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论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毛概论文篇一

《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

[摘要]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实践使新中国由半开放走向全面开放。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及其基本经验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今后我们制定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对外开放;实践

建国后，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一直非常注重向外国学习。他在对外开放方面所作的艰辛探索及其积累的重要经验，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这一时期的基本经验是：任何时期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决不能成为某个大国或大党的“附属国”、“儿子党”。

“一边倒”方针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就明确地表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和对外基本方针。就当时国内国外的客观情况来看，“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有其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第一，“一边倒”方针是以一定历史理论为基础提出来的。毛泽东曾说过：“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的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正确命题。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毛泽东又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当时，毛泽东以兴奋的心情指出：“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就预示着，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和后天。在1947年末，毛泽东发表了“两大阵营”的思想，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可见“一边倒”政策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理论背景。

第二，“一边倒”的决策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下的惟一选择。首先，就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中共曾奉行寻求同美国合作的政策，但美国政府却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关上了美国与中共发展关系的大门，没有给中共留下选择的余地，促使中共积极寻求与苏联结盟。其次，就苏联与中共关系而论。苏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促使中共更加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而且，苏联不仅在亚州是抵抗美日的中坚力量，可以成为中国可靠的战略后方，同时可为新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提供可以遵循的模式。“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使新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也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个半开放的环境。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苏矛盾日益尖锐，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外交上的“一边倒”、经济上照搬苏联模式的危害性。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我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这表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既要向他们学习，又不能照抄照搬，要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现在回顾历史，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对“一边倒”政策的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如果当时毛泽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显示出毛泽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无比正确。

二、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仅在国际上为世界革命提供了总的战略原则，而且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奠定了政策基础。

其基本经验是：联合大多数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二十世纪，世界出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一类是代表大多数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前者以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所奉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代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1946年算起，到1974年止，历时28年。这28年是大量位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发展壮大、民族崛起、维护自身利益、同大国强权政治抗争的过程，更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露的过程。

毛泽东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他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在谈话中，他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富于远见的战略预见。对战后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冲击的，正是迅速崛起的广大中间地带。而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正是包括欧洲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国际政治力量出现大分化、大组合，表现在：一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其盟友的离心倾向不断发展。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化和改组，社会主义阵营概念的原本意义不复存在。三是进入六十年代以来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反霸，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政治力量出现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新局面，毛泽东顺势提出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即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国家，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首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中国作为拥有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亚洲大国，其战略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第三，东欧各国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成熟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争取了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为中国人民也为整个人类进步贡献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1970年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决心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及真正走向世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其基本经验是：一个国家只有真正融入到世界发展潮流中去，认真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特别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取得发展和进步。

新中国诞生后，美国对我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但朝鲜战争显示了中国的威风，打击了美国的气焰，日内瓦谈判，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中国与法国和巴基斯坦先后建交，使得美国政界人物没法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随着以下几个事件的发生，加快了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一是1968年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又出兵制造了中国的珍宝岛事件，同年6月苏联又提出要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制造冲突，这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是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情况的出现，开始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中国也就顺势成为全球关系新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成为制约全球政治风云的政治大国。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决定从已经变化了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现实出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突破意识形态分歧的天然屏障，与美国改善关系，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创新意识。二是1969年7月尼克松作环球旅行时表示了罕见的姿态，毛泽东顺势给予了强大的推动。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法国和罗马尼亚表示要在总统任期内改善中美关系，并请三国的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他的意思。回国以后，他让美国政府在这一年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还从台湾海峡撤走了两艘军舰。毛泽东静观事态变化，确信尼克松在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有真诚态度之后，便以异乎寻常的决心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和统一需要出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后又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出发提出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构想，为中国真正走向对外开放，全面走向世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已同世界上1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规模迅速扩大。1973年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政府同英、法、西德等国签订了第一批总计4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并先后从西方14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数百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些举措对后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国开始由半开放走向全面开放的重要标志，表示了中国向世界学习，特别是向西方学习，并融入世界的决心，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对外开放实践为中国以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对外开放实践积累的基本经验和原则，对今后我们制定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