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英国文学发展之中,在不同的时间内伴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英国文学的创作视角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创作手法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不断的创新和丰富。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国文学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国文学毕业论文篇1

浅谈英国文学思想发展史

引言：

14、15世纪的欧洲经历着一场资本主义的大潮，面对这股潮流，人们渴望重新发现自己的自然感性生命，渴望以自由为基础的主体地位。意大利的思想家、艺术家们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假托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的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后来演变为政治、伦理、文化上的巨变。

一、早期文学中的宗教思想与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所处的时间大约在1500-1660年间。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时期。她唤起了理性的觉醒，将“人”再次摆在了思考的中心。活跃在这个时代前沿的人文主义者用其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人的种种复杂特性，处在历史突变的洪流中，他们既歌颂人的伟大，富于创造，强调个体的重要也同时省视人的渺小无力，焦虑时代的忧患，感叹命运的悲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神明，却更积极地肯定人的自然感性生命和理性的逻辑分析，重视科学的伟大作用。一时间翻译家、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诗人如天幕中璀璨的群星，照亮了英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又制约着人的言行，再伟大的人物也离不开历史的母体。那么，是什么样的时代孕育出了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着呢?

二、人文主义思想的兴盛

14至15世纪的欧洲经历着一场资本主义的大潮，面对这股潮流，人们渴望重新发现自己的自然感性生命，渴望以自由为基础的主体地位。然而中世纪的政治体制和基督教会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国家分裂的意大利的思想家、艺术家们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假托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的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后来演变为政治、伦理、文化上的巨变，波及法国和西班牙，于15世纪以后抵达了英国。

16世纪的英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阶段。在经历了大瘟疫之后，商品制造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尤为发达，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中心，以市民阶级为支柱的工商金融体系。乡村里，瘟疫之后劳动力的缺乏和地主贵族的圈地运动导致了“羊吃人”的惨剧，失去土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16世纪自世纪初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立英国国教会，政教合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国力不断强盛的背景下，英国国民的热情也随之空前庞大，多元化的经济造就了公民自由平等思想意识，并带来了科学和文艺的大发展。尽管人们常常喜欢将文艺复兴放在中世纪的对立面上加以考察，而且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它是“黑暗的中世纪”，但是历史是延续发展的，中世纪东、西教会的分裂让大量古希腊、罗马的著作避免了和罗马帝国一起毁灭的厄运。而且基督教哲学也还是继承了西方传统思想中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思考。“基督教世界不仅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各种思想文化内涵，而且深化了这些内涵中的悲剧精神。”

在14世纪时，乔叟就写下了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此外诸如《农夫皮尔斯之幻象》、《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等都为英语诗歌及英语这个语言的形成做了准备，但是英国文艺的真正复兴却是在一百多年以后。起初文艺复兴表现为大量翻译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和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著作。一开始采用的多是法文和意大利文，水平参差不一，后来有许多译者用优美的英文再现了原著的精妙，发展了英语的表达力。其中较有名的是乔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成了浪漫派诗人济慈的启蒙读物之一。在日耳曼，宗教改革挤走了文艺复兴，而在法国，文艺复兴又扬弃了宗教改革。

可是在英国，这两者却互相交融。宗教改革激进的浪潮不断推动人们思想的深化，为之注入新的内涵。文学艺术的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了人类思想的表达形式，提供了纸和笔做成的剑与匕首。伊拉谟斯的《愚人颂》、拉伯雷的《巨人传》、蒙田的《随笔集》曾经是文人逃向思想之乡的抵抗。

但是到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是既是诗人同时又是国家大臣、改革家、哲学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暗喻和影射，象莫尔爵士描写了《乌托邦》抒发政治理想，弥尔顿繁多的战斗小册子都是将关怀世人的眼光从象牙塔里转向实际的作为。这使得英国的文学呈现出更多的交杂性，多样性。在溃裂的信仰和国家内战中，这些生逢乱世的英雄们敢于行动，富有野心又幽默机智但亦表现出对生存和死亡的悲观、彷徨。于是莎士比亚借丹麦王子之口开始质问道：“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启蒙思想的全面展开

随着英国政治革命的展开，17世纪开始英国作家们开始从对人性的追求转为对理性的思考。在哲学领域，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全面深入解释了经验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泉源就是经验。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在科学领域，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他认为要清楚头脑中一切错误的观念，偏见和幻象，就要首先收集事实，通过科学化的实验方法，归纳推理手的段从这些事实中总结其差异性，寻求性质和特点，最后得出结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归纳法。

在政治领域，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人因为贪婪自私的本性一直发生战争，要让社会和平，结束战争，就必须制定社会契约。在这种博弈的社会关系中，有必要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以达到自我持存的目的。他认为君主政体是实现契约原则的最好形式，这也正是影响深远的君主立宪制的最初形式。在宗教领域，伴随着宗教生活的多元化，以约翰·班扬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与约翰·弥尔顿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为争取平等的宗教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四、总结

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学问的时期，文学一方面十分接近学问和哲学。另一方面却又接近人生和行动，这情况是别的时期所无。英国语言和语言用法到此初次达到一种有纪律的成熟性，却没有失去青春期的新鲜和色彩。在散文和诗歌两方面，用词都结合得自由灵活，既平易，又华丽，既有书本气，又有口语味。十七世纪之后，科学的地位确立了，方法论的基础成型了。人们去大自然中不断寻求知识，去人的内心摸索人类的信仰、精神、生存等的奥秘，从此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人们发现真理，由此英国文学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英国文学毕业论文篇2

试论英国文学中女性文化主体地位的发展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亚、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简·爱和《谢利》中的谢利，这四位女性形象是英国文学中女性争取妇女主体地位的典型代表。通过分析这四位女性人物所表达出的女性意识，我们可以看出在英国文学中，女性的文化主体地位的发展经历了觉醒、抗争和确立三个阶段。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妇女要摆脱他者的地位，摆脱受压迫的地位，除了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赢得自己在婚姻爱情上的自由外，更应该关注女性本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女性只有作为第一位的、独立自在的人来表现，有着自己的尊严和存在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妇女的主体意识，才能真正确立妇女的文化主体地位。

[关键词]英国文学;女性形象;女性意识;文化主体地位

文学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分不开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亚、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简·爱和《谢利》中的谢利，都是英国文学中出色的女性形象，至今仍是学者研读的热点。虽然作家所处的时代、阶级或是阶层不同：巴斯妇人处于中世纪的背景下，波西亚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简·爱与谢利虽同处于维多利亚时代，但两人的阶层又不一样，作家笔下塑造的这四位女主人公，都是在以男权统治为中心的社会里，为自己的爱情、婚姻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努力奋斗的女性，她们是英国文学中寻求妇女主体地位的代言人。这些被塑造的女性颠覆了父亲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打破父权家庭庄严、神圣、秩序井然、温情脉脉的伊甸园神话”。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千百年来的人类社会在根本上是父权制社会，父权制作为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体系是支撑父权制社会的中心之支柱，它迫使妇女处于屈从的地位，压抑男女两性身心健康发展，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有彻底推翻这种体制，女性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人类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四位女性分别处于三个男权高涨的年代，女性想摆脱受压迫、受屈辱的地位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如此，这四位女性的反抗意识和反抗精神才更为可贵。这四位出色的女性人物的塑造，向读者描述了英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种种困惑，突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们的反抗意识。本文通过分析这四位女性形象，发现英国文学中女性文化主体地位的发展经历了觉醒、抗争和确立三个阶段。

一、觉醒的阶段

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在《婚姻之善》中说：“人类社会最初之自然纽带是夫妻关系”[3]。因此“婚姻是社会的基础，夫妻是人类寻找精神家园路途上最重要的伴侣，而维持正确美好的夫妻关系对人走上正道更是至关重要”[4]，但与之相反，中世纪盛行的基督教传统，一直都把妻子看作是丈夫的附属物。而且，在14世纪仍是等级君主制的英国社会中，忠贞的观念只是被用来要求妇女，一夫一妻制只对妇女有效，破坏夫妻忠诚仍然是丈夫的权利，社会允许男性再娶，却鼓励女性最好继续保持忠贞。

这是一道无形的打不破的枷锁，可是乔叟笔下的巴斯妇人却有意破坏这种歧视女性的规则。巴斯妇人宣称：“祝福上帝，我也结了五次婚!……学府进得越多，学问越完善，在不同的工作上愈多操练，确可造就出尽善尽美的巧匠来;经过了五个丈夫，我也成为这一门学问的专家了。我欢迎第六个来，不论何时”。巴斯妇人略带嘲讽的话语透露出她的激进的女权思想，认为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上有着和男性一样的自由。

在中世纪城市里，寡妇的比例很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男子普遍晚婚。“青年男子在完成6～10年的学徒期后，还要做一段时间帮工才能有一定积蓄，要做作坊主则需要更长时间，因而在中世纪市民阶层中，男子成家立业较晚，老夫少妻的现象比较多”。很显然，巴斯妇人和她的前三个丈夫均属此现象，巴斯妇人提到自己的五个丈夫“他们中间有三个是好的，两个是坏的;三个好人，富有而年高，他们差不多不能实行对我的条件……”。

在男权社会中，男人害怕并且总是设法压制女性的性欲，因为她构成了男性主导地位的威胁，像这种对性欲的要求，直接出自女性之口是可怕的。而巴斯妇人无所顾及，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认为没有性欲的爱是一种束缚，她冲破了社会上对女性的道德的压迫和束缚。巴斯妇人大胆地说出了她赤裸裸的爱的欲望，打破女人必须要为一个男人守贞洁的枷锁，她咄咄逼人的话语指向基督教教义，指向男性。

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中说：“在封建社会内是市民、手工业者完成变革……使历史向前迈进”，这说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不都是靠男性来完成的，女性在社会的发展中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1363年英国的一条法令也曾规定男性只能选择一个固定行业，妇女则可跨行业工作，“国王及其枢密院打算让酿酒、烤面包、梳棉、纺纱、毛纺、麻纺、丝织以及所有其他手工操作的妇女可以照常自由地工作，而不受任何非难或者传统习惯的限制”，尽管有这样的法令存在，但是妇女的工作能力不被认同，与她们的社会地位不相符合。

巴斯妇人是一名织布能手，是推动历史向前迈进的成员中的一员，能够自食其力，足迹遍各地，见多识广，有着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不依赖于男性的经济基础，她不像乔叟笔下的其他女性，小鸟依人、温顺地躲避在男人的树荫下，她并没有因为结婚和继承她死去的丈夫的遗产而忽略她所从事的织布行业，继续倡导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倡导女性自我存在的价值，她不承认传统的对待女性的道德规范，也不肯扮演女人的传统角色，否认男人把女人当作货物来看待的行为，否认男人鄙视女人，把女人比做四害之一的说法;她敢做敢为，奋起反抗，对待她的丈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最终赢得胜利，获得主导权。表达了她对父权社会道德观及价值观的蔑视，因而她被第五个丈夫当作恶妇来看待。

巴斯妇人的一切行为简直就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宣言。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社会里，她还大力宣扬女人的权利，并激烈主张家庭应由女人主宰。她大胆地挑战男权传统，为女人辩护，认为女人有选择爱的权利和选择婚姻的自由，她的行为不啻为晴天霹雳。与巴斯妇人的“胆大妄为”相比较而言，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亚在婚姻问题上显得更聪慧，更隐蔽，她在寻求幸福上所展现的女性意识是一层一层显露出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恰值西欧封建 社会行将崩溃、新兴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大过渡时期，新思想与旧观念杂糅并存且斗争激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婚姻观念较中古时代仍没有多大的进步，婚姻仍然是金钱和利益关系，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波西亚的父亲死前就曾立下遗言，要用金银铅三个匣子为她择婚。波西亚对此厌烦地感慨道：“唉，哪里谈得到‘选’这个字!我不能选中我所情愿的，也不能拒绝我所不愿的;一个活的女儿便这样受一个死的父亲的遗嘱的约束” 。

但是她没有做盲从的奴隶，而是在服从与选择之间含蓄地赶走了那些前来求婚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只把机会留给巴珊尼欧，一个既非王公贵族又非万贯家产的年轻人。最后聪明的波西亚用歌词暗示巴珊尼欧选中铅盒，最终和巴珊尼欧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妇女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文艺复兴时代，三匣选亲是波西亚渴望甜蜜爱情生活和大胆追求现在生活的真情流露，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当时笼罩于欧洲人们头上的宗教禁欲主义的大胆挑战和无情的嘲弄。

而第五幕的波西亚巧夺指环戏弄丈夫更是她在婚姻上要求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忠贞不只是男人对女人的片面约束，妇女也有权利要求丈夫忠实自己。具有大胆叛逆性格的波西亚，在她身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风气，在她的心目中，门第、等级与金钱不再是爱情的基础，终身大事的决定权在当事人自身。她用父亲遗留下的财产去救助丈夫的朋友，后女扮男装成 法学博士赶去威尼斯，在法庭上她的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策略的运用充分显示出新时期新女性的聪明机智。

波西亚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人去追求和获取爱情已属不易，更何况是为了友情去奉献和施与。德国诗人海涅高度评价了波西亚，曾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中写道：“鲍西娅似乎应当作为那朵希腊精神的后开之花……这朵娇艳的鲜花在16世纪时，从意大利向全世界喷发可爱的芳香，这朵娇艳的鲜花，直至今天我们还珍惜她，高度评价她”。

为追求幸福、美满、自由的爱情生活，巴斯妇人和波西亚敢于冲破封建的樊篱，有自己的主见，不畏父权与夫权，在寻找自己的幸福的路途中，她们认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婚姻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面对婚姻的选择，她们有自己的抉择，有着清醒的独立意识，在爱情婚姻中体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二、抗争的阶段

与巴斯妇人相媲美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简·爱》出版时，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在当时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远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社会上仍然流行着好女人的认同方式。好女人是“家中的天使”，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

她要心怀感激丈夫赐予她的身体的和物质的安慰，她的生存目标是孝顺父亲，取悦丈夫，抚养儿女。这样的女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己的身份，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她终其一生要竭力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要符合男性规定的女性的形象即贞洁、顾家、慈爱、无私。家是她“被派定的归属，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隔绝，蛰居于被动驯服的无自我意识状态” ，如果她斗胆冒犯父权社会规定的责任、义务，男权社会马上称其为魔鬼、祸水，即坏女人。

简·爱这样自尊自强并反抗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的女性形象打破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既定的妇女形象的界限，“这样的人物塑造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从‘他者’跃居为‘主体’，否定了传统的妇女观念，解构了男性中心及父权社会对妇女的界定” [12]。简·爱贫穷、弱小，长得难看，但是却发出了妇女要求男女平等和对男性压迫者的愤怒的抗议的呼声。面对她的表哥约翰·里德的压迫，简·爱忍无可忍，在仇恨与恐惧的交织下，她喊到：“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你象个杀人犯——你象个虐待奴隶的人——你象罗马的皇帝”!

结果是被关进红屋子里，即使这样简·爱也没有投降，也没有承认错误;面对劳渥德学校的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强迫把女孩子当“天使”的忠实执行者，强加给简·爱的惩罚，面对这种耻辱，她也控制住了正待发作的歇斯底里，昂起头，在凳子上站稳，同样没有任何悔意;面对罗切斯特先生，尽管她深爱着罗切斯特，尽管她对罗切斯特吐露了爱意，但是她要求的是男女平等的爱，当罗切斯特欺骗了简·爱时，当罗切斯特的爱威胁到简·爱的人格独立时，她靠着坚强的毅力，在精神上控制着自己，保全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完整，离开了罗切斯特;面对圣约翰的无形的压迫，他要求简·爱紧紧地跟随他去传教，不能追寻世俗的乐趣，“至于简·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则完全在他的视野以外”，但是简·爱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知道自己有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不会是“家里的天使”。

这几种男性对女性不同形式的压迫，把简·爱这个特殊的女性更完美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简·爱让你钦佩她，爱她，爱她的坚强正直，爱她那颗诚实、善良的心，爱她那奇特的但富有魅力的本人” 。

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另外一位女主人公谢利同简·爱一样遭到当时社会上众多人的非议。她的境遇与波西亚相似，同样是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遗产、美貌聪慧的女性，同样是和既不富有也无地位的男性路易斯结婚。但是谢利的女性意识更坦白，更直接，她在拒绝姑父为她寻找丈夫的同时，还要与把她作为一项财产而行使家长权利的姑父做艰苦的斗争 。

谢利从未认为自己是那种集谦卑、柔顺、牺牲、忘我等品德于一身的忠顺驯服的温柔女性，谢利当着她叔父的面搂抱路易斯，打破了那种女方含而不露的传统，把森严等级的阶级观和金钱至上的爱情观踩在脚下，公开表白了自己的爱，这不仅是谢利在婚姻问题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绅士淑女的虚伪的道德规范进行的正面的对抗。

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妇女不仅在 经济和 政治上存有依附性，甚至受 教育的权利也是受限的。当时绝大多数妇女似乎也承认，“与男性相比，妇女天性智力低劣这种观念，她们对自己的依附性全无自觉意识” 。但是从谢利和简·爱两位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与其他女性截然不同的女性风采。谢利是富裕阶层的单身女子，她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在自己家里接受教育，从事社交活动。但是我们从谢利的法语作业，从她对工人运动 发表的看法，从她联合众人进行募捐，我们可以看出谢利不是附庸风雅的女性，她的眼光是独特的。

她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上的风起云涌并且及时地采取措施，这种能力是众多男性望尘莫及也是无法做到的;她愿意出头露面做男人们做的事，她还有许多头衔比如治安理事、教会执事等;她对妇女的天性和作用作了超出时代的探索，她和卡罗琳一起追求自由的生活;她直言不讳地批判那个时代的习俗，并试图以“圣经和神话的大杂烩”为基础设想一套适合女性 发展的行为准则;谢利用具体、果敢的行动来表达她作为妇女不止于在口头上渴求自由，要求解放。“她是一个强大的叛逆者，是当时最不为习俗所拘束的杰出人物” 。

而简·爱通过自身的遭遇，了解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如果要求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要求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独立，妇女只有拥有独立谋生的本领，才能摆脱其附庸的地位，才能达到精神上的独立。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她们应该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如果她们超出习俗宣布的女人所必需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因而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 。因此为受过教育的女性提供的 工作机会是极其渺茫的，但是简·爱向男性的偏见提出挑战，选择做一名家庭教师。尽管家庭女教师社会地位低下，可是简·爱却在走上社会，自食其力的生活中迈出了珍贵的一步。

在致乔·亨·刘易斯的信中，夏洛蒂就《谢利》一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管人们怎么想，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不能总想到我自己，不能总想到妇道人家的典雅优美;我提起笔来，从来不依据这些条件或考虑这些观念。如果我的作品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受到容忍，那么我将在公众面前消失，不再打扰他们。简·爱和谢利，她们的言语与行为确实是与当时的

社会观念相背离的，她们敢于争取，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敢于明目张胆的反抗男性权利的压迫，她们已经具有强烈的自我存在价值意识，她们并不像其他的女性单纯的为了寻找避难所而结婚，为了完美的传统女性形象而委曲求全，她们知道自己生活的目的，有着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她们的行为是对于为了追求金钱、社会地位的婚姻进行的抨击，也是女性自主意识和自我存在的体现，也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做出的努力和抗争。

三、女性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阶段

父权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妇女地位的衰落是由于妇女退出社会性的生产而出现的。总体上说，妇女的社会角色由男性界定，她们在教育、财产、公民权、大众生活及劳务市场的境况被男性所限囿，被母亲、孩子和家务劳动所桎梏。无论是中世纪的女性，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抑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她们的家庭地位和所受到的教育也在逐渐改善。

但是极为有限，对待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原则的不同导致男女所受到的教育也不一样：男孩子在进行职业竞争，在征服世界，女孩子则在家庭义务范围内准备未来的生活。父母用社会上的道德规范来塑造她，男子可以得到全面的个性发展，女性则被置于一种仆从地位。就这样，女性沦落到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巴斯妇人在家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通过她的反抗获得的，她支配着她的丈夫和他们的财产，实际上她制服的是压迫女性的男权思想和礼教。但是，巴斯妇人争取的胜利只是家庭中的婚姻和爱情的胜利，她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受教育方面仍然是不平等的。

波西亚作为富有的女继承人、睿智的律师和忠实的妻子，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富有人文主义光彩的女角，但是波西亚流露出更多的有意识的妥协和无意识的顺从。

她虽然对父亲的遗嘱不满，却没有想要打破那种社会枷锁，没有对父权制社会强加于妇女身上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公然做出挑战，只是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用自己的智慧来反叛当时的道德标准，虽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这种反叛是不彻底的，仍然只是一种妥协。波西亚婚后，她的身份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一颗柔顺的心灵，愿意把它奉献给你，听从你的指导，把你当作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君王。

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变成你的所有了”。波西亚的表白和行为充分说明男权的道德标准已经内化在女性的心中，内化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模式的鲍西亚已经开始从男人的视角审视自己，自觉地迎合并取悦对方价值标准，巴珊尼欧又成为她的另外一名支配者。一般说来，妇女如果安于家室，潜修好德，那么她会好得多，然而怪就怪在男子对她们的看法：“他们可以原谅她们有失妇道，却不能原谅她们由于有杰出的才能而引人注目。

只要她们无才，他们就可以容忍她们心灵的败坏，而最完美无缺的善良正直倒很难被看成是一种真正的优点”。当时的社会要求是这样，所以热情慷慨、仗义疏财的波西亚没有让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她的丈夫面前显示出来，而只是一心一意地让巴珊尼欧认为她是一位贤德、乖顺的妻子，从这一点来说，她比巴斯妇人要逊色许多，波西亚虽然意识到女性需要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仍然以她的丈夫为轴心而转动，忽视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谢利与波西亚一样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说是在婚姻上有着自己独立的女性意识。但是因为教育限制了她们，限制了她们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她们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但是最终还是屈服于男权。路易斯向谢利求爱时说道：“对这样一个人，我很愿意先做她的老师，然后再做她的丈夫。我要教她说我的话，熟悉我的习惯，懂得我的一些基本原则”，谢利对此并未做任何反驳，可见即使无地位无金钱的路易斯也想用传统的精神枷锁束缚住谢利，希望她温顺、乖巧，而谢利也欣然接受。

虽然波西亚走出社会，在法庭上帮助丈夫和朋友赢得了官司，但是法庭上的波西亚已经不是波西亚本人，而是一位男性律师，她的话语权是被当作男性发出的，作为女性而言，她依然没有话语权，仍然是他者，没有突破妇女的局限性。

而谢利在赢得了爱情后，她先前的一切激烈的、反叛的思想与行动也消失殆尽，无所作为。对于波西亚和谢利来说，婚姻抹去了她们先前激烈的自由平等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两位女性只是从家庭中继承了遗产，没有亲身体验过辛勤的劳动，仍没有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上真正的自我价值的体现。

从倡导女性主导权的巴斯妇人到运用头脑选择丈夫的波西亚到冲破阻碍和常规的谢利，这一组跨越世纪的强大的女性形象撞击了人们对男女关系的固有观念，唤醒了女性自立、自强、自尊的意识的觉醒，但由于女性有着教育与阅历的局限，她们不自觉地被传统观念影响，她们没有能在要求人格独立、争取平等权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决;父权意识束缚她们，所以她们的觉醒只是在家庭或是经济领域内女性的觉醒意识，而没有更深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也就是政治领域的觉醒。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的《女权辩护》中就已经明确指出由于女性在教育上的不足及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妨碍了女性成为“应然”的理性和道德的动物，女性应在政治权和公民权方面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勃朗特率先回应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女性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的。她的笔触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凸现了女性自尊自爱的美好人格。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代表当首推简·爱，简·爱和巴斯妇人、波西亚同处于男权制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被动地位，但她们的反抗精神却不可同日而语。简·爱虽然贫穷、弱小、相貌平平，但却敢爱敢恨，被视为被压迫妇女反抗男权社会、追求平等与独立的典范。

简·爱的身上洋溢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敢于冲破世俗的樊篱，做出自己的评判和选择，超越女性在爱情婚姻市场上让人挑选的被动地位，“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至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态度的全新的女性形象，其艺术魅力历经一个半世纪仍经久不衰”。

简·爱追求自己在爱情上的自由，婚姻上的平等，不会因为与罗切斯特在地位和财产上的巨大差距而畏缩;不会为企求爱情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人格;在经济上，坚持有一份独立的工作，不依附于罗切斯特;简·爱在争取自身权利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她摆脱对丈夫的依附地位，追求独立的地位，从丈夫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的“物”的地位，变成独立的“人”。

简·爱为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对不合理的、虚假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斗争，同时她作为劳动者中的一员，“已经率先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养家糊口，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寻求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把自己当作主体来看待，认识到自己的屈从地位，起而抗争。可以说，简·爱这个形象成功地代表了英国文学中女性文化主体地位阶段的确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就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因此，妇女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独立，妇女作为社会上独立的人的地位才会真正确立，妇女的文化主体地位因而也就能真正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