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创业精神的水平及其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状况,本文研究了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创业报酬结构和税收对创业精神配置的影响。那么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在哪里?

中国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目前正面临一个坎:持续创业和创新的动力在哪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将资金大规模投向奢侈品、收藏品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往房地产、金融投资、矿产开发等资本回报率高的产业领域拓展或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投机、炒作和狂欢式消费,与此形成对比,传统的制造业和需要精耕细作的高新技术领域,正面临社会资本“供血”和“造血”功能严重不足的困局。

为什么我们诸多的产业领域,比如洗化、饮料、电池、食品、医疗器械会被外资逐渐蚕食?为什么投资担保业会在一夜之间膨胀到接近火山喷发的程度?为什么在招商银行和贝恩投资的联合报告中,会有60%的受访千万富翁和27%的受访亿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为什么有不少“富二代”“富三代”不愿认同父辈们的创业模式和经营风格?

没钱的人急着赚钱,有钱的人不想做事,财富精英阶层的精神普遍萎靡不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创业和创新的机会少、风险大、收益小,税费制度未调整到位,“潜规则”交易成本高,这固然是短期内无法改观的一些客观事实和约束性条件;但我们依然要说,面对着发展模式的急剧转型,企业和企业家的内在价值观、经营理念出现了根本性问题。

某地一企业老板,原是挖煤出身。前几年逐渐从该行业退出,转向房地产、大卖场投资。这两年觉得太辛苦,就开始瞄准收藏品领域,一车又一车地往家里拉玉石和红木家具。另一地的某电器集团老板,身家数十亿,忽一天把亲朋好友召集在一起,分割企业、散尽家产,从此遁入深山,年纪轻轻就看破红尘、吃斋念佛,将曾经的“百年基业”的规划目标当做一梦。

面对着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由奢返俭难”,面对着许多人只能适应顺风顺水,遇到挫折就无所作为、雄心消退,《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指出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弱化、钝化、松懈和涣散”——干着干着不想干了,爬着爬着不想爬了;除了大钱快钱,小钱慢钱已经提不起兴趣,赚着赚着不知为何而赚;富而思安图易避艰;遇到困难,不找市场找市长,只归因制度环境,或者“大不了不做了”,“种种惰性,似乎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染病”。

诚哉斯言!“路越走越窄”,这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内在生命力不足的一种直接表现,是企业家的精神信仰和终极目标出现基因变异所致。选择创业,选择做企业家,固然需要一定的外部制度条件(尤其是保障企业家权益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文化支持,但在终极意义上,这样做,乃是一种与生俱来、发自肺腑、透彻灵魂的内生动力,是任何外部条件变化所不能剥夺、打垮、侵蚀的精神选择。“我为什么办企业”“我如何办企业”“我办企业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只有想清楚并回答了这些问题,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神圣使命感和持久动力,才能真正找到。

当前,许多中国企业正进入“换帅期”。从一些老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竭的生命热忱和创造激情:娃哈哈的宗庆后常年专注于做饮料并保持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双汇集团尽管遭遇到行业性的共同难题,但其掌门人万隆临危不惧、果敢决策的姿态,已让全社会感受到了这个中国龙头食品企业长久以来的使命感;柳传志二次把舵联想集团的战略规划,他也许无法掌控剩下的生命时光,但他希望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能活得更长,发展得更好。这些案例,都是注解创业和创新动力)的活生生榜样。假若还能够放眼长远,通过鄢烈山、傅国涌等人所写的近代企业家精神溯源文章,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相关启示。

鲁迅曾在着名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中国的脊梁”。这样的话,诉诸今天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也不失为一种警醒和激励——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企业家,都有“为生民立命”“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传承和历史使命。

说到底,这也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持续创业、创新的深层次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