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激荡三十年有感1

这个经常被碳排放话题困扰的冬天，在一片纸张加价的声音中，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竟然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包括了欣慰、担忧和些许厌倦。这种感觉来自于两部最近看到过的电影《集结号》与《我是刘跃进》。当翻阅这本由1993年到2008年的中国企业速写的时候，我每每会想起电影里面的两个主角谷子地和刘跃进。

去年这个时候，看到《激荡三十年》(上)，更像是一幅中国企业的《清明上河图》，岁月的洗涤和细节的钩沉，别有一种沧桑愁绪。而下卷，因为时间离我们今天更近，许多当事人更是活跃在电视的选秀节目和媒体的各种娱乐化报道之中。正因为距离还不足够，所以，时间还未能将活生生血淋淋的商业事件消解和发酵。故此，下卷不像上卷那样激动人心和扼腕叹息，如果说上卷的气质类似于赵忠祥老师配音的《动物世界》和《百家讲坛》的趣味的话，下卷，带给读者的，更多时候是一种类似法制报道的快感和迷失，偶尔也夹杂一些cctv2《对话》的娓娓道来。

在过去的十五年之中，GDP以每年10%以上增长的同时，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和“sars风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中国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本精心收集细节的长卷之中我们能够看到：亚洲金融风暴导致亚洲国家的衰落和中国制造的崛起的有机联系;正因为强硬的分税制改革，才有了政府和央企的强盛;而一波又一波的“宏观调控”、“专项整顿”，才有了科龙、铁本、健力宝、三九等企业盛极一时又潸然衰落……中国一路走来的脚印逐渐清晰，每一个曾经令人迷惘的中国式成败的现象，似乎都能找到一个令人稍微可以把握的内在逻辑。

当然，《激荡三十年》无论上下，其中的主角仍然是企业家，这一群获得财富的特殊群体的故事，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还是后十五年，都注定不能一帆风顺。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躺着的是一群他的同事和对手。这一点，如同谷子地，历经劫难，战火浮生。不过，等待着他的，还有一个漫长的正名过程。事实上，谷子地是幸存下来的英雄。而在过去十五年商业历史中的幸存者，未必都是英雄。“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这可以看作是吴晓波对幸存的谷子地式企业家的安慰和祝福。

事实上，能够遭遇谷子地那种大时代的悲情命运的企业家还是少数。更多的商人，面临的是外来劳务工刘跃进的黑色幽默。《我叫刘跃进》之中，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厨子，他是一只羊，但是误打误撞竟然赢了一群狼。刘跃进的世界是一个崇尚“狼道”的新异化社会，每一个人都躲避不了弱肉强食的命运，而要想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活下去，就必须适应“狼道”。整个社会被权力、金钱和性脆弱地维系着，处处充满心机和凶险，为了权力抛弃人格，为了金钱抛弃良心，为了利益抛弃朋友，为了生存抛弃生命……这些情节相信大多数企业家都毫不感到陌生。就像电影里面的台词，绝大多数企业家的成功，来自于“失控，完全失控”这么一种误打误撞。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

也就像吴晓波感慨的那样：(过去三十年)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追求取向，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道理，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种意义上，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显然，这也是一种刘跃进式的胜利。

未来的三年、十年乃至三十年，中国的企业家能够走出谷子地和刘跃进的宿命嘛?这可能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吴晓波说，世界级的企业，应该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这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也许有特别的意义。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2

《激荡三十年》早已读完，虽然目前还没看到下半部，却也早就想发表点感想。

读这本书，我首先感叹于吴晓波过人的耐心，和他无穷尽的好奇心。全书从1978年开始写起，很多事件的真相都已成风尘往事，被人遗忘，有些则只剩下一下片面而且虚伪的官方纪录。可是吴老师却有着寻根问底的勇气和耐性。在前半部作品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为此他几乎亲自采访了所有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留下过名字的人们，其中有曾经红极一时的改革先锋，有中国第一个“首富”也是“首骗”的浪漫英雄，有曾经为开发深圳特区立下大功的落魄官员，有两次海南热中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物，有民营企业的创建者和他们的守业者，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各路英豪，也有在资本市场中如鱼得水的能人，这些人天南海北，有些早已锒铛入狱，有些“潜逃海外”，有些潦倒落魄，有些功成名就，有些富甲一方。但吴晓波对所有人的采访，都只为了记录一份尽可能全面的中国改革史，并且由于他的信念，他的采访不避讳时政、不闪躲敏感话题非常到位。总之，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对吴晓波的钦佩始终伴随着我。

其次要讲的，是这本书的角度。这是一本好书。评判一本好书的关键，在于这本书是否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之深度与广度，而不在于一本书灌输给你多少教条和真理。引发思考的关键，在于作者给读者什么样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深度。比如：吴晓波在此书中始终不放弃对标志性商业事件的还原，但这种还原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他是把单个事件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中并联系国际大环境。这样一来，人不再是人，而是现象，事不再是事，而是历史的脉搏那跳跃的一下。如此的角度，决定了作者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时而冷眼旁观时而第一视角的大镜头前面。这样，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事情就更加清楚。你不得不佩服吴晓波，佩服他作为一个商业人士和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契合的竟然如此严丝合缝，让他在记录商业史的过程中，能够从商业角度分析改革的关键——比如说产权是否清晰，又能够以新闻人的人文关怀，给事件中的人以一种客观冷静又不乏感性认同的关注。由于他所带给读者的一贯的风格和广阔的视角，这本书确实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拿着广角镜看问题的作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一个晚上只能读完一年的一部分，这与我读书的一贯速度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读的时候想的问题也非常的丰富，远比《微观经济》带给我的思考多。比如说，伴随全书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穷乡僻壤?农村土地大包干的小岗村，现代商业制度和私有制崛起的深圳，代表了中国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大的变革必然发生在旧体制和旧观念最薄弱的地方。换位思考一下，政府在推进变革和进行管理的时候是否能从这个现象里得到启示?答案是肯定的。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资源的流向(包括人力、资本、技术等)是不可能被任何组织和个人强制滞留在某个笼子里的，这些资源的走向是随着人们的需要流动的，三十年前中国人民需要一场变革，来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于是，改革开始了。那么今后呢?政府的强制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的进步呢?所以，我们的政府需要学会引导。引导，是面对洪水的时候最省时省力还能获得利益的办法，因为把洪水引流到大湖里、水洼里，可以储备到干旱季节用，还可以把漏出了淤泥的河床清理好，以防止下次洪水，淤泥还可以作肥料。因此，从中国的“变革突破点”现象，可以教育政府，学习引导民众。同时也教育民众，有想法就要去实践，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社会的进步。

再说说这部书的高度。

一个人看问题的高度，决定了他看问题的广度。你站在摩天轮上看到的风景一定比你站在地上看到的要多得多。吴晓波是有高度的。他的高度建立在他的学识上，他是从经济学人的角度研究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站在西方经济学的塔楼上看中国，而不是单从记者的层面上看中国。吴晓波是一个营销专家。我很喜欢他在“第一财经”电视台主持的节目“中国经营者”。一个企业的成功，不论研发、销售、服务以及融资都要做好，从一个财务人员的角度看，融资自然比什么都重要;从一个技术员的角度看，研发最重要;但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销售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吴晓波做电视节目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则首先从国人的角度看，他的笔触常常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道出了很多30年前、20年前我所不知的社会生活细节，其次他又是站在国家决策者的高度看，因为他审视着中国这波澜壮阔的30年，并时刻批判着个中不足，又常常感叹着国家的进步如此艰难。他还能站得更高，他站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里看中国的改革，时常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相似与不同，让中国人常有一种挫折感和危机感。再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攀在天梯上能上能下的学者。吴晓波写30年，实际上写了百年。因为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走了美国200年走的路。中国人应噶感谢他这样的学者，是他们站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来指引中国该走的路。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她发明了多少、创造了多少，也在于她学习了多少。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3

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激动人心的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企业在三十年来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成长历程，推动和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认识与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就必定不能绕过当代中国企业的成长史。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正是一部以1978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企业为对象的中国当代企业史。该书上册部分一出版，就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受到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主要财经媒体的推荐，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的热门图书。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激荡三十年》都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感悟。正如该书作者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言，企业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我想从该书所叙述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上的视角中，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作为我对《激荡三十年》的读后感想与思考。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是莎士比亚撰写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从目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来看，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肩上的历史重任，正如上面的哈姆莱特之问一样。中国ZF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积极还是着急，经济改革的序幕在1978年正式拉开了。

多少年后，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公同志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我们从邓公流传至今的改革名言来看，在改革初期，那时候国家对于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其实尚没有一个全面、系统和清晰的改革思路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直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中国ZF改革开放的思路才开始变得系统、清晰起来。而这一历程反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变迁呢?《激荡三十年》(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视角。

197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技大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人一种“气候”确实变化了的感觉。这一年，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开始访问考察了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寻求改革经验。但这一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该经济事件即闻名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现在我们无法确知隐蔽进行的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包产到户行为在中国农村并非首次，早在1956、1957年间，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便先后出现了村民秘密组织开展的包产到户活动。但与小岗村境遇不同的是，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行为受到严厉批判而终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在1978年被决定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ZF允许“尝试”。结合该书所描述的1979年开展的以首钢等八家企业为试点，以“放权”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和在没有国家计划和财政拨款下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即深圳特区的雏形)的尝试。到1980年在个体经济已经如杂草般纷生的时候才开始颁发第一张个体化营业执照，无不表明ZF初期推动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种允许“尝试”、认可“尝试”的改革。允许“尝试”、认可“尝试”和鼓励“尝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30年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后被经济学家总结为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相对。后来被邓公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上面阐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都不是改革者的事先设计。而作为改革者事先严格设计和事中着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无不面临事后的失败。《激荡三十年》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全景式的展示。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步，选择了首钢等八家进行以“放权”为主题的试点。“放权”之后又开始“让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在试点时很有效，但推广起来却无效。继而实行的“利改税”、奖金激励制度、承包制等改革，无不同样虎头蛇尾，陷入推广开来后的试点效应递减的泥淖。那个时代的改革人物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甚至德国厂长格里希都只能在一时辉煌后归于落寞。后来有关国企的改革与国企一样陷入了困境乃至绝望，改不好就卖掉，卖掉国企自1991年以后在开始许多地方ZF风靡一时，直至2008年的郎顾之争。期间国家仍然对大部分国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增量改革等。

与国企的艰难改革相比，不曾被重视的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交手几乎每战必胜。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名词，它诞生在计划经济依然强大但已开始被撕破口子的背景下，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激荡三十年》给我们展示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农民企业家依托地方ZF、在国有企业夹缝中求发展的环境下办立的企业，具有浓重了个人色彩。待到1992年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之争了断后，那些依靠地方ZF的庇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乡镇企业，纷纷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变成了一个个民营企业。诸如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蒋锡培的远东集团等。可以说，乡镇企业诞生与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它们从来没有被国家规划，它们的发展不仅出乎了国家决策者的意料，也在世界企业产权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乡镇企业从来没有被规划，但至少也是带着红顶帽子的“官商”，但私有企业却不一样，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低贱”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1978年，但在1988年之前，中国大地上只允许存在私人性质的个体户。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态才开始被“试点”，其后不久还多次被打压。但口子一开，私有企业无论千回百转，也不曾止步地野蛮生长。与以往不同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ZF愿意“先让它们走一走、看一看再说”。它们也就成为了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河中的一块块坚实的石头。

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棋局中的另一股力量。如果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不曾被规划的话，那么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它是被ZF进行过严密规划的。从最开始的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到后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外力。从设立开发五大特区到一系列沿海城市的开放，都有一种作为引进外资企业的前沿阵地的设想。但是外资在80年代对于中国还是采取一种“静而观之”的旁观态度。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日渐明朗，其后，大规模的外资才开始进入中国，把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工厂。这种代工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直至今日始见颓势。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给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个断然的“终结”，打烂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出的自由激发了一代人去开拓创新，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纵观1978年-1992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被事先设计的国企改革一直徘徊于低效率的泥淖，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变革举措都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被事先规划的外资引进方案，确并未受到青睐。反而不曾被规划的乡镇企业和多次打压的私营企业却在广袤大地上野蛮蓬勃生长。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应该的结果!三十年后的我们无比崇拜我们ZF的力量，认为我们的ZF无所不能，克通胀、保民生、促就业、抗危机，似乎我们的ZF宏观调控的第四只手远远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回首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由的发现，真正的变革的力量都是诞生在ZF管制最少的地方或权力无法抵达的真空地带，一如偏远的温州山区、交通落后的义乌小镇或山高皇帝远的福建晋江。

解放生产力，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