书数量有限，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在就读清华之前就把经史子集的内容读了很多。泛读的好处有这么几条：一是能够实现量的积累，实现登堂入室的第一步，为做到王国维所说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铺垫必要的台阶，离开了量的积累，对一般人而言，什么方法啊，兴趣啊都是痴人说梦。二是兴趣的发现，在各个学科门类中发现自我所钟情的方向，有了兴趣，就解决了读书的动力问题;三是摸索出适合自我的读书技巧，方法都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点道理大家都懂。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怎样读书，实际上涉及的是读书的境界问题。这个问题，中外古今的大学者讲了很多，但我觉得在绝对的标准上，不是特别切合实际，他们的受众是那些爱好读书而且读书很多的人，关键的问题是初读者距离胸中藏万卷有着很长的距离。

说到境界，古人很推崇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认为他做到了超然于物外，达到了天地与我同一的化境，我对此境界很是向往，但我认为无法推广，因为我们读书多少还是有功利心在里面的，无论是求知还是修养自身，还是自我启蒙，还是应付社会各种硬性的要求等等，里面都有些目的性因素。

有些人可能也会学陶潜，随自己的性子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读多少就读多少，读烦了就扔掉拉倒。我个人认为这种读书习惯不太好，是对自我的遮蔽，可能大家对我的话有所怀疑，跟着兴趣读书有什么不好呢?是这样的，兴趣有成熟不成熟之分，就像我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会变化一样，兴趣也是个渐趋成熟的过程，你刚刚站在读书的起点上就有把握说自己的兴趣已经成熟了么?

除非你是个天才，我们回过头还来说陶潜，他能够做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他读了好多年书了，而且在官场历练了十几年，终于发现自我的性情还是在自然上，《晋书》中还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和他的读书境界相映成章，我现在给大家讲讲，传记里面说他：渊明不解音律，然置无弦琴一张，每酒适，则抚弄之，以寄其意。这样的意会不是能学来的，我们若是弄个没有弦的吉他，吃完饭后就假装弹琴的样子，不被旁人看作有病才怪呢!

在境界这个问题上，还有人推崇苏轼的读书方法，那就是把书当作下酒之菜，读到会意处，就来上一大杯，前人笔记中记载他“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就是读一晚上的书需要一斗酒下去，这和陶潜的读书境界异曲同工，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是不可学的。

还有人拿王静安先生三境界说来说事，实际上他所说的三境界主要指向献身学术，毕竟还是属于小众化的读书境界，很难推向大众。以上所举的三种境界说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以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谁若是能做到三种中任何一种，将会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切合人们实际的读书境界只有一种，那就是苦读，苦读是领会读书境界唯一前提条件。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苏轼，他的出神入化是在很晚的时间段才出现的，早年的苏轼是典型的苦读学派的弟子。

据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记载，苏轼八岁的时候在母亲的教导下就能够背诵《汉书》和《后汉书》，现在中华书局出的这两本书，一是10卷，一是9卷。

《汉书》的准确字数是八十万字，《后汉书》呢，也差不了多少，问题的关键是，苏轼除了背下这两本书外，还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方面的东西，没有扎实的学识积累，苏轼也做不到对书中兴味，神韵这些最高层次美学品位的理解。更谈不上后来他在诗文词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了。

第二个例子我想讲讲王安时，这位拗相公点了翰林之后，读书之苦甚至超过了苏轼，《宋史》记载他外放为官期间，每晚读书都要到凌晨三点钟左右，而六点钟左右必须要准时赶到衙门办公，算下来，这一长段时间内，他们的平均睡眠也就是3个小时。常常是起来后顾不上洗脸，也顾不上整理头发(那时的男子是长发，束好头发是基本的礼仪)，就直奔公堂。

他的下属们见的多了，就怀疑这位上司私生活极不检点，夜夜笙萧才会弄成这样，私生活奢靡是北宋时代士大夫阶层的通病。所以就向皇帝揭发此事，后来皇帝把王安石专门传唤到京都询问此事，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他读书特别苦才搞成这样。所谓的拗相公不仅指的是他行为处世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苦读书的执著上，苦读到什么地步呢?

苦读到食不知味的地步，也就是说吃什么都没有分别的地步，王安石有一个特别的饮食习惯，即吃饭的时候，只向距离最近的盘子下著。有一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皇帝在御花园请群臣吃饭，就想考验王安石是否如传说中说的那样，就把一盘钓鱼用的鱼饵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王和皇帝边吃边讨论国事，讨论完的时候，一盘鱼饵也全被他吃完了。王安石的学问在北宋一代是数一数二的，根据宋代话本记载，连苏轼也在他的渊博学识前丢过丑，苏轼是何许人也，前面已做过详实的介绍，不用我多说，可见王相公的厉害了。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句话同样适合读书的境界，只有在苦读中，我们才会发现读书的好处，发现读书的价值，才能够将读书这种习惯放到长长的一生中去坚持。

第二个问题：读什么样的书?

最近的《百家讲坛》推出了系列学者阅读经典的栏目，掀起了一场全民阅读经典的热潮。媒体的出发点和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对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去除了民族这几年的浮躁之气很有作用。

爱书之人相对来说是专业读书者，应不应该读经典呢?我对此不以为然，我不是很主张大家都一头扎到经典里去，不是因为经典不好，正像我上面所说，实在太好，读太好的东西一方面需要基础，一方面需要悟性，这两个因素人们不一定具备，我们的阅读时间有限，所以必须根据大体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选择。乱读一气的结果要么是营养过剩，消化不良(余秋雨语)要么是满脑子都被废品堵塞(卡夫卡语)。

今天，来自欧美诸国的通识教育理念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并认同，这个理念用在读书上，也是恰到好处。所谓通识，指的是一个人尽可能地打开视野，多多了解人文历史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我们泛读的方法，基本的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思想史的通俗易懂的著作，我们都应该读一些。

也就是采取通读的策略。比如前几年出的一个系列书共有十本，包括《经济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历史是什么》等等，作为通识教育的基本书本，都可以找来读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大家能够开阔眼界，我们应该知道，各个学科学问的最高境界都是融会贯通，缺乏一个大的视野，是很难登上山的最高处的，正像王国维所说，只有登上高楼，才能看得见天下各种各样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博览群书对于我们对当前社会的理解，对自我的认知与定位有非常的效应，比如以当前时代的视野来看，人类的理论和思想走到哪里了，这方面大家就要读读萨伊得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读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以及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

要想认识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要读读刘晓枫和汪晖的著作;若想对中国的古代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应该读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及钱穆的《国史大纲》和李约瑟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若想把握人文地理学的基本著作，应该读读复旦大学葛剑雄的著作;

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应该读读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美国的余英时做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研究，以及北大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与哲学》;若想了解伟大人物的故事，那就应该读读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傅雷家书》、《富兰克林传》，以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若是对思想史有兴趣，那就应该读读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系列，《顾准日记》以及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三卷;要是了解哲学，那就读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编》;

要想从书中获得积极的人生感悟，那就应该读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培根、蒙田的著作。以上所举的只是大网中的一部分鱼儿，我相信在个体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更多，更好的书。

说到这里，我就可以为我的话做总结了，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多读书，正像哲学家奥多所言：重要的不是我们活的最好，而是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