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那么，中国印章的起源是什么?

中国印章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一般研究者认为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印章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印章的话，那么，中国印章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与印章自身的发展相比，印章与书画的联姻则相对要晚得多，而这也影响到今日书画家用印的实践。纸张发明之前，人们以竹、木简为书写材料。印章施用的载体为封泥——盖有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时期。约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随着造纸技术的改善和推广，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封泥的使用习惯也就不再流行。印章的施用，也逐渐由钤于封泥转换为蘸朱红印泥钤于纸上。纸张的普遍应用，不仅改变了印章的使用方式，也为印章与书画艺术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就目前所知，唐代书画家尚未见有把自己的印章用在作品上以取信的做法。据《十国春秋》记载，前蜀茂州刺史许承杰“每修书题印，微有浸渍，辄命改换，书佐苦之”，这里“题印”即盖印、钤印，与“题款”意义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前蜀时期已有人在书信来往中开始钤印了。正是私印介入信函和公文，才使书画款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融合发展——宋元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最高峰。由于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兼书画家的提倡，鉴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中风靡一时，书画款印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北宋时期使用书画款印，目前可见最早的实物是欧阳修的《致端明侍读书》，这件尺牍上钤押“六一居士”印。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是兼具收藏意义的印。《尚恩帖》中也有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宋徽宗设立画院，其本人也是诗书画的践行者，在自己的画作和古书画的签名题记上都可见到其“御书”长方形印和葫芦形印等款印。南宋吴琚的自书二帖中有白文“云壑道人”印，《四清图》卷上有杨无咎的朱文“草玄之裔”、“逃禅”，白文“杨无咎印”等。通过书画家们的艺术实践和推动，在北宋后期，印章已经成为书画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书画作品上署款钤印的格式，也已被当时文人们广泛接受。但真正在书画作品上大量使用款印，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当以米芾为先驱。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实行野蛮落后的等级制度，使得许多文人绝心仕途，转而寻找新的心理寄托。而社会上“政统易于上，而道统则仍存于下”，于道如此，于艺亦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有助于艺术传统的一脉相承，诗书画印的融合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首推赵孟頫、王冕。

赵孟頫在诗书画印多方面颇具才华，所使用的印章从篆写文字到章法布局皆出于自己的创作。其开创的圆朱文印章，以小篆入印，将优美清逸、线条婉转而富于弹性的“玉箸篆”用于篆刻之中，因而印面神韵俱全，具有一种流动鲜活的文人印气息，与其书画作品相得益彰。赵孟頫对书画用印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与米芾一样，关于赵孟頫能否自己刻印之事，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证实。

中国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久远，早在印章的创制时期就有，从已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历代都有。仅长沙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就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还有少量的战国时期的石质官私印。但是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汉新莽时期的石质两面印“洽平马丞印”和“巩县徒丞印”是作为铸印母范用的，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但宋元之后文人参与刻治石质印章的性质就不同了。今天，我们可以从宋元有关文献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中得到证实，宋代文人亲自篆刻石质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然而，以石入印、自篆自刻，有确切记载并可见到印痕施之于画面流传至今的，元代的画家王冕是第一个。自宋元开始，石章在文人中成为普遍乐于采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们不再处在篆刻的门槛之外，而是登堂入室，使文人篆刻集书篆、设计、奏刀镌刻为一体。从此以后，印章艺术成为文人气质、思想和审美趣味的直接体现，并真正成为诗、书、画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