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故事,创业故事案例

发布时间:2017-02-23 16:33

创业是一条艰苦的路,不能光考机遇和运气,更要的是经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创业故事案例,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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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故事案例篇1:橡胶大王李光前的创业故事

李光前生前是世界十大华人富商之一,尤其是他所创立的橡胶王国,对世界橡胶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李光前为当代新马、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杰出的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曾被授予马来西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62年,新加坡政府聘请他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1967年6月2日,狮城新加坡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神采,同时市民们全部出动,自发为一位老人送行。商界人士惊闻一代巨贾离世,教育界痛悼丧失了一个好的教育家,全世界的华人都为没有了一位领导者而落泪。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也在唁电中深表哀痛和惋惜。李光前生前引起了特别多的惊讶,声名远扬的华人实业家。这位一生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橡胶大王的逝世,不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损失。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原名李玉昆。在他小时候,他的家境特别的贫寒,但是,难得可贵的是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没有多少钱,但是仍要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

1903年秋天,李光前只有10岁,就跟随父亲从福建出洋,去新加坡谋求生计。开船不久,气温变得特别的低。当时船上多是福建人,而且还大多都是来自穷乡僻壤,去南洋谋生。因此,穿的都比较少衣,冻得直打哆嗦。

陈嘉庚当时也在船上,他是著名的爱国华侨,当他看到大家被冻成那样,就吩咐仓库保管员:“你通知全船的人,凡是姓陈的,每人发一条毛毯。”船上旅客不管张三李四都报名说自己姓陈,实在是被冻坏了 ,于是,便先拿一条毛毯御寒再说。

之后,陈嘉庚到各船舱巡视,看到大家都领到毛毯,就放心了。可是当陈嘉庚走到船舱的一个角落时,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直打哆嗦,觉得很奇怪,就问:“为什么没去领毛毯。”这个小孩子说:“我不姓陈,不敢冒领。”这个小孩子就是李光前,他这种诚实的举动,给陈嘉庚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李光前来到新加坡,就进入了当地英印学堂就读。他铭记父亲的教导,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还坚持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

1909年,李光前由于学习勤奋、成绩出色,得到当地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回国,继续在暨南学堂学习。两年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之后转到唐山路矿专门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非常的动荡,李光前的学业由此打断。他只好回到新加坡,不久又考上当地政府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3年后,因生活所迫,再次中断学业,开始谋生计。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经朋友介绍,他来到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由此便开始进入商界。

当时民国初立,中国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新型的“共和版”课本和“中华版”教科书,东南亚各地都有许多华侨学校,但采用的仍是清末的旧课本。李光前目光敏锐,感到机不可失,于是与国内出版社联系,买入大批新教科书转售给各侨校,为公司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1916年的一天,天正下着雨,李光前下班,在街边大摊档吃饭。这时,陈嘉庚也冒着雨来买食物。当陈嘉庚买完食物包好后,雨越下越大。陈嘉庚的汽车停在附近,他没带雨具,无法去驾车,正在着急,李光前认得陈嘉庚,忙递去一把雨伞,陈嘉庚性子比较急,拿了雨伞头也不回说:“明天到我的橡胶公司去取回吧。”

第二天傍晚,李光前下班后,便到陈嘉庚办公室来取雨伞。陈嘉庚忙招呼他坐下,并感谢他借伞之情。两人在办公室内边喝茶边聊天,李光前才谈起他当年由厦门来新加坡的轮船上,陈嘉庚赠毛毯帮他御寒之事,至今感激不尽。陈嘉庚这才想起来,大笑起来。

闲谈之中,陈嘉庚了解李光前熟悉中英文,正好自己的公司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于是他便请李光前到自己的橡胶公司内服务。

李光前来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主要负责的是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工作,这一次“跳槽”成为他商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至此之后他便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

李光前在工作期间,不耻下问,勤奋好学,很快的就掌握了橡胶生意的知识,而且还打通欧美市场。因为办事干练精明、业务熟练加上老成持重,他很快就荣升为谦益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甚得陈嘉庚器重。

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芳龄17岁,她看到李光前年轻有为,之后,陈嘉庚便有意把长女许配给他,经人提亲后,李光前觉得陈爱礼虽是名门之后,但是她却端庄贤惠、平和稳重,而自己已经27岁了,该是成家的时候了。于是他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从这之后,李光前为谦益公司的事业更加尽心尽力了,陈嘉庚也尽量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在谦益公司前后工作了11年,在这期间,他学到许多工商贸易及经营管理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与中外贸易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创自己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1927年,李光前准备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本,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英国商人准备回国,想把麻坡的1000英亩胶园以10万元价格出售,这在当时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李光前调查之后决定购买。

可是,陈嘉庚是非常谨慎的,因此极力反对,他认为胶园价格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园内经常有猛虎伤人。现在买下来,如果工人都不敢去割胶,即使胶园再便宜,也会荒芜。

但是李光前有着自己的想法,之前他曾在英文报刊看到报道,政府有意在这附近开公路,发展麻坡的事业,只要公路一开,车来人往,老虎到时候便会自然绝迹,到时胶园价格将会倍增,他坚持己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筹钱把胶园买了下来,并取名为“芙蓉园”,以纪念他的出生地福建省南安县芙蓉乡。

不久,李光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政府在此胶园附近修建公路,胶园价格暴涨了2~3倍。1928年,李光前把这片胶园以大约40万元的高价售出。这样,在短短一年内,李光前就净赚了30万元左右。李光前正是用这笔钱,终于在麻坡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他的胆魄和眼光甚至让陈嘉庚都为之称赞。

公司开业的第3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生意特别的难做。李光前在资本薄弱、惨淡经营的情况下,他凭着在谦益公司时与工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勉强支撑,始终没有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被挤垮。

1931年,经济危机即将过去,李光前看准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不断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多种经营,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植与生产。几年后,李光前的企业扩展到泰国和印尼。到30年代末,他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李光前虽然在商业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进军金融业。他先是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

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合并后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4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李光前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后又接任主席。

李光前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带入了金融界,凭着敏锐的眼光和精明的头脑,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成为李氏集团最重要的企业。

新加坡华侨银行如今更是国内银行业的龙头,在新加坡设有25家分行,在马来西亚设有30家分行,在全世界共有60家分行。到了二战时,李光前已经是海内外著名的华人实业家和金融家。

二战结束后,李光前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日本铁蹄下的新加坡几乎是一片废墟,尤其是华侨的事业更是损失严重,从美国回来的李光前看到这一切,特别的难过,立即着手进行南益橡胶企业的恢复与重建,使之适应战后市场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他也竭尽全力协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做出了贡献。

战后的市场,需要新生力量去填补。李光前不断地挖掘潜在的市场,兼并、创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到60年代末期,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8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多达35家。除橡胶企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火具厂、木材厂、南益饼干厂、南益种植、南益联合橡胶等等,共23家有限公司,再加上华侨银行与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可以说是声名遐迩的大富豪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财。

用心办教育

陈嘉庚对于李光前而言是此生最大的良师益友,在陈嘉庚先生身边工作的10年,李光前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陈先生崇高的爱国精神:不顾个人安危,为华侨抗日运动奔波劳累;关注家乡和当地文化教育状况,投资社会福利事业。

同时,李光前还想到了自己年少时之所以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因为好心人士的捐助,自己的求学之路走得如此艰辛,再也不能委屈下面的一代人了。李光前决心把赚来的金钱用来支持教育,兴办文化事业。

1934年,他接任别人担任南洋中学的董事长,负责学校每年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新建国专图书馆。同时,他还兼任着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光华学校、侨南学校等9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名利,只要能够帮忙教育,他从来在所不辞。

抗日战争时期,李光前在故乡南安梅山创办“国专小学”。

1943年,又创办“国光中学”。

1952年,他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梅山学村。除了恢复他于1939年创建的国专小学外,又扩建国光幼儿园、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梅山学村由此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学村,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各种福利设施齐全。让他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国专中学和国专小学先后成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国专医院也已成为福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

1953年,李光前的一位族侄提议建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李光前马上积极响应并给予赞助。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马来西亚青年提供更多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而且还有很多的流言,李光前全不理睬,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直到1967年李光前逝世之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

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只要有关华人的事,有关教育的事,李光前都是竭尽全力,散尽钱财。他对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博得海内外一致高度称赞。1957年,马来西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次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宪报》正式公布聘任李光前先生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在就职典礼上,他说,“吾人对国家贡献莫大于教育青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1985年10月22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南侨中学李光前纪念亭中竖起了一尊他的铜像,以纪念他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样,今天我们走进著名的“侨乡第一校”——福建南安国光中学,也会见到李光前先生的铜像,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教育理念,创业精神依然还会在他培植的地方生长、发芽,并发扬光大。

创业故事案例篇2:李嘉诚的创业故事

李嘉诚,广东潮安人,1928年7月出生于广东潮洲市一个贫穷家庭,父亲为教师。

李嘉诚童年过着艰苦的生活。14岁那年(1940年),正逢中国战乱,他随父母走难,逃往香港,投靠家境富裕的舅父庄静庵,可惜不久父亲因病去世。

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为了养家糊口及不依赖别人,决定辍学,先在一家钟表公司打工,之后又到一塑胶厂当推销员。由于勤奋上进,业绩彪炳,只两年时间便被老板赏识,升为总经理,那时,他只有18岁。

1950年夏天,李嘉诚立志创业,向亲友借了5万港元,加上自己全部积蓄的7000元,在筲箕湾租了厂房,正式创办“长江塑胶厂”。

有一天,他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看到一则不太引人注意的小消息,说意大利某家塑胶公司设计出一种塑胶花,即将投放欧美市场。李嘉诚立刻意识到,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人们对物质生活将有更高的要求,而塑胶花价格低廉,美观大方,正合时宜,于是决意投产。

他的塑胶花产品很快打入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同年年底,欧美市场对塑胶花的需求愈来愈大,“长江”的订单以倍数增长。直到1964年,前后7年时间,李嘉诚已赚得数千万港员的利润;而“长江”更成为世界上最大塑胶花生产基地,李嘉诚也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美誉。

不过,李嘉诚预料塑胶花生意不会永远看好,他更相信物极必反。于是急流勇退,转投生产塑胶玩具。果然,两年后塑胶花产品严重滞销,而“长江”却已在国际玩具市场大显身手,年产出口额达1000万美元,为香港塑胶玩具出口业之冠。

1963年,李嘉诚与表妹庄月明(即其舅父庄静庵之女)成婚,翌年生下长子李泽钜,次子李泽楷则在1966年出世。

1965年2月,香港发生了严重的银行信用危机,人心惶惶,投资者及市民纷纷抛售房产,离港远走。香港房地产价格暴跌,地产公司纷纷倒闭。1967年,香港更发生反英暴动,进一步使房地产市场陷于死寂。

不过,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工商业的前景,认为香港这个商机十足的殖民地,不会久乱。他反行其道,在人们贱价抛售房产的时候,却大量购入地皮和旧楼。不出3年,风暴平息,香港社会恢复正常,经济复苏,大批当年离港的商家纷纷回流,房产价格随即暴涨。李嘉诚趁机将廉价收购来的房产,高价抛售获利,并转购具有发展潜力的楼宇及地皮。70年代初,他已拥有楼宇面积共630万平方英尺。

1971年6月,李嘉诚正式创办长江置业有限公司,翌年改组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在地产事业上大展拳脚,并在后来多次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时期,趁楼价下滑,运用人退我进、人弃我取的战略入货,结果在楼市大升时获得巨利,使手上的资金暴增。

70年代的香港,4大资本最雄厚的英资洋行怡和、太古、汇丰及和记,在许多大失业的生意中,威力只手遮天。李嘉诚决定运用长江实业雄厚资金,收购香港某些具有实力的上市公司,第一个目标便直指怡和集团的主要旗舰“九龙仓”。

他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采取不动声色、出其不意的战术,派人分散大量暗购九龙仓股票,使九龙仓的股价在短短几个月内有原来的13.4元,狂升至56元。九龙仓集团感到大势不妙,立即部署反收购行动,在市面上大量购入散户持有的九仓股票。无奈资金有限,最后不得不向汇丰银行求助,而汇丰银行与李嘉诚合作多时,双方关系良好,这使李嘉诚有点为难。

其时,资金雄厚的华资财团主席包玉刚,亦正在争夺九龙仓。李嘉诚见好就收,主动将持有的1000万九仓转让给他,从中获利5900万港员。李嘉诚这一仗,可谓一箭双雕,既避免了与关系密切的汇丰银行有正面冲突,又使包玉刚领导的华资财团可顺利取得九仓控制权。

包玉刚识英雄、重英雄,把手中持有的另一老牌英资洋行和记黄埔的股票,转让给李嘉诚,为他后来入主“和黄”伏下一着。

1978年,李嘉诚又再以出其不意的战术,收购另一个老牌英资公司青洲英泥,成为该公司董事局主席。不过,最令李嘉诚难忘的胜利,是成功的控制了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

李嘉诚这次采用的战术,不单是攻其不备,更是迂回包围。他指挥手下,以极快速度暗中低价收购“和黄”,很快便持有该公司70%的股票。当“和黄”董事局主席祁德豪发觉李嘉诚的举动时,虽然急忙组织英籍大股东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李嘉诚已多得先机,加上汇丰银行的帮助,终在股市上成功大量吸纳“和黄”。至1980年,李嘉诚已拥有超过40%的“和黄”股权。如手到拿来般,顺利登上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的宝座。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以6.93亿港元的资产,控制了价值超过50亿港元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实为“小蛇吞大象”的奇迹;而李嘉诚更因此成为入主英资财团的首位华人。

当时,并没有人追问当中关键性的一役,是汇丰银行为何愿意将手上的和黄股票卖给李嘉诚。此中的原因,直到1998年李嘉诚才说出。原来,当年汇丰极为欣赏李嘉诚的管理方法,认为由他带领和黄,必定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愿意相助。结果亦证明,和黄在李嘉诚手上,不出几年,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晋级世界数一数二的跨国企业。

80年代以后,李嘉诚的版图再进行一系列的扩张。除了房地产外,还经营航运服务、电力供应、货柜码头以及零售等,形成一个坚不可摧,在香港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合性财团。

另外,自70年代起,李嘉诚已开展了海外投资,至80年代,他逐步有目的扩大有关的投资比重,进行企业全球性战略。分别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设立根据地。业绩一年比一年好,还未到90年代,他早已成为香港的首富,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领导地位。

1990年后,李嘉诚开始在英国发展电讯业,组建了Orange电讯公司,并在英国上市,总投资84亿港元。到2000年4月,他把持有的Orange四成多股份出售给德国电讯集团,作价1130亿港元,创下香港有史以来获利最高的交易记录。Orange是于1996年在英国上市的,换言之,李嘉诚用了短短3年时间,便获利逾千亿港元,使他的资产暴升一倍。

进入2000年,李嘉诚更以个人资产126亿美元(即983亿港元),两度登上世界10大富豪排行榜,也是第一位连续两年榜上有名的华人。李嘉诚并多次荣获世界各地颁发的杰出企业家,还5度获得国际级著名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

经过20多年的“开疆辟土”,李嘉诚已拥有4间蓝筹股公司,市值高达7810亿港元,包括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香港电灯及长江基建,占恒生指数两成比重。集团旗下员工超过3.1万名,是香港第4大雇主。1999年的集团盈利高达1173亿港元。

200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全球50大富豪榜排名榜,上榜的华裔人士只有3名,且全为香港富豪,其中排名最高的是第23位的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李嘉诚并被评为全球最有钱的华裔富商。

由美国《商业周刊》编辑部180余位资深编辑及其全球各地24位记者评选的“2000年度25位最佳经理人”,李嘉诚成为全球惟一入选的华人企业家,名列第11位。

2003年7月1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全球十大最有影响力富人榜”。中国香港的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排名榜单第五名。

他响应中央政府科教兴国的号召,捐巨资同教育部合作,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他不仅多年来爱国爱乡,重视教育卫生事业,热心公益,而且一往情深,尽心竭力。

“我现在的事业,是有比较大的发展,但对我来说,我最看重的,是国家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只要我的事业不破产,只要我的身体还好,脑子还清楚(他指了指自己的头),我就不会停止对国家教育卫生的支持。”----1993年6月李嘉诚语。

正如香港老前辈庄世平先生所说:李先生为人谦和,坦诚,守信,真是名不虚传。从1980年开始,他陆续斥资18亿元,在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合作下,创建了汕头大学;1994年捐资1100万元,帮助家乡潮州贫困地区,建了50所基础教育学校;1997年,捐资1000万美元,为北京大学建新图书馆;2000年,捐资2400万美元,参与国家互联网Internet II发展计划,在清华大学建设国家未来互联网技术研究中心等……

多年来李嘉诚总捐款额超过30亿港元,7成多捐款用在内地,两成多用在香港。他几乎每年都向内地捐助1亿元以上的资财,兴办大量公益事业。

李嘉诚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半小时的新书,了解前沿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据他自己称,除了小说,文、史、哲、科技、经济方面的书他都读。这其实是他几十年保持下来的一个习惯。

创业故事案例篇3:黄恺:三国杀“杀”进福布斯

黄恺的低调早有耳闻。但当这个来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着纸杯子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还是让人觉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横条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几次穿着这件衣服出镜接受采访),随意裹在身上的宽大棉服、运动鞋、凌乱的发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为他是中关村某公司做IT的。谁能想到,这个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轻人就是三国杀的创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岁以下创业者的榜单。

提起自己这次上榜,黄恺显得十分平静:“我的宣传通知我,我要被选进《福布斯》榜单了,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反正我觉得周围也没人看这个。”

采访中,他时而自信,谈到“游戏是一门艺术吗”,他笃定地说,“当然是,游戏太是艺术了,和创业家比,我更承认我自己是艺术家”。时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码》,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而和记者辩论起“达芬奇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状态。

每个问题,他都会思忖良久后慢慢作答。他会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突然思维跳跃,然后又不留痕迹地绕回主题。只有在谈起他面前桌上摆满的桌游产品时,他才略显激动,语速加快。

然而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却总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面对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巧妙地绕开、推回并反问记者;问到创业初期的艰难,他会问宣传:“哎,我不记得了哎,你说,我有过什么艰难啊?”当记者让他用一个词评判自己,他会说:“我很少评判自己,你看见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最后拗不过,只得说,“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低调可以算一个吧”。

的确,低调如他。就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黄恺一样。

“他们不让我玩电子游戏,那我只好自己做游戏玩。”

如果说“天分”这个概念真实存在的话,黄恺一定是有桌游天分的。10岁,在大多数男孩子还在外面灰头土脸疯跑疯玩儿的时候,黄恺已经开始自己做游戏了。因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对黄恺管教很严不让他玩电子游戏,甚至把他的漫画都封起来禁止他看。在硬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黄恺自己做了很多桌面游戏。他在纸上画地图、画小人,在地图上打仗。这个游戏被他周围几个比较铁的哥们儿从小学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热爱游戏的黄恺就给自己定了个小计划:以后一定要考个和游戏相关的专业。但那时国内还没有游戏专业。直到高考时,他发现了传媒大学新出的游戏专业。“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样,那个专业好像远远地告诉我,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觉。”

“三国杀有很多优势是杀人游戏没有的。”

如愿上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专业,黄恺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桌游领域。在网上,他了解到了国外桌游的发展,于是主动寻找国内桌游的门路。“但在国外桌游发展的几十年期间,国内是一点都没有发展的。”阴差阳错间,黄恺在大二的时候去了西直门的一家桌游吧,“那有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桌游吧了”。在桌游吧里,一小撮人玩着国外的桌面游戏,这个场景让黄恺感触颇多。“我当时在想,有没有一款桌游的题材和概念是可以让中国人方便接受的,不会像国外桌游那样难以领会。”

2000年时,杀人游戏在国内开始流行起来,但到2007年以后,逐渐开始没落。黄恺看着杀人游戏从辉煌到衰败,看着很多“杀人”吧经营不下去,一家家关门,感触良多。“我当时觉得这个游戏不那么耐玩,也有很多局限性。接触了很多国外桌游后,我想设计一款可以改变杀人游戏的局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国特色的桌游。”

然而“三国”的题材也不是黄恺一开始就确立的。他之前想过很多题材,甚至想把大学同学、老师、教导主任都作为角色编到游戏里。“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类似的想法蹦出了一个又一个,随着想法深入后又不断被否决。就连想到三国的题材后,也经历了漫长的设计过程。”

“三国杀淘宝店的最佳客户就是杜斌。”

一开始把自己做的三国杀放到网上去卖,黄恺只是想赚点零用钱而已。“最开始的两个月只卖出去一两套,但是第二个季度就能达到十几、二十套。那段时间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黄恺实话实说,这样的好销量一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他有一种直觉,一定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喜欢桌游的人会接触到并喜欢上他的产品。

的确,黄恺做的手工三国杀在淘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玩的人越来越多,清华、北大、广院的客户纷纷反馈,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游卡桌游的CEO杜斌了。

杜斌当时在清华读博,因为一个瑞典朋友,也接触到了桌游。为了了解国内的桌游情况,他随手在淘宝搜了一下,结果搜到了黄恺的三国杀。而后杜斌和黄恺一拍即合,成立了桌游创意公司。

本着对淘宝累积销量的反馈,黄恺清楚地认识到,在现有环境下做桌游创意,前景还是不错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险,也不会赔掉太多,还有很多后路可以走的。”于是在租住的小房子里,黄恺、杜斌和相熟的三四个同学组建了“游卡桌游工作室”。

“每当产品做出来时,就觉得当初的争论其实没那么重要。”

提起最开始创立工作室的日子,黄恺回忆起来都是满脸的笑:“那个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游戏测试,就都凑在一个小屋里玩儿。包括给我们做卫生的阿姨,那时候也玩得很不错,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管库房的资深员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来越多,杜斌和黄恺终于决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黄恺和他的公司成员们经常因为概念或者意见不同引发争执。“因为桌游这个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就从讨论,到针锋相对,最后演变成唇枪舌战,甚至会闹一些情绪。但是最后肯定会做一些让步,多半是我让步。”黄恺说完大笑。“因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会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上较真,比如我之前接触国外桌游比较多,国外都是顺时针进行,但大家都觉得可能逆时针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就是这些小细节,我们都会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争论。”说完后,黄恺顿了一顿,补充道:“都是为了游戏。”

“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多一些。”

身为游卡桌游的创意总监,黄恺的大部分工作是设计好玩的游戏。最近,他也遇到了压力。“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国内没有人做的,就算在国外,这种以一个公司的形式研发桌面游戏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客观原因,黄恺经常要在游戏的产品质量和出品时间之间做权衡,做妥协。“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如果我因为一些事情较真,肯定会影响产品的运作周期。”提起这些不得已的情况,黄恺满脸无奈。

“我习惯于把很多问题自己憋着想,很少和别人讨论,可能我老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业的坎坷,黄恺不得不老实承认自己的处事方法,“如果自己实在想不出来,要么放弃,要么找另外一条路,但就是很少拿出来和别人说。”

“那你灵感枯竭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慢慢想,因为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比较多一点。”说完黄恺又忍不住笑起来。

“其实桌游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能玩。”

现在,黄恺手下带领着四五个设计师,在开发新桌游的道路上奔波。现在市面上的桌游产品黄恺也会关注,但是“一些原创的桌游时间都还不够长,都是这几年刚刚做出来的,需要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还有很多都有点急功近利了。一款游戏,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比较古怪的题材,而忽视了游戏内涵、美术、产品包装,这样的游戏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风声》,我自己就很喜欢。”说到桌游产业,黄恺侃侃而谈。

“衡量一款桌游,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公平。”黄恺的公司有一套衡量游戏的标准,每出一款游戏,他们就要按照标准严格打分。“分数比例最高的是包装和产品美术设计,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东西,能让玩家一眼就喜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这也是让玩家持续玩游戏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游戏都有自己的饱和度,三国杀、网游都是这样。”谈到今后桌游的发展趋势,黄恺有自己的担忧,“而且桌游这个圈子现在很小,除了三国杀,其他游戏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黄恺说,自己要在三国杀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游戏,让三国杀成为桌游的桥梁:“我要利用群聚效应,让不玩桌游的人通过三国杀接触桌游,再让已经接触桌游的人多玩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试着做到让大家不会对某个游戏产生厌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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