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寄希望于不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主要开展工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而求“自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关于近代史的论文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近代史的论文3000字篇一

《浅谈洋务运动》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它大力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的作用。洋务运动用自身的发展诠释了近代化的概念，后来历史证明正是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才使中国的近代化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简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寄希望于不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主要开展工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而求“自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1]。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的创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形成，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性质

洋务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洋务运动的中心前后有所变化，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自强”为宗旨，重点在训练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把“自强”与“求富”结合起来[2]。

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3]。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1863年12月，李鸿章攻占苏州后，将三所洋炮局中由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后又于1865年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李鸿章购买的“旗记铁厂”，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1864年李鸿章买下了“阿思本舰队”的一批机器，在苏州洋炮局安装使用，“李鸿章在现场参观后大为惊叹，深深感到机器生产的重要性”[4]。`从此，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这种官办性质使得这些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丛生，但在厂子内部工人大多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其工资按照技术熟练程度决定，这表明这些军事工业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故“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5]。在洋务运动期间，清军的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当然，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兴办并没有达到“自强”的目标，没有彻底击退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但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对缓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最终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生产技术，通过翻译西学和开办学堂传播了西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由于武器的生产，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所以导致了矿业、钢铁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二民用企业的开办及其性质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由于支付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庞大军费，清政府无法为新式军事企业筹措足够的经费。其次是举办军事企业迫切需要原料、燃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电信部门的配合，洋务派他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6]。另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加强，洋务派试图通过自办民用企业“分洋局利益”，与洋商进行“商战”[7]，对抗列强对华经济扩张，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又着手兴办“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民用企业的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业、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保护、扶持，并委派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所谓“商办”，就是商务有商人经理，官不过问，盈亏均由商人承担。这一形势，对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诞生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他们使这些企业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能够吸引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投放进来，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或借款，给予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力，对这些企业予以庇护。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对中国近代商办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

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用、民用工业的开办，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与日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渐提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义》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特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8]。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中人才”[9]。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1861年，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期间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但他们坚持办学不辍。洋务派如此重视兴办新式教育，也是对传统的科举制的一种挑战和冲击。

“新式教育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0]，它以创办学堂为主，兼及派遣留学生和组织翻译机构，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及各类实用人才。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有外国语学堂7个、科学技术学堂7个、，其中包括很著名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福建船政学堂(1867)、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等[11]。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它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为社会培养了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洋务运动时期呈现出了中学和西学并重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理想的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及至世界知识和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及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其次，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引导学生在面向社会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面向自然，学习自然科学。再次，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为我国培养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使很多优秀的东西得以传入我国

四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政治上的失败不代表洋务运动全面的失败，许多的东西展现出了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整个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一)它第一次把向西方学习由思想主张变为大规模的实际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并没有大规模的实际行动。19世纪60年代初，脱颖而出的洋务派官僚发动并主持了这场运动。从此，“打开国门、吸纳新知、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洋务运动首次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军用、民用资本主义企业，符合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宏观方向，修成台湾铁路、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段，并开始修筑京汉铁路，同时，修筑了通达全国的各主要行省的电报、邮政业务，这些企业产生时间虽然迟于外国在华资本，但比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要早，在生产规模和资本总额方面，不但远远超过了当时民族资本企业，也优于外国在华资本企业，不会随着清王朝的倒台而失去作用，不会随着洋务运动政治上的失败而终止。

(三)它加强了国防的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发展，对于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中，创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支海军。陆军改革虽然进程缓慢，但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枪炮，由此可说，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国防建设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

(四)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举办的民族企业在同国外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利益，为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用企业虽然对外国资本存在着妥协性和依赖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作为列强在华企业的对立面出现，所以，它的崛起和发展在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抵御外国资本侵入，建立近代企业体系方面有重要意义。

结语

洋务运动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虽然洋务运动也有种种缺陷，但试想如若没有洋务运动，可能就不会有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自然也就不会有政治近代化尝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遑论文化心理近代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2]。所以古老中国一步步的发展、进步。没有洋务运动奠定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注释：

[1]郑剑顺.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115、116、117.

[2][3][1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5)，70、71、141、142、143、144、145.

[4]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8),134、135、149、170、171、172.

[5][6][7]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62、63、64、65.

[8][9]杨益茂.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J].北京社会科学.1996(1),108、109.

[10][11]杜雯铀.洋务运动与教育改革[J].求是书刊.1997(3),98、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