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雾霾的北京，也是全国最长寿的城市之一，你信吗?下面由小编分享全国寿命最长的城市在哪？

中国最长寿的城市排行

被称为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近期发布了一期调查报告，将中国的寿命情况分为了五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上海、天津、北京、浙江、香港和澳门。这些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超过了80岁，人口死亡率也极低，可与日本、法国、瑞士这些高人均GDP、环境又好、最适合享受人生的国家媲美。其中，上海女人最长寿，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5岁。第二梯队的是吉林、辽宁、山东、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山西、陕西，人均预期寿命为77-80岁。

漫天雾霾的北京也是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之一

第三梯队是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宁夏、甘肃、河南、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江西、湖南、云南、广西，人均预期寿命为74-76岁。最后垫底的是西藏，人均预期寿命连71岁都不到。可以看出，中国最长寿的城市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也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尤其是今年入冬以来，北京和东北地区PM2.5曾一度接近1000，导致空气净化器都脱销了。雾霾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自不用说，大小数百种颗粒物，进入呼吸道，会引发气管炎、哮喘等疾病，增加肺癌的患病率。但漫天雾霾的北京也是全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中国东西部人均预期寿命相差15岁

这个其实回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试图证明的，经济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寿命。人口统计学上，通常用人均预期寿命来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人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指，假设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它以当前分年龄死亡率为基础计算，但实际上死亡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均预期寿命是一个假定的指标。卫计委的前身、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东西部人均预期寿命相差15岁。

平行对比，收入与寿命正相关性较强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国家。美国的长寿县费尔法克斯县，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2岁，女性为85岁，基本与瑞典持平，同时也是全美的富人领地，家庭收入中位数达10.7万美元，是全国最高的县之一。而与费尔法克斯县只有半天车程的麦克道尔县，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64岁和73岁，跟伊拉克差不多，其失业率高，吸毒泛滥，家庭收入中位数大约只有费尔法克斯县的1/5。政府援助占麦克道尔县居民收入的一半，教师、护士、医生、外科医生、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戒毒人员均呈短缺状态。

韩国的预期寿命与收入也呈明显的正比关系。从韩国全国水平来看，收入排在前20%的人群的预期寿命为83.7岁，较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长6.11岁。这一关系在韩国的地方上也同样存在。首尔瑞草区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预期寿命为86.19岁，名列全国第一，比垫底的江原道华川郡收入最低的20%人群(71.01岁)长了15.18岁。

世界范围内，有数据显示，在高收入国家，2012年出生的男孩预期可以活到约76岁，比低收入国家出生的男孩(60岁)多了16年;女孩的差异更为显著，高收入国家(82岁)和低收入国家(63岁)相差19年。国别来看，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为83岁，意大利和法国均为82岁，英国和德国均为81岁，加拿大为80岁，美国为79岁。在天平的另一端，9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男女期望寿命仍不到55岁——安哥拉、中非共和国、乍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

真的是收入越高，寿命越长?

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水平、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等，学界对该问题也有诸多研究。但人口统计学毕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课程，只能找出一般的规律，难有绝对的定论。这里我们只讨论经济水平对预期寿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一般认为，经济水平是决定人均寿命的最重要因素，是基础性的指标，而且数据也在支持着这个观点。

学者鲁小波、陈晓颖发表的论文《中国各省人均寿命影响因素研究》就称，经济水平是决定我国人均寿命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它通过制约居民收入、医疗设施、医疗人员的数量和服务质量等因素制约各地区的人均寿命水平。预期寿命最高的天津、北京、上海三地的人均GDP高于10万元，而最低的西藏、贵州人均GDP皆低于3万元。从世界范围看，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也最高。

放眼世界来看，一国的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也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通过对比各国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数据发现，人均GDP差异对国家间预期寿命差异高低的影响率为72%。世界银行提供的117个国家从1980-2011年的历年数据也显示，人均GDP对国家间预期寿命差异的影响率为74%。

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其著作《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的第一章《人类福祉现状》中还专门论述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和收入状况”的关系。迪顿重绘了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在1975年绘制的“普雷斯顿”曲线，将相关数据更新至2010年。如图，这张图显示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这张图“虽不能证明更高的收入会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不能确认疾病的发生都是因贫困而起。但也不否认钱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极为重要的。”

迪顿称，“认识到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具备正相关关系十分重要。经受物质生活之苦的人们，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人，一般也正在承受健康之困：相对而言，他们的个人寿命更短，在有生之年，多数也要经历丧子之痛。而在曲线另一端的富裕国度中，人们则极少会经历子女死亡这样的悲剧，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而且生存寿命也要比最穷国家的人们长近乎1倍”，“在很多方面，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个人要改善健康状况，就需要有更好的营养，也就需要花钱;政府要提供洁净的水源，改善环境卫生，也需要有钱。不过，在富裕国家，虽然科研耗费了很多金钱，但在癌症或者心脏病上的治疗效果却都不明显”。

不能“唯GDP论”，但也不能放弃

因此，罗思义认为，中国社会当前存在一些观点，认为“GDP增长仅仅只是增加了钢铁或化学制品产能”的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相反，GDP水平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些人声称“中国GDP增长并不重要，因为其被其它消级的社会发展所抵消”的说法也是错误的。首先，因为较高的人均GDP是延长居民预期寿命的最重要方式;其次，数据显示，医疗、环境、教育和其他因素对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正面影响显著优于其人均GDP水平。

高收入对寿命的影响不是绝对的

当然了，尽管几乎3/4的预期寿命取决于经济水平，但仍有一些其他因素对寿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迪顿表示，总有一些例外，说明“穷国可以做得比我们根据实际条件所预想的更好，而富国则可能做得非常糟糕。低收入人群也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而花很多钱也可能没有好的结果。在任何收入水平上，战争、流行疾病，以及极端的不平等都会让健康问题恶化”。

例如，依据2011年国际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计算，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应仅为70岁，但其实际数据为73岁;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应为81岁，但其实际数据为79岁。也即是说，中国的预期寿命比就其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的寿命高了三岁，美国的这一数据则低了两岁。由此可见，中国的其它因素(医疗服务、环境、教育等)而非纯粹的人均GDP增加了其预期寿命，而美国的其它因素则降低了其预期寿命。

因此，罗思义认为，中国人要想长寿，就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GDP必须保持持续增长——这将会提高约3/4的预期寿命;第二，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必须进一步改善能让中国保持预期寿命高于其经济发展应有水平的诸如医疗、环境、教育等其他因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