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指的是在外交活动中谈论较尖锐或较敏感的问题时所使用的经过慎重考虑的措词。一般来讲，外交辞令是一种正式、保守、准确的说服性语言，但出于说话者的立场和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说话人常常故意使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言语,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灵活、礼貌和高效，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外交活动顺利进行。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场合中恰当地运用语用模糊，使其话语得体、适当，具有超凡的言语魅力。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周恩来总理的外交话语中的语用模糊进行分析。

一、语用模糊与外交语言

语用模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指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现象[1] 。它是说话人在很强的交际意图的驱使下所作的语言选择，使用该策略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委婉、含蓄、礼貌。

语用模糊是从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角度谈语言的不确定性，常常表现为间接指示语、模糊限制语、低调陈述和间接言语行为等手段的运用。语用模糊的现象包括约略(approximation)，模糊(fuzziness)，笼统(generality)，两可(ambiguity)，含混(ambivalence) 等，以及寓意表达，如比喻(metaphor)，弱陈(meiosis)，反讽(irony)和夸张(hyperbole)[2]。

外交语言是一种正式、保守、准确的说服性语言，其最普遍的含义是那种能够使外交官(家)措辞犀利而又不失谨慎和文雅的“谨慎性保留陈述”(Guarded understatement)[3]。外交语言非常讲究措辞和言语技巧，为了完成交流，外交家必须既要有所言又要有所不言，因此“建设性模糊”可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礼貌、灵活和高效，以解决外交难题，达到最佳交际效果，正如何自然教授所讲，“该精确的时候要精确，该模糊的时候要模糊;精确之中有模糊，模糊之中有精确——这是问题的起点也是问题的最终结果。”[4]正是由于语用模糊策略的大量运用才使得外交语言更具有得体性、简约性、幽默性、形象性以及灵活性的特点。

二、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由Verschueren提出，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是语言使用者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都是这样。从语言本身的特点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 variability)、商讨性( 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 adaptability) [5]。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是指所有的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变异性为顺应提供了可能，商讨性是顺应的手段，顺应性体现在变异性和商讨性之中，是语言使用的过程的核心。

根据语言顺应理论,语言的选择过程是语言结构与语境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不同语言结构的选择是语言使用者顺应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因素的结果。在选择语言之前，交际者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语境和交际目的，从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及物理世界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并对话语做出相应的调整， 最后做出顺应交际的选择[5]。为达到顺利的交际，语言使用者在做出选择时需顺应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心理世界。首先, 说话人自己的个性、情感、愿望和欲望等心理因素影响着语言的选择。同时，说话人的话语选择总是试探性地或成功地顺应自己对受话人的心理世界的评价。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时间指示关系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空和指称时间。

三、外交语言的语用模糊分析

作为外交辞令的一种策略手段和言语技巧，语用模糊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表层模糊，深层明确，从外交场合这个特定的语境来看，语用模糊是利用语言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交际策略达到明确其交际意图的目的[6]。根据语言顺应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在一种高度的意识程度下，为达到交际的目的，对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进行选择顺应的结果。本文以周恩来外交语言为例，探讨其语言模糊所表达出的外交语言的得体性、简约性和幽默性。

(一)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根据Verschueren的观点，心理世界主要涉及交际者的性格、情感、信念、意图等心理因素，语言的选择受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包括他们的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等心理因素)的影响[5]。语言的选择受到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的影响，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动态过程。

1971年，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该团有一名叫格伦?科恩的19岁的运动员进行提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笑了笑说：“看来你也是个嬉皮士喽。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想试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们是理解青年的想法的。”周总理还说：“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是我们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合众国际社北京1971年4月14日电)。

周总理恰当地运用了模糊语言，漂亮且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委婉地指出我们的态度是“可以容许”，对它们的存在是“理解”的，以建议方式含蓄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意见：“如果发现这样做不正确，就应该改变。”既顺应了听话者的心理，也维护了说话人的面子。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评价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与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对这些美国青年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

(二) 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这里的交际者不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他们的言语行为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5]。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出于交际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顺应或遵守社会规约，受到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制约。因此说话人往往会通过语用模糊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顺应社会规范。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当尼克松走完梯阶，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总理的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总理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辽阔的海洋”不仅代表了中美之间的地理上的距离，更说明两国间相去甚远的政治观点和对峙25年这一漫长的岁月。随着两位领导人的亲切握手，这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周总理的一个恰到好处的比拟，顺应了当时的社交场合，并充分体现中方改善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和对美方友好姿态的欣赏。

(三)对物理世界的顺应

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就时间而言，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空间指示即地点指示关系，它包括绝对空间关系和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5]。采用模糊语言这种策略顺应物理世界就是避免第三者的干涉和参与。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对方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周恩来总理的反驳中，在语言策略上对物理世界做出选择顺应，用了两个时间的对比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坚定立场都包容在寥寥数语的含蓄表达之中，充分显示了模糊语言妙不可言的表现力。

四、结语

语用模糊是指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为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把原本可以清楚表达的意思故意使用不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交际策略。在外交场合中，出于说话者的立场和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说话人常常使用语言模糊策略。正是此语用策略的大量运用才使得说话者的语言更具有得体性、简约性、幽默性、形象性以及灵活性的特点。本文基于语言顺应理论，从心理顺应、社会顺应和物理顺应三个方面对周恩来总理的外交语言进行分析和探讨。分析结果表明，在外交辞令中切当地运用语用模糊可以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灵活、礼貌和高效，达到最佳交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