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共同担任首席执行官，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曹慰德(Frederick Chavalit Tsao)曾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与父亲共同执掌家族企业万邦集团(IMC Group，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航运企业)。回忆起那段岁月，曹慰德说：“那就好像是一碗米饭里插了两双筷子。”

直到1995年，父亲终于“退位”(曹慰德从他手中买下了公司全部股份)，曹慰德才得以完全掌控万邦。万邦是一家工业企业集团，其起源可追溯到1949年——在中国内战的混乱局势下，曹家的第一家航运公司成立了。

最终，曹氏家族生意向下一代的移交相对平稳地完成了。然而，像曹家这样成功的例子并不常见。在整个亚洲，几十个大型家族企业正面临传承问题。其中许多企业的创始人都是曹慰德(现年55岁)的上一辈，如今已进入老年。传承的过程可能是狼狈或混乱的。

专家们表示，许多企业(特别是华人家族企业)在企业传承问题上一直采取尽量拖延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家长制有关的根深蒂固的禁忌，另一方面是因为很难在保持企业经营连续性的情况下将家业分给多个子女。

私人银行隆奥(Lombard Odier)新加坡办事处首席执行官Richard Wee说：“家族掌门人通常希望掌舵到生命最后一天。他们心里放不下。”隆奥的总部位于瑞士。

亚洲首富、现年84岁的李嘉诚(Li Ka-shing)今年5月高调宣布，由长子李泽钜(Victor Li)接手长江实业(Cheung Kong Holdings)以及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这是家族企业顺利传承的罕见例子。

赌王何鸿燊(Stanley Ho)家族去年上演的激烈的争产纠纷，则是更为常见的例子。去年已89岁的香港亿万富翁何鸿燊，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进行了公开抗争，直到最终达成家产分配和解协议。

印度信实(Reliance)两兄弟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和阿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为争夺父亲的商业帝国展开了激烈的公开权力斗争，最终也闹上了本国法庭。后来，他们的母亲从中斡旋，促成了和解。而在韩国，现年70岁的三星(Samsung)会长、亿万富翁李健熙(Lee Kun Kee)，正面临哥哥和姐姐的起诉，两人宣称对三星拥有股权。

家族企业在亚洲非常普遍，因此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具有系统重要性。瑞信(Credit Suisse)数据显示，家族企业的数量占亚洲十国上市企业总数的一半左右，市值占股市总市值的32%。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授范博宏(Joseph Fan)说：“如果多家大型企业的交接班都在同时进行，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造成系统性风险。香港和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市场上，大亨们的身影正在慢慢消失。”

曹慰德的父亲曹文锦协助创立了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国有航运公司。李氏三兄妹争夺的三星，去年销售额为2370亿美元，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一些家族企业中，大亨们将交班问题拖到最后一分钟，或在遗嘱中揭晓令人吃惊的结果，这也可能令股东们的利益受损。

香港中文大学一份针对250家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的研究表明，在掌门人交权前的五年时间里，这些企业的市值平均累计下跌了60%。

范博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的创始人退场之后，它们的股价却并没有回升。他说，这显示出一个问题：原掌门人的价值观和私人关系等“专有无形资产”是最难以取代的。

专家们称，正因如此，尽早引入具有管理经验的外部人士才显得极其重要。不这样做，企业传承和经营连续性问题往往一开始很难暴露。

曹慰德同时还担任着国际家族企业协会(Family Business Network，致力于促进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亚太分会主席。他说，家族跟企业一样需要管理，比如要起草家族“宪章”以解决种种问题(包括解决争端)、以及确定子孙后辈在企业中的位置。

曹慰德说：“你必须首先解决家族的问题，然后你还需要外人的帮助。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比较困难。你需要对家族进行‘系统重组’，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继续前进。”

不过，一些企业已经有了一些进步：执掌企业的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曹慰德的同辈)已经开始考虑传承的问题。

这一代掌门人在挑选子女(大多30多岁，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美国或欧洲的商学院念过书)担任家族企业高层职位时，开始看重子女个人的能力，而不仅是血缘关系。

杨忠礼集团(YTL Group)现年58岁的董事总经理杨肃斌(Francis Yeoh)有5名子女在这家家族企业中做事。杨素斌曾公开表示，这5个孩子每个人都必须“争取成为最争气的那一个”。杨忠礼集团总部位于马来西亚，旗下有6家上市公司，业务涉及公用事业、电信和酒店业，总市值110亿美元.

私人银行顾资(Coutts)执行董事朱丽叶•约翰逊(JulietteJohnson)说：“这一切让管理企业与拥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

“那些早作打算的家族，在传承问题上要顺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