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有两棵杏树。一颗在前院，一棵在后院。前院的那棵杏树，杏长的比后院的个大、味甜。后院的杏树大概是树龄长的缘故，比前院的杏树长的又老、又高、又壮。因为姥姥大姥爷六岁，村里也戏称前院的树是姥姥，后院的树是姥爷。

夏天，我和伙伴们都在弥漫着杏香的树下嬉戏、打闹。就像是《西游记》里那群花果山中欢蹦乱跳的猴子快乐至极。所以，不论是前院的杏树，还是后院的杏树，全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尽管姥姥、姥爷喜欢我早已远远胜过满树熟透了的红杏，忘乎所以的快乐，使我对两棵杏树的依恋有时真的超过姥姥和姥爷。

记忆最深的是阳光正足的晌午，大人们午休了，遂蹑手蹑脚虚一条门缝，看前院和后院两颗杏树。杏子熟透的点点黄色，给绿叶增添了金灿灿的炫丽。难愈那熟透的红杏从树上掉下来。遥遥眺望到了，心中窃喜不已。高兴地跑过去捡吃到嘴里，再昂头凝视熟透的红杏，看着看着就痴痴地走神。绿叶间闪闪烁烁的光线一眼不能望尽，目光稍有游移，它便转身相随，偶尔被鸣叫的蝉儿挡住视线去路，消失在绿叶里。树冠遮挡了一小半天，空留着大半白。如此往复，沉溺其间，一个夏天的午觉也就与我无缘了。

小心，才下过雨，地上还是湿的，滑。

那次不是捡掉下来的杏子滑倒，蹭破了膝，姥姥不会问我：“疼不疼？”

夏天的晚上，姥姥拿起她那二尺多长的烟袋，在杏树下坐着乘凉。

姥姥虽然已进入古稀之年，可身体非常硬朗，天生就闲不住。她从早到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房前房后、屋里屋忙个不停。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她抽烟和干活一样，总是有板有眼的。她四平八稳的把烟袋锅伸进系在烟袋杆上的烟口袋里，抿了满满一烟袋锅旱烟，拿起洋火“刺啦”一下点着了；一边跟老爷说话，一边平心静气的 “吧嗒吧嗒”抽烟，有时二人无语，老爷看着姥姥，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烟袋锅里的红火一闪一闪的，姥姥抽一口，烟袋锅里的红火就亮一下… 那时，姥姥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村里和姥姥年纪相仿的老人，几乎没有不会抽烟的，但用这么长的烟袋抽烟的只有姥姥一人。

聊也聊够了、抽也抽够了，姥姥把烟袋锅往鞋底上刨了刨，再把烟口袋缠在烟袋杆上，回屋睡觉了。她的鞋很小，是三寸金莲的那种尖脚鞋。走起路来虽然步幅不大，但自然笃定。

有月亮的夜晚，杏儿就会在树上显得丰腴一些。暗香也会回泛在夜色中有着说不尽的喜悦。月光在树上贪恋杏儿，生怕它红颜老去，消瘦得像个幽灵。而我也迟迟舍不得去睡。生怕它们和黑夜一起消失了，像宫女趁着夜色溜出宫去，或者白骨精似的化成一股烟逃走剩给我一个悲叹。

每逢枝干感觉清寒时，形不惊人、貌不出众的麻雀，从早到都晚离不开人的视线。在树上，在寒风里，两棵依旧站立着的杏树因了麻雀欢快的鸣唱，从未显得孤独寂寞。麻雀在快乐中守着两棵杏树多年，多年后它们之间依然的亲切，依然的和谐，不是每一棵杏树和小动物都能遇到的事。

童年，对两颗杏树郁积了多年的相思。那条蹑手蹑脚虚开的门缝，在记忆中储存着一缕红杏的余香，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我对杏树的不舍，就像忆痕难愈在细雨中，花浓雨密，香雾迷离，浸润着悬坠的杏花，一丛丛一簇簇浅素嫩白，做着一个个或密或疏；或浓或淡的美梦。

40年过后的夏天，蜂蝶来未来戏花？我知道蝶花依旧，我知道两棵杏树的痛楚，那是因为我的离去？它们苍老了许多，已不如昨；怎的一日就老了呢？不是吗，话别时，正当少年，屈指数春来，再见已年近半百。弹指惊春去，两棵杏树不知熟透了多少红杏，除了自然的衰老；除了留给了我童年的记忆，除了一定会和我一样怀念故去的姥姥、老爷还有什么呢？毋庸置言，在城里吃到买来的红杏，品种再好，价钱再贵，也找不到当年蕴藏着儿时美好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