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前，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鸣。然而，这次发言却让张闻天的政治生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希望大家喜欢。

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坚持

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原名应皋(也作荫皋)，曾化名洛甫，字闻天;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张闻天一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执著地追求真理。他作风民主，性格刚直、坚韧，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尽管明知前方阴云密布，狂风骤雨，但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正如他喜欢的一副对联所描述的那样：“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同样为了坚持真理，畅言自己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看法。在他准备发言提纲的过程中以及发言的当天，庐山会议形势已经逆转，田家英和胡乔木都去过电话，让他别讲“大炼钢铁”的问题或者少讲一些，但他主意已定，义无反顾。他答道：“‘物不得其平则鸣’，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这简短的11个字，表现了张闻天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尚品格。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为了真理，明知再继续说下去会对自己不利，可他已全然不顾。

那天下午，他在小组会上足足讲了3个小时，一共讲了13个问题。他的发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在讲到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就因为这篇发言，张闻天成了“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副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要明哲保身，在那种气氛下，他可以不去捅那个“马蜂窝”，但是他如骨鲠在喉，不吐就是不快。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接触实际，勤于思考，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这就是张闻天，一个光明磊落、心底无私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的官越做越小，可他思考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他那正直刚毅的品格为后人所传颂。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缺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 。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

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 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

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对缺点的估计

我同意《记录》草稿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但却是重要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记录》草稿还讲到，这些缺点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纠正这些缺点。但是，纠正缺点，例如把比例调整好，也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例如财政平衡问题到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没有得到重视。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能否一下子贯彻执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五、产生缺点的原因

同意《记录》草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比如订产量指标就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可是，在这类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冶金部过去订钢产指标，两千万吨、三千万吨，都说可以做到，结果总是做不到。现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能否完成，我看也还有问题。不论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所提根据都是同样的几条，究竟这些根据是否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呢?订指标，总得有现实的可靠的根据。我们是外行，但是搞业务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在各个相互联系的部门中，如果有一个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说高指标不可能实现，就可以对整个计划产生好影响。当然，这个部门也可能会因此被插上白旗。如果说,虽然指标高了些,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总还是搞到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样搞到的局部的成绩,不能拿来为主观主义及其造成的损失辩护，损失总是大的。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上面这种说法就同主席讲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政治和经济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并不是“算帐派”。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说，要精打细算，要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当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总之，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们很快改变面貌的条件，但是目前还是“一穷二白”。我们的资金有限，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应该实行节约原则，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铺得过大。要反对大少爷作风，反对满不在乎，大而化之，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帐就行。我们每增一个工人，都要经过核算。现在有些工厂不执行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听说太原钢铁厂现在有万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动员他们回去。这样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来的。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我提议编些通俗本。例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就要赔本。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掉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晃晃，危险之至。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要搞新办法，一定要反复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已成功。工业中少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使一项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试验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们说已经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英雄”100型钢笔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原来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宪法” 的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密到何种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还要反复试验。超过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在刮“共产风”时，这方面的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基本纠正。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的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是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解释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九、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胜利后需要强调集中。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过去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体制下放过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这有其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难。现在中央、毛主席强调权力收回，很好，我很赞成。企业随便招工，银行随便用钱，这怎么行?当然，集中要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它主要应该表现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上。地方根据本身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至于地方搞点油水，则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在所得的利润中适当地分点成。

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现在对这点应该加以强调。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愈进步，组织愈复杂，就愈加要求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就更简单。

工厂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式，是正确的。但是，一经党委讨论决定，厂长负责这一条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厂长不敢负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腾腾，不能凡事都要讨论讨论。好象打仗要有指挥官一样，生产中也必须有集中的指挥，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有其特点。它与群众斗争中的情况不一样。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结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开会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我们工人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当多。所以，会议必须精简。还有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总结工作时可以贴，但是不能规定指标，追求数量，每人一定要写多少张，弄得工人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政治工作要保证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产,算什么政治工作?

还有，熬夜妨碍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时，偶尔来一次。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十、缺点讲透很必要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轻率态度，泛泛地讲几句，就不解决问题。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被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帐。

十一、光明前途问题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只有两个人，就开创了无产阶级的天下。我们加入共产党，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这一点更不成问题，讲不讲都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生产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是“拿来主义”，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加上我们人口比它多，天然条件比它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同具体条件相结合。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研究我们的经验。

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说斯大林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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