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布局的重点，“一带一路”的实施必将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相关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国家建设之中。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一带一路形势政策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一带一路形势政策论文2000字篇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控制》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必将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在的收益，但也不要忽视那些现实的各种安全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地区政治安全风险，也包括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客观地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从综合安全的视角来管控风险，才能有效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一带一路 综合安全 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效益与风险是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因素。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布局的重点，“一带一路”的实施必将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相关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国家建设之中。然而，我们在预估“一带一路”建设潜在收益的同时，更不要忽视那些现实的各种安全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因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地区政治安全风险，也包括那些长期影响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以综合安全的视角来审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风险，将有效提升有关各方对安全风险的管控能力，进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进行。

“一带一路”沿线有近60多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之多，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①这些国家大多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整个世界经济需要新的驱动能和发展活力时，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仅是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能极大地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不难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多数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新兴经济体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也面临着老旧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问题。而对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会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快工业化进程，还可以加速融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企业必将迎来一个阔步向外部发展的大好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从海陆至空间，从纵向到横向，贯通我国东中西部和主要沿海港口城市，进而连接起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互联互通。在这样一场大的变革面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将面临以“跨国公司扩张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和以“国有经济强化为标志的经济民族主义兴起”为时代背景的双重挑战。同时，还要直接面对因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地区政治安全风险以及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时代性的挑战。客观地讲，今天的跨国公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力摆脱战前殖民特征的基础上，才重新确立在全球经济活动中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专注于商业领域的“弱政治”尝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是很容易按照经济规律和商业规范得到合理的保护，但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国家，战前跨国公司的不良行为仍记忆犹存。当外部的一些“新鲜事物”通过跨国公司这一载体传播到东道国后，一时间还难以让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快速地适应和接受。一旦排斥、拒绝的力量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衍生出威胁跨国公司经营的种种风险。另外，二战后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越来越重视民族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奉行民族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甚至采取激进手段削弱跨国公司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新独立民族国家在政策上的不稳定，不仅改变了跨国公司的商业环境，也给跨国企业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企业，无疑也摆脱不了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风险。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地缘政治变化的冲击。自古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就是全球贸易的传统线路，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区域。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相比，覆盖面更广，路线更长，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更加错综复杂。从地缘角度看，“一带一路”两端是当今全球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引擎”―欧盟地区和亚太地区，而其沿线的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既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普遍诉求，也是驱动世界两大经济发展“引擎”持续运转的动力，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一带一路”建设在呈现出巨大商机的同时也成为引发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后，有关丝绸之路的复兴就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在世纪之交，“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发展前景更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难发现，在我们“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之时，某些大国就以平衡地区力量为由加紧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军事力量，一些国外媒体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有意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马歇尔计划”、“珍珠链战略”相提并论，甚至还有些国家为此提出了“安保钻石构想”、“季风航路构想”等防范中国。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不得不时刻面对这些因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的地区政治及军事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同时，“一带一路”沿线还面临着各种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除了全球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走私贩毒和非法移民、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外，这一区域还长期面临经济及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地质灾害频发、资源能源短缺、信息通讯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等安全威胁。正是基于现实中的各种安全挑战，近年来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所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上，把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风险划分为四个维度，即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②而一些行业机构和专业部门也都根据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符合自身需要的风险分类。这是我国企业多年从事海外经营的实际经验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它将在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控制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带有一定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它需要沿线国家和相关企业具有全局意识，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等综合安全视角来控制这些风险。“综合安全”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它有两层特殊的含义，即从安全内涵上看，综合安全需要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新安全的内容;从行为主体观察，综合安全需要把范围扩展到比国家更大的层面。③综合安全视角下的“一带一路”风险控制，有必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培育合作理念。在传统的区域合作理念中，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地区的“权力结构”、国家制度与体制、国际制度与机制以及文化建构等视角来推动区域合作。而目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前者侧重传统的地区政治安全领域，而后者则是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社会进步及如何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方面。在这两大问题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既有地区经济利益冲突特点，也有地缘战略控制的特征。④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战略合作理念来统合“一带一路”中的合作理念，控制风险，推动经济合作。

战略合作理念，就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通过调整和改变国家的内外政策来解决问题。战略合作理念不仅可以把具体的问题放到更广泛的领域综合考量，也能够把各国眼前的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仅可以防止仅仅因为某一突发事件而对整体合作造成的冲击，也可以避免出现“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后果。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和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就主张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用“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战略合作理念在大国关系中的具体应用。从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安全风险的综合性上看，战略合作理念有必要成为今后指导“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高理念。

第二，增强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国际政治交往中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有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带一路”沿线几乎具备了所有使国际关系趋于摩擦、对立、甚至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因国家权力、实力层面的变更而引发的疑虑和恐惧，也有因国家之间文化和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错觉;既有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认知上的误解，也有因地理位置邻近而产生的竞争;既有大国间因安全困境所激发的防范与遏制思维，也有中小国家对大国的未来走向不明而产生的不确定感。因此，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中会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安全风险，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地区内互信问题。在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不断提升，而地缘方面的优势又使中国的影响力迅速辐射到邻近地区，这与一些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产生了碰撞。因为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上，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往往会增强特定国际结构中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引发霸权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之心”和强力反弹，导致常态下的国家关系骤然陷入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之中。⑤而在缺乏互信的安全困境中，地区内部的主导权之争、海洋领土之争以及因历史问题造成的民间感情因素都很容易被激发，从而引发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剧烈变化。

第三，加强大国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大国关系是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稳定的基石，它决定着国际安全的基本形态。因此，也必将是影响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可见，与“一带一路”沿线有传统利益关系的大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区域合作方面所肩负着历史责任。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存在多种不同规模、功能各异的多边合作机制，为大国之间开展平等对话搭建了充分的平台。在这些国际机制框架下，无论是地区性大国还是全球性大国，都应彻底抛弃冷战思维，相互尊重，理性处理立场差异和利益纷争，坚持相向而行，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开拓共赢之路，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新格局。

第四，用经济、法律手段应对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企业的经济风险主要是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而商业风险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风险，或最终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法律风险已成为企业最为常见、爆发率最高的风险之一。⑥应该承认，“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内的法律体系也是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基本责任和出发点。用经济、法律手段处理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和纠纷，是跨国企业必须掌握的通行手段和基本技能，我们更要本着“传、帮、带”的合作理念以身作则，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树立遵法、守法的典范。除此之外，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经济风险，我们还要推动建立、完善投资担保机制，发挥保险对风险的转移功能。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好国际上现有的投资担保机构，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来分担风险，也可以推动建立独立的、仅仅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国内有关专家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即“亚投保”)等。这样不仅能有效降低“一带一路”沿线高风险的危害，也会促使更多的跨国企业大胆地走出国门。

第五，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风险。之所以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目前各国对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愿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高发性、跨国性以及它与地区政治安全问题的紧密关联性，决定着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目前有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从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大型地质灾害事件以及流行性传染病等诸多的非传统安全事件上看，我们无不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呼声和各国积极携手应对的强烈意愿。

二是目前国际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公共产品与有效机制都严重欠缺。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的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大国愿意向其盟友、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同，目前很少有大国愿意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虽说目前国际上存在很多合作机制，但很多国际组织机构都是把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附加的议程。由于缺少专门的合作机制，使得非传统安全合作成效普遍不高。在涉及实质性问题时，往往受到传统的地区政治安全因素的冲击，合作关系很不稳定;在应对一些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

三是很多中小国家都期待大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近年来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实际效果上看，综合实力强、幅员辽阔的大国在抵御诸如地质灾害、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要远比中小国家强。而在这方面，中国在地缘上与非传统安全高发区紧密相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不仅自身具备抗击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也具备向周边国家实施快速援助和灾后重建的基本条件，这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强烈期盼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不仅能为化解地区内的安全困境找到合理的切入点，增进地区内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而通过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也有利于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推动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总之，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地促进欧亚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它不仅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机会，也将给沿线各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谁能够创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谁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只要我们能够统揽全局、分清主次，从综合安全的视角管控风险，就能够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

【注释】

①高臣，马成志：“‘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跨文化管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年第19期。

②中国出信用保口险公司编著：《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③王逸舟：“论综合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第5页。

④卢国学：“亚太政治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区域合作的发展”，《当代世界》，2014年第12期，第48页。

⑤封永平：“中日关系困境解读”，《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第37页。

⑥吴宽宏：“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经营与管理》，2012年第5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