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激荡三十年后感1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展望未来。回望过去的起点，那是一个月光暗淡的午夜。1894年7月7日，同治8年5月28日，深夜，在保定直隶总督府衙门的后花园内，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熏天的汉人大臣曾国藩困坐愁城。他对幕僚赵烈文说，当今之势乃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三年后，曾国藩“如愿以偿”得去世了。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极力推进洋务运动，这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启灶，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开滦矿物局至今余脉尚存。

100多年后的1974年10月，中国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正处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就就会因气管堵塞而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能说出话的时候和你做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但是什么时候到来却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时守时”。四年后，顾准预言成真，中国告别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那是一个极度衰弱的国家，从领导者到匹夫百姓，一时间都显得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那些在日后改革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出生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星火从穷乡僻壤燃起，自东南沿海而兴，跌跌撞撞，时隐时现，倔强寸行，终成燎原之势。30年后他们创建了一个商业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国家，他们自己也成了全世界最不容易打败的商人。

如果说这个历史进程有什么共同点，那么，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是全体国民和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的价值需求，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正是在这种整体意识下，任何曲折和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的改革奇迹是一条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第二点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财富，权利和成长空间的博奕，妥协与交融。从变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资本集团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出现。国企企业力图提高效率，摆脱体制约束。它背靠雄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持，处在得天独厚的竞争高位上，最终靠强势的垄断战略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成就。跨国资本一直受到青睐，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它先是在税收，用工和土地政策方面取得了优势，继而在行业准入上优先，然后又在垄断领域的资本开放中掠得惊人的利益，现在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中国企业”。

相对国有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他们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支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的时刻，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不过，他们是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像詹姆斯金斯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被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实现。”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30年的现象，发生在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在他们的改革没被政策认同前，与失败随时都会降临。它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的原罪由此而诞生，无数的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的上演。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他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加以规范，也不可能以最宽泛且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运营机制或经济模型加以对比。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满多变性。这个路径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中分散地，各自独立地逐步运行，然后在一个时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30年是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理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很读企业家前途叵测。

不过，更多的人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段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血水和泪水，有蜜汁糖水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生了世故、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考问，这是30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难以想象。”这是30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的演变的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只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而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诗意。

读激荡三十年后感2

假期的时候有幸看到了一本书，一本仰慕了很久的书《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用写实的手法向我们展现了一段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中那些企业跌跌撞撞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这也是一部传记，企业家的传记，那些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光荣悲壮起伏跌宕的人物传记。

这是我第一次以阅读的方式接触这段历史，1978—2008，虽然其中的21年我是亲自参与。对于企业的发展，之前或多或少也关注过一些，知道一些事件粗略的背景，然而能够以“读史”的方式去接触，还是第一次。这本书让我机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用全面的视野去了解，这三十年，中国的市场是怎样建立的，中国的企业是怎样发展的，那些企业家又做了些什么。

本书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写的，从1978年到2008年具体的说应该是2007年，中国企业界发生的一些大事，介绍了当年一些影响比较深远的事件，以及与之有关的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当然还包括当时的国家政策国际背景以及相关介绍。

全书书写的风格兼备大气与细致的特点，贯气如虹同时细致入微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时代的趋势，同时又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某一实践主人公的内心坎坷。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故事，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倪润峰和一手带大的长虹的纠葛，李经纬和“健力宝”的产权风波，赖昌星和厦门远华走私案的始末，还有宗庆后与达能的“达娃”风波。每个故事都有背后的故事，都有其时代的代表性。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件故事，一个是朱镕基的“98协议”另一个是李书福的民营汽车梦。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98年，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提出了施政承诺，“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是对国企改进的口号。

之后不久，朱镕基与全球胶卷业的老大柯达签署一个协议，政府同意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个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企业，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就是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 “98协议”。

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柯达迅速占领了或者说是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在此之前的中国市场，富士占据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于是我很疑惑，富士为何不抵制，或者说它的抵制没有任何效果呢?书中介绍了另一段鲜为人知的背景。

90年代初期，汕头公元厂以40亿元的巨资从富士引进设备，1993年前后，公元发生经营危机，时任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带着公元厂的管理层飞赴日本，希望获得帮助。但是他们要会面富士领导层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绝，日本人认为，公元危机是中国人的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朱森林一行在东京干等数日，结果是双手空空，悻悻而回。这个“拒见事件” 很快在中国政界和企业界流传开来，让不少人咬牙切齿。因此，当富士试图抵制柯达案的时候，竟很难找到愿意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富士在中国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多年的骄横。

富士之后在中国的表现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逐年蚕食。2002年，《中国经营报》披露，富士涉嫌大规模胶卷走私，有相当部分甚至与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有关。富士对此沉默应对。同年11月，国家经贸委下发文件，认定由富士参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未经审批和备案”，被勒令停产。至此，富士在中国的产销渠道均遭遏制。来自市场占领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则更是可想而知了，柯达动议明显带有行业垄断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富士从中国市场的出局。

这也就解开我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街小巷，只要是冲胶卷的地方就有柯达的连锁店。而且直至今日柯达依然是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与中发合作最为融洽的企业之一。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背景的。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01年，主人公是李书福，这个草根型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他就是今天“吉利”轿车的主人。

如果了解中国汽车史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为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不过，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

这个浙江台州人李书福，造汽车有三个“先天不足”：只有1亿元左右的自有资金;没有任何汽车业的经验和积累;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这么一个门外莽汉最终撬开了死死关闭着的铁门。

在一开始，他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堂吉柯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

李书福在市场上如蛟龙翻江，在政府面前却战战兢兢。他的那张从监狱工厂转来的许可证不但来路可疑，而且按严格规定只能生产卡车和两厢汽车。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个合法正式的“准生证”，这成为李书福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根据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所有的资源及政策都将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国有汽车集团集中，吉利获合法准生的概率非常渺茫。1999年，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台州调研，专程去吉利视察。李书福当面请命：“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讲到激越处，李书福说，“如果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斯言慷慨，闻者无不动容。

看到此处，我也深有悲凉之同感。不过幸运的是，在2001年的11月份，有关部门增发的汽车许可公告中，看到了吉利的名字。李书福终于如愿以偿了。就像文中作者所说的，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试想如果李书福认命，不敢跨越国家垄断的汽车行业这一“雷池”，那么今天的汽车市场肯定没有吉利这个牌子。

也许在多年以后，汽车市场真正由市场主宰，民营企业家生产的汽车成为人们的宠儿，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李书福的这段历史，又是怎样的感慨。是的，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过去，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代价甚至生命的“禁区”，今天看来都已是寻常之事。历经数轮成长周期的洗礼，我们已经学会成熟的看待各种变化的过程。30年沧海桑田不过一念之间。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还写道这样一段话，中国企业跋涉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它们在一系列看似偶发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譬如“特区”的开设、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互联网经济的诞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资本市场等)不断适应、顺势前行。在这场精彩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中，根本观察不到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客观规律”。

掩卷沉思给我启示是，要以一个积极主动的姿态去了解我所处在的这个时代，不管是国内国外，行内行外，对某些一些影响深远事件，要以一种观察者的心态来看待，角度从宏观到具体再从具体拓深到整体。学会如何观察这个世界，透过新闻热点重要事件我到底要知道什么，得到哪方面的资讯，怎样了解更多的产业、行业以及行业之中的龙头企业，企业之中的风云人物;怎样了解所谓经济圈中的发展态势支柱产业以及发展前景;怎样了解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地区它的崛起背景，政府的优惠政策，并以此来把握一个行业地区发展的总体状况，机会威胁以及来源。从而预测有可能引发的企业政府消费者三方的博弈以及产生的新的均衡。

这些都是这本书教会我要去思考的。

这是一部历史，但又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因为里面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是一本故事集，但又不仅仅是故事的简单拼凑，因为每个故事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读激荡三十年后感3

这段时间，我仿佛回到了风起云涌的那个动荡的年代，我被一股浓浓的中国商业历史的厚重感所包围，有一本书深深的吸引了我，这本书就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使得我不得不利用闲暇时间快速地读完它，读着读着，我总会有一种血脉贲张的冲动。

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大国崛起的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史上发生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事件以及推动、影响这个经济历程的重要人物，在这个特定的阶段实在有太多太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写这部书自然具有非凡的史诗意义!

柳传志、王石、丁磊、张潮阳、倪润峰、张瑞敏、步鑫生、牟其中……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重新在这部书里跳跃出来，兴奋着我的神经。他们是三十年改革历程中涌现出来的时代弄潮儿，他们是无烟商战中的英雄，他们是第一批敢于冲出“禁锢”的条条框架，勇敢往前迈步的改革先锋，他们为中国的经济的“破茧而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到关于他们的已经熟悉的、还有陌生的故事，我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没白活一回，他们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值得我学习!

1978年至2008年，差不多是跟我同出生、同成长的一段历史!时光荏苒，我从一个懵懂孩童长大成一个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的、有一些想法的青年。我不曾身临其境感受那些经历了文革后激进思潮涌动、致富的念头蠢蠢欲动的场景，不曾经历那“投机倒把”时的只要胆子够大发迹就很简单的“淘金年代”，不曾经历那“脑体倒挂”时期的迷茫，不曾深刻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的恐惧……可是，作为一位当代知识青年，如果不了解如此近的中国商业史，就是与时代脱节，就是不完整的人生。幸好，我有幸借助这部《激荡三十年》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这段重要的中国经济史，同样能感受到那已然逝去的三十年的波澜壮阔，也恨自己晚出生二十年未能也投身到那激荡的岁月中，----或许未来我能一试，在这个更加多元化、更加复杂的年代，以史为鉴，为的是更好地走好未来。

每一位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应该来读一读这本书。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本书不能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