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价值规律通过党内斗争显现出来

讲到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主要讲的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内的显现过程。现在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阐述这一命题。这涉及到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的生活，包括深入认识文化大革命。

价值规律的一般含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凝固的社会必要劳动。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所谓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值规律也有其实现过程。因为供求的矛盾经常会造成某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高于其价值，而另一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低于其价值。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总是向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既会消灭那些高利润率，也会消灭那些低利润率，从而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都做挣钱多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少了;都不做挣钱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多了。在资本的流动中，挣钱都差不多，利润率也都差不多。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浮动。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商品的贵贱，最终取决于生产时花费劳动的多少。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各种形式的垄断价格出现。垄断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手段并凭借一定的条件，使某种物品的销售价格在较长时间内、在比较稳定的意义上偏离(高于或低于)其价值。

这种情况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当然，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作为维持条件，都要各种各样的凭借，都不可能维持永远。最终，价值规律会以其顽强的方式透过垄断的屏蔽曲折地表现出它的力量。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绝对的垄断价格体系。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工商业，并在相当程度上间接掌握着农业及手工业，国家还掌握着全部外贸，掌握着国民经济以外的政治等诸种结构与力量。对国有企业的绝对的计划领导以及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相对的计划领导，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计划经济不仅表现在遍布一切的计划价格上，还表现在计划生产指标上，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仅从计划价格而言，在国有企业内，就涉及到资金的调配，涉及到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的资金调配，涉及到积累与消费之间的调配。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国家通过计划价格也就是对农民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销售工业产品的方式积累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就是计划价格偏离价值。说得通俗了，就是在国家与农民的交换中，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国家凭借着巨大的垄断优势以计划的形式(也就是以某种强制的形式)对商品交换的价格做出规定，虽然这种规定确实要付出方方面面的代价，包括政治方面的代价。

然而，这时价值规律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呢?价格是否就可以在国家的强大力量、政治的强大力量以及计划经济体系的强大力量下长时间地、较大幅度地偏离价值呢?

历史表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同样起着作用，而且以极为顽强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仅就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第一，它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或缓和或尖锐的矛盾斗争中。

单就国家对粮食作物的计划领导而言，就有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的那个矛盾斗争过程：因为粮价低(低于其价值)，农民就将自己的投入转向其他种植和经营领域;因为国家实施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高度管理，粮食作为商品并无第二个买家，而国家又以下达计划种植亩数的方式规定种粮面积，农民就有了在种植面积上作文章的对策。

而国家又有种种方式来保证计划价格下的计划种植亩数，包括在农村种粮问题上开展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粮食的种植。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偏离“以粮为纲”的种植经营方向的斗争。这种斗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国家的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计划力量、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

当国家保证了农村的粮食种植面积，维持了对粮食的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国家付出的是与农民矛盾斗争中消耗的各种政治资本。

第二，价值规律的力量还表现在党和国家在决策中的种种考虑。

虽然有强大的国家垄断，有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当共产党及国家的领导人在考虑与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价格时，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公正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对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也是经常考虑其价值的，所定之计划价格也绝非悖离产品价值十万八千里的。决策者经常在价格上费思索，在剥夺农民与休养生息农民这两方面关系的尺度上是经常犹豫和迟疑的。

毛泽东本人也经常讲到这一点：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又不可过大。他不止一次讲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轻、重”这个顺序来兼顾，表明他也看到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只不过最终的决策结果还是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积累与经济上的集中。

看到这个统帅全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涉及到计划价格的时候表现出的种种前瞻后顾，本身就表明价值规律的影响何其伟大。计划价格似乎可以偏离价值，但是计划价格在偏离时却胆战心惊。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终驱之不走的一个危险幽灵。

第三，更要补充说明的是，价值规律的力量还通过党内的斗争表现出来。

如果说“农业学大寨”运动那种强化的阶级斗争以及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所贯彻的不计成本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是党内在农业问题上的一条路线的具体表现，那么，自然就有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的表现，那是一条几十年中一直遭受批判的路线。

当我们看清楚政治路线的经济实质时，就可以说，商品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党内表现为一个倾向、一个派别、一条路线、一条道路，那是一条与“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路线相对立的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在政策上对农民利益的尊重，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规律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尊重。

价值规律决定着农民的利益，驱动着农民的趋向，而且最终感染到党内，在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第四，价值规律的力量最终表现为迫使僵化的计划价格体系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破解。

仅就价格体系而言，它最初表现为对计划价格的调整，譬如国家对粮、棉等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做出调整，使之更接近其价值。接着又表现为国家对很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予以放开，这在实质上缩小了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范围。

再往下，就表现为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广泛承认与接受。先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继而理直气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不断扩大范围，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流。

我们看到，价值规律透过计划经济体系的巨大强制性力量，以顽强而曲折的方式，经过一个不算很长的历史时期，终于显示出其全部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已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市场经济，是价值规律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其特殊的曲折历程，它经历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改革过程中的斗争。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特别能够看清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看清楚那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如何在看来壮阔且纷繁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来，并透过壮阔纷繁的政治斗争最终表现出虽然简单却不可抗拒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在一片“全面专政”的政治强音中，价值规律及其决定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

然而，历史才是真正的长远派和秋后算帐派。在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解析中，我们会在一个非常深刻和广阔的意义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

在往下的论述中我们还会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时就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是价值规律的胜利。那已被近三十年的改革注释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