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在近几年的试验推广过程中,农村社区的管理与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社区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农村社区管理论文范文一：新农村社区管理思考

摘要：社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新农村社区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载体，加强新农村社区管理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农村社区管理的发展过程，对新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新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的构建做详细阐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社区;社区管理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新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媒介，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农村社区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对改变农村面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探索新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对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管理的发展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社区管理也在逐渐发展，只有构建适合国情的管理模式才能保障农村社区管理的合理运作。而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在内外各种条件变化下，随着国家的制度变革不断发展。目前中国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过了以下几个时期。

1.乡村体制时期。农村社区管理在地域上南北不同，北方是以区和村为建制，南方是以区和乡为建制。农村社区的管理规模很小，主要以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为基础，在后期的国家政策调整下，乡村制度逐渐作废，转换为人民公社。

2.人民公社体制时期。以集权体制为基础，不但将分散的农民统一整合，也将农村的土地进行了整合，彻底实现了公社体制。乡村社区表现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形式的组织结构，同经济组织、公社组织相统一，进行社区管理。

3.乡村政治体制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前提，社区内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其特征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和村民组织相互独立，政府执政，提供基本的公共管理，而村民对社区进行自治。

4.新型农村社区时期。农村社区管理组织结构体系多元化，通过系统的决策、执行、监督、反馈、制约机制来维持社区管理的运作，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途径进行管理服务。

二、新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管理理念落后。改革开放后，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乡镇建设以及社区建设有了极大进步，效果显著，新农村社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同以往相比有了提高，这为新农村的发展奠定了稳定基础。但是，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新农村社区组织的扩大，同国家战略实施的层面比较而言，新农村社区管理在理念上还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管理组织、管理人员、管理手段滞后，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法律观念、服务意识等大大制约了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水平，传统的行政化管理依然很普遍，社区委员会传递政府信息较多，服务社区较少，忽略了公共管理和服务。

2.管理体制有待完善。现阶段的新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仍然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结构相伴随，由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党组织进行统一领导，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委员会展开具体的管理工作，上下结构紧密，横向互动相对较少，并没有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其组织架构主要包括了社区党组织、社区村委会、农民小组、专业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从整体运行上来看，虽然组织架构存在，但新农村社区还处于隔离的状态中，并没有实现具体的社区功能，也没有达到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新农村社区管理上的村民自治、村民民主、制度化进程都发展缓慢，沟通渠道不畅通。

3.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由于人口较多，新农村社区内流动人口密集，安置矛盾突出，相比城市的社区管理更加复杂，对于管理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现阶段受专业化的人力资源限制，新农村社区内的管理者及工作人员来源不规范、后备力量不足、综合素质较低，缺乏常态化的培训机制，管理方法落后、陈旧，引发村民与社区管理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较多，现阶段新农村社区管理水平很难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的速度缓慢。

4.居民参与意识有待提升。新农村社区的居民大部分是农民，对角色转换尚未充分适应，对新农村社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往往不清晰，大部分居民同传统的生活方式一样，只顾及自己利益，当自身利益受损时才会参与社区事务，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普遍较低，其参与行动更是少之又少，这同社区内居民的文化水平和人文素养程度是不可分的。

三、新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的构建

1.树立以人为本的社区管理理念。新农村的社区管理，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从社区居民的最根本利益出发，在服务设施、服务意识、服务能力上给予居民最大的支持，满足居民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以人为本的社区管理理念，要求管理者坚持以创新服务型社区为工作重点，借鉴国外服务型社区的管理模式、理念、方法，促进新农村社区的管理在各个方面提高。管理者需要主动了解社区内居民的需要，发挥新农村社区主体的作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同时居民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参与社区管理，在享受社区提供服务的同时为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2.创新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政府要重视在新农村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落实社会管理职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理念以及国内新农村优秀模式，努力构建互动的多元化社区合作治理构架，将社区的公共管理功能、自治功能以及服务功能充实到新农村社区的建设中来。改变原有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建立乡镇政府服务、社区自治服务、市场服务、村际社区互动服务的统一体制，赋予农村社区一定的自我管理权，促进自治管理组织之间的共同合作，充分满足新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不断对陈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3.提高新农村社区管理队伍素质。新农村社区管理者面向农民，是同农民接触最多的基层服务者，能否具有良好的业务能力、沟通能力、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村民对于地方农村社区管理水平的评价。因此，新农村社区需要不断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首先，要通过指定的考试来选拔优秀人员，为管理队伍增添新鲜血液和力量，优化管理结构和管理动力;其次，保障定期岗位培训，调整社区管理者的工作态度并提高积极性，从业务领域到综合素质进行培训，提升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最后通过一定的绩效考核来刺激管理队伍的整体进步。

4.鼓励农民参与新农村社区管理。首先，要加强对村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让村民认识融入社区管理的利益所在，激发农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其次，要为农民融入社区管理活动提供更多的平台，对能够参与社区管理的村民给予一定的肯定和支持，呼吁广大村民采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来支持社区管理及社区建设，为社区贡献力量;再次，要将社区和广大村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优化村民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地促进村民参与社区管理活动;最后，要提升村民的整体素质，在新农村社区管理中，参与者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农民需要的。基层管理者要加强对村民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帮助农民早日具备参与新农村社区管理的能力。新农村社区是城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探索新农村社区管理上，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社区管理理念、创新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提高新农村社区管理队伍素质、鼓励农民参与新农村社区管理。

参考文献：

[1]李增元,田玉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J].重庆社会科学，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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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大金.中国乡村社区治理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0.

农村社区管理论文范文二：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社区管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建设能否井然有序地开展，社区管理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构建社区管理模式在社区管理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为农村社区选择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模式，如江西省以“一会五站”和村落社区为特点的民间组织型社区管理体制模式，江苏太仓市的政府、社区互动型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等。不同的改革模式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有哪些共同点和区别点，对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的创新是否具有普适性，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研究的基本概况

学术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展开研究并取得一定的代表性成果。敬义嘉、刘春荣提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构建应“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制度向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缝隙”。徐永祥提出，关键在于围绕“政社分开”的核心原则，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林尚立认为，要在社区空间内，基于社区的公共利益和社区成员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动员和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在协商与协议的基础上，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协调和公共参与的互助合作体系。学术界讨论的共识是构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体制，重在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理顺乡镇机关、基层党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然而，在当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问题上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宏观性的，对于如何构建新时期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社区功能的实现和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行为，而对社区主体尤其是来自民间的社会支持因素关注不多，结合实践创新进行理论提炼的也不多见。且学术界对社区管理的研究主要分别以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层面的切入点，城市和农村自为一体，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研究农村社区管理的少。本课题是结合城乡一体化背景来研究农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的创新，以弥补学术界研究的空白。

二、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的比较分析

(一)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是指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政府服务下乡承担起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任。这种类型一般存在于农村人口分布相对比较密集、地域范围较小的地区，如北方地区、东部地区，便于政府集中资源提供管理和服务，这些地区在社区设置上多为“一村一社区”和“多村一社区”，社区组织和村委会相重合，或高于村委会。山东诸城和胶南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自2007年以来，诸城市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基于现实需要设置了“一村一社区”和“多村一社区”两类。“一村一社区”地区是人口比较稠密、地区比较大的村庄，政府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内设便民服务站、卫生服务站、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便民超市等，集便民服务、村民自治、文体娱乐于一体。以村“两委”、有威望人员及驻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依托服务中心，成立便民服务、环境保洁、护村巡逻等队伍，开展便民管理和服务活动。“多村一社区”一般由2～5个村组成，打破家族圈、村庄界限，在中心村建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打造“两公里”服务圈，吸引周围村庄村民向中心村集聚，将区域内的原村民、务工者、外来人员都纳入服务的范围，切实增强了流动社会中各类居民的认同意识、参与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自我管理意识。截至2010年6月21日，诸城市撤销了全部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实施社区化管理和服务。与之类似，胶南市也通过建立邻里中心、搭建各类载体平台、实行服务代理制等，将管理和服务延伸进社区内部，总体上这类管理和服务体制基于政府的强大行政力量，使政府管理和服务覆盖到社区内各类成员，提升居民管理和服务水平，以管理和服务促成异质性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二)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是指企业是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载体，社区基本管理和服务都由企业供给，形成自我管理和服务机制。这类模式一般仅限于农村经济比较发达、村集体企业实力雄厚的地区。山东胶南北高家庄是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北高家庄自2004年以来以珠光科技集团为依托，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条“以企带村、村企合一”的社区管理和服务道路。在组织体制上，社区实行村委会、村办企业、社区服务管理“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交叉任职”的组织体制。北高家庄社区居民既是企业的员工，也是社区集体成员，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基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都由该集团承担。完善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民自治机制，并通过务工妹书屋、职工教育日等载体，加强社区内各类居民教育管理，提升村民、职工整体素质，使外来人与原村村民能够融洽相处、共同参与、推动社区发展。形成了“社区自治管理、行政管理、社区建设、企业经营管理、社区服务”五位一体的管理、服务体制，使社区成为容纳多元身份成员的开放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三)民间组织型

“民间组织型”是突出夯实社区内部微观组织基础，注重民间力量自我治理的一类管理和服务体制模式。这种管理和服务体制类型一般存在于“一村多社区”和“社区设小区”建制中，社区组织在村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湖北秭归杨林桥和江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为解决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杨林桥镇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撤组建社，建立起“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体制。每个社区一般由30个左右的农户组成，社区群众“直选”产生社区理事会，理事长由理事推选产生。形成了社区内自治、社区间联合自治、以村为单位整体自治的三层自治架构。社区理事会、互助组等民间组织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承担起实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解决邻里纠纷、红白事、实现互帮互助等管理和服务任务。以村委会为载体，建立文化科技、治安调解、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协会，实现政府服务、社会化服务下乡。与杨林桥相类似，江西农村社区建设也通过建立“五老”人员为主体的志愿者协会及下设的社会救助站、卫生环境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自治机制。

(四)政府、社区互助型

“政府、社区互助型”是强调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之间合作、互动共同推动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一种类型，也是探索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的重要典范。这钟类型主要存在于“一村一社区”或“集中建设区”等社区建制中。江苏太仓市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江苏太仓市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紧紧围绕农村社区服务工作，经过探索形成了“12345”管理服务体制。一是建立了一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保障拥有300～500平方米的办公和活动用房，做到服务设施和制度到位，成为政府管理和服务延伸的平台。二是设立了一个宣传栏和建设一个文体活动场所。三是培育了三支服务队伍。即由原村级组织中的相关人员组成的专业管理队伍，由闲散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由党员组成的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四是开辟了老人和残疾人活动室、图书阅览棋牌室、警务信访调解室和多功能教育室“四个室”。五是完善五个服务站，即建立农业服务站、社会事业服务站、公共卫生服务站、社会保障服务站和综合治理服务站。面对当地农村社会流动性大的特点，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归口管理、部门协作、社会共同参与、基层具体落实”的服务管理体制，并建立健全由社区原住民、外来人员和驻区单位依法推选产生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深化民主治理。

(五)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

“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突出了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协作、互助作用，旨在于发挥多种力量形成流动、异质性社会发展中的无缝隙管理和服务。这类体制一般存在“一村一社区”之中，社区居委会与村委会合一，或社区居委会在村委会指导下工作。重庆市永川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2007年重庆市永川区在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助农增收服务、社区志愿服务“三大服务”，提升村民自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文明促进功能、改善环境功能“四大功能”，强化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经费保障、设施保障、队伍保障“五大保障”基础上，形成了“2+3+N”管理和服务体制。“2”即组建农村社区工作委员和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社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指导性机构，在村“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是延伸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和村民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3”即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志愿者服务体系、专业经济协会服务体系等三大服务体系。利用居民服务中心建立“五室两站一社一校一场”，为村民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组建了各类志愿者服务组织和以产业大户、致富能人、驻社区企业代表为主的各类专业经济组织。积极引导驻村单位、离退休回村居住人员、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等通过社区平台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积极探索了代管、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管理服务领域，从而形成了以政府公共服务为支撑、社区自我管理与服务为补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立体、系统、全面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实现了多元力量的有机结合。从总体上来看，在实践中，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实践生成路径并不具有统一性。在现实中，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现状与现实基础，各种力量存在情况不一，使社区管理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生成机制。

三、农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创新的路径

(一)应构建适宜资源多面向自由流动的组织架构

对一个社区而言，既要担负起社会自我管理的重任，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自身的需求，其运行注定面临各种矛盾与阻力。同时，社区作为社会机体的细胞，其本身的正常运转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政府资源的投入几乎不可避免。这样一来，社区的运行需要教育、医疗、警务、卫生等多个领域内的资源注入，这些资源的注入是否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偏好，这些信息必须依赖有效的反馈机制来加以呈现。此外，社区作为一个守望相助的有机共同体，居民的自助是其一大特色。因此，最大限度地确保民众间的有效沟通和有效联合同样至关重要。纵观国内现有经验和国际经典的做法，在空间和组织架构上理顺沟通渠道和资源循环渠道都为各套方案所重视。结合上述分析不难得知，在构建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时，应特别注意信息流和物质流的畅通以及它们在各单位间的共享。

(二)应因地制宜地构建社区管理模式

无论是国内的村落自治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还是欧陆国家与农业产业化紧密捆绑的乡村管理模式及加拿大注重不同层级间政府共赢的新乡村管理模式，都是各地政府和民间基于自身实际，着眼于克服现有阻力而逐渐磨合形成的社区管理模式，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和不可复制性。地理空间是对农村社区管理造成最大影响的变量。一个平原地区的农村社区与一个深山中的农村社区显然不具有可比性。但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无论出于哪个地理空间，政府都能够引导居民通过协作方式实现互助，并逐步凝练出完善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如江西作为中部欠发达省份，省情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一方面，江西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空巢”、“留守”现象十分突出，如何在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序引导劳动力回流的同时，构建好以老弱妇孺为主体的社区，并提供此类社区向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正常社区回归，无疑需要相当的智慧和勇气;另一方面，江西地理条件复杂，全省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同时，南部海拔较之北部更高，许多村落散落在深山老林当中，如何根据地理特征，合理引导不同区位和地理条件的农村按照大致相当的路径建立起各自的可持续的社区管理模式，也是需要在综合考量各项政策因素后仔细加以定夺的重大问题。

(三)形成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疑是构建高效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所必须触及的重大改革事项。从目前的情形看，深入推进“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是未来促进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构建的必然举措。表面上看，“省直管县”体制并不直接涉及乡镇和农村。但是，在当前“乡财县管”的基本模式下，县级政府作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直接管理者，其中管理权限和调控能力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很大。即使未来“乡财县管”模式发生一些调整，县级政府作为乡镇的管理者，依然拥有很强的规划、引导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县本身能否获得足够的自主权，以通盘考虑整个县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十分关键了。

(四)构建可持续的财政配套保障机制

“一级事权一级财权”是财政领域内最基本的原则。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出现严重的不匹配现象。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社会化建设的情境下，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行更是受制于财力的短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到农村社区管理领域，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基层政府的财权，使日渐庞大的事权体系能够得到有效支撑。只有建立起可持续的财政配套保障机制，才能保障农村基层组织事权的顺利履行。

(五)营造活跃的基层民主管理氛围

社区管理需要基层民主的基本氛围。目前，县及以下范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活跃基层民主管理氛围的重要平台。为此，可通过在县及以下范围人大代表选举中按照城乡相同人数比例和天数比例的方式展开选举，使更多农民参与到县级人大代表的群体中来，使人大代表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最根本利益。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完善并规范县级政府派出乡镇基层组织的社区管理职能，并为最终县乡社区管理职能的一体化创造条件。

四、结语

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公民身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满足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现代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几千年来人类对民主政体的追求。实践中的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正是现代国家对现代民主治理的实践探索，通过体制性的创新，形成国家、市场及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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