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意义深远,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中日问题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2016中日问题相关论文范文一：中日撞船事件下难忘的九月

我写下此文时，2010年即将过去。回想我从2003年来中国的历程，不得不感慨，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混”至关重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寻找自我，享受青春，让我觉得万分幸运。而与我有关的成长与挫折，很多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折腾息息相关。

我走过的7年中，没有一年像2010年让我备感艰难，让我体会到卷入一个环境会如此之痛。在这里，我与读者，一起分享我难忘的九月。

2010年9月7日，在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接下来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退步。9日下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后，飞往我的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全国巡讲的首站――重庆。10日上午前往重庆大学演讲。当时原以为很敏感，门口聚集着大量保安以防不测，结果倒是平安。下午接受了几家当地媒体专访，期间我也没回避这次事件。期间我谈到，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两国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事情的解决。此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了，中方现在通过政治手段或外交压力去要求日方放人，日方肯定会第一考虑国内依法治国的程序的。

当时我想，船长被拘留的10天内，双方能否发挥智慧，寻找出超常规的办法是关键。不过要突破困境，寻找“软着陆”相当困难。

接下来，13日凌晨才回到北京，匆匆收拾后一大早继续赶去新浪网做视频访谈，下午4时多飞往澳大利亚，参加19日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15时整到达北京机场，本打算迅速登记飞往悉尼。后来发现，原来日本人去澳洲也需要签证!一时整个人感到彻底崩溃，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网上申请，并用信用卡交20澳元即可。最终在起飞的20分钟前勉强登记成功，全速冲过安检，最后大汗淋漓地登机。

次日早上6时多到达悉尼机场，机场内人特别拥挤，入境又不顺利，好不容易到了出口，接待人员记错了时间。一个人徘徊良久，换货币，打的到市内，终于安宁。

到达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关注中日撞船事件的后续。撞船事件与其说是外交案件，不如说是内政冲突。两国外交部谈判已一个星期以上，深受着内政的复杂影响。刚上任的营直人能向中方被动妥协的空间不大，还是按部就班。

9月18日，在这个对中国充满纪念性的日子里，北京发生了反日游行。听说中国年轻人将到位于北京日坛路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非常遗憾自己无法到现场去观察那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那种民众自发、官方默认的游行，是我们海外中国观察者了解中国大众心情、表情、民情的绝佳机会。记得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时，中日民族主义情绪很严重。时隔5年将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我想双方应该把它当作教训，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19日上午，跑完了马拉松，特别疲倦。上网发现许多网友给我发邮件问，“中日关系都这样了，撞船事件发生，你都跑到国外，避开讨论此事，真没胆子，”当时心里多少觉得委屈，于是在微博上回复：一、我的悉尼行是三个月前已经定好的;二，我没有能力三个月以前猜测撞船事件发生;三，我根本没理由回避，即使在准备马拉松，我也适当发表了言论。

19日，日本法院决定再扣留中国船长10多天，中方表示抗议说“采取强烈反制措施”。肯定的是，日方不会因遭到中方压力而否定法治国家的地位。中国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使它在内政上软着陆。因为在此事上政府真正对手不是日本，而是本国民众。

21日，我跟参与澳洲对外决策过程的核心人士们吃饭，聊天。从安全政策角度看，他们最关注中国的不确定性和非透明性，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警惕超出我的意料。他们很担心在反日舆论下我能否平安回北京，会不会被中国人民围堵，我笑着说“没事”。

说实话，回北京不害怕是骗人的，我深知大环境对生存的影响。尤其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许多活动、讲座等都被取消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少朋友长辈不断安慰，鼓励我。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观察中日关系，参与世界政治，从而感恩这个时代。

2016中日问题相关论文范文二：研究新问题面向新时代

6月12日至13日，新常态下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理工大学开幕。中日两国比较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新常态下的中日文学文化研究问题。

文学文化是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为期2天的研讨会上，中日学者分别就新常态下科幻、动漫、影视研究，战争文学研究，古典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和近代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4个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围绕新常态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中日学者分别就东北殖民主义与文学、日本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与民族价值观的再构成、马克思与日本文学文化的新常态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开放的心态和多样的方法，是推进文学文化研究深入进行的必要条件。与会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国家发展重要一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新常态的语境之下，中日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机遇和研究方法。亲诚惠容是新时代中国版东西文化交流的方向盘，是科学史观的体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互融互鉴的文化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面向未来，广大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建立新的东西文化观，构建新时代的东方文化学，破除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打造的旧有观念，从整体框架的角度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沟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固本”和“求新”是时代赋予文学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会者提出，中国学者首先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民族性和继承性，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域外优秀文化，并使之为我所用。惟其如此，才能对中华文化达到固本求新的目的。在文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反对“文化部落主义”，要做到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缺乏自信、妄自菲薄。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互联网+”深入发展，将中日比较文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科技的迅猛发展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定要科学地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地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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