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坛风云多变,以赵惟熙为首的兰州军政府和以黄钺为首的秦州军政府东西对峙。在这场新与旧、革命与立宪、激进与保守的较量中,甘肃地方官僚、军事实力派,旅沪、旅京的甘省精英和普通民众,他们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对革命的疑惧和顾虑,均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保守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辛亥鼎革与甘肃政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探究辛亥鼎革与甘肃政争全文如下：

1840年鸦片战争击碎了清王朝“天朝大国”的迷梦，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羸弱的清王朝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亦自此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的屈辱岁月，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先后发起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然而，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之路，立宪和革命始终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相伴随。在这个以农为本、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东方大国，在面临国家危机、迫切需要变革的危难时刻，中国民众将对国家发展、社会变革作何反应?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承受力达到何种程度?当他们不得不在激进的革命与保守的立宪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将会如何抉择?笔者以民国初年甘肃省内兰、秦军政府对峙情境下各方势力的相互博弈以及甘肃 民 众 的 反应为例，系统剖析兰、秦军政府对峙下各方的不同反应以及当时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认同。

一、甘省独立前后之政局震荡

辛亥革命后，各省纷起响应。但直至1912年3月，甘肃仍在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的蒙蔽下而真相未明，即使与革命军拼杀于陕西境内的甘军主帅马安良，亦不知民国肇建，清 帝 退 位 之消息。究其原因，实乃甘肃地处西北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尽管长庚为防止甘肃境内爆发革命而处心积虑，甚至不惜以每名发饷一百文钱来另募新营。但甘肃拮据的财政收入和沉重的军费负担已使甘肃财政危机重重。在省府财政日趋困窘的形势下，长庚另募之新营亦因经费限制而由原有之每名一百文，减至每名五十文，又减为三十文，最终“一文亦不能给，故甘军日益思变” 。

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各种突发事变，甘肃藩司陈璨规劝长庚稍缓用兵，静观时变。并谓“甘肃藩库，当九月初，尚存银四十二万，旋即汇还陕西票庄四十万，库内仅存二万。后各省起义，协饷均不能解，而甘肃农商界又耻为满人供给，地丁厘税概不完纳，加以各营纷纷请饷，以 致 库 款 涓 滴全无”，“陕西军饷，实无 从 出” 。然而，陈的建议并未被长庚采纳，陈乃愤而辞职。陈璨辞职后，长庚以提学使俞明震继任藩司，但“俞检查藩库，已属子虚，为之咋舌，仍将印交还督署” 。陈璨和俞明震的相继辞职，隐现出甘肃财政的困窘已达极限。恰逢此时，时任甘肃巡警道的赵惟熙提议通过驻甘“洋官”息借外债之方式，以缓解甘肃目前之财政危机，长庚遂荐赵惟熙升任藩司。赵惟熙在甘省财政异常困难的时候出任藩司，并以驻甘洋官息借外债的方式来缓解甘省面临的财政危机，在当时情景下，不能不说是一种缓解财政危机的理性选择。因此，在时人眼里，赵被看成是甘省旧官僚中为数不多的“能人”之一。

当甘肃境内的保守势力仍然负隅顽抗之时，中国的政治大舞台却发生着剧烈变动。在激进革命与保守立宪双重势力的威逼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曾经统治了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最终寿终正寝。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为袁世凯所获取。对于这 一 矛 盾 的结局，陈旭麓认为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孙中山的拱手相送，也不能完全归因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在“全体一致公举”和“亿众腾欢”的背后，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 择 。孙中山也对此事做过解释，说明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位，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由进化也。”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为 袁 世 凯 集 团 作了嫁衣，但袁世凯成为民国元首的事实并没有阻碍中国社会由“封建”向“共和”转型，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初也承袭了革命的惯性，共和民主观念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心目中开始生根发芽。中国政治大舞台的风云突变，也使甘肃境内顽固的保守势力失去了继续抵抗的理由。1912年 3 月 18日，甘肃旅沪同乡会致电兰州各界云：“闻吾省反抗共和，不胜诧异。”“甘处边远，未悉情形，别持 理 由，积 非 成是，不知皇帝下诏，赞成吾独，反对是谓不忠;全国力求和平，吾独破坏，是谓不义。甘军全恃协饷，现南北接济已断，无论如何，以甘省财力论之，至多不过支持两月，终有饥军哗溃之虞，即使士马充饱，而南北统一，新疆东三省已均赞同，以区区甘肃，欲与二十一行省抗，又无精枪利械，不待智者而知其不敌矣。……诸公关怀大局，独不思内乱延长，渔人之利，强邻虎视，甘尤逼处，鬩墙御侮，当 有权 衡，应 请 互相劝道，长(陕甘总督长庚)制军处，亦请详细解释，务即迅速定议，通电袁总统。”

中国政治“千年未有之变革”促使甘省当局不得不顺应时局而筹谋承认共和之事，甘肃境内的军事实力派也乘此渗进甘省政治舞台。马福祥的昭武军趁入陕之甘军主力马安良部未撤回之际，进驻兰州，婉劝长庚退职，甘省各界亦对长庚等人的欺瞒和固执而感到不满，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形势下，长庚被迫辞职，甘肃省城兰州亦于1912年 3 月 19日宣布共和。

长庚辞职后，赵惟熙在马福祥等人的支持下主持甘肃政局，但甘督之位却仍名位空悬。为了争取名副其实，赵惟熙于1912年 3 月23 日致电袁世凯：“共和宣布，全体承认，早经电陈。惟长督帅篠电请开缺后，去志坚决，公事概不过问，亦不交派办理，以致庶政延搁，杂乱纷庞，连日 绅 民 开 会，旧党妄生拟议，尚无大碍，而军学各界之稍具新思想者，则疑其有意反对，拟自举都督以相抗，深恐酿成暴动，致遗共和新政之讦点。熙等现虽竭力维持，由司道挈衔，宣示共和政体，冀可化险为夷，特虑日久变多，则非所能逆料，也应乞迅派才望兼优之大员，持节镇抚，免滋他虞。” 初任总统的袁世凯，一则对甘肃情形了解甚少，二则为安抚甘肃地方计，乃发电称：“长庚既决议离甘，即以布政使赵惟熙为甘肃都督” 。在袁世凯看来，选择赵惟熙为甘肃都督，一为时势，二为人和。因为甘肃地处西北枢纽，地理位置异常重要，稳定甘肃政局不仅有利于巩固袁世凯政府治下的国家统一，而且可以在中央实力不济的情境下对甘肃地方势力进行有限的约束。何况主持甘肃政局的赵惟熙，无论其出身与资历都与袁世凯系一脉相承。

二、兰、秦军政府的对峙与各方反应

然而，民国初年在甘肃境内宣布承认共和的并非只有兰州之赵惟熙，还有秦州(今天水)之黄钺。黄钺，湖南宁乡人，曾与章炳麟、黄兴 在 东 南 从事革命，后因黄钺之父与陕甘总督长庚有旧而荐钺充任甘肃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武昌起义后，黄钺指挥三百多人的步兵营开抵秦州，东联陕西，南联四川，谋在秦州独立。1912年 3 月11 日，黄钺领导秦州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3 月 19 日，兰州也宣布承认共和。自此，甘肃境内兰、秦两大军政府东西对峙，相互责难，甚至与其利益相关 者 也 纷 纷登场，为其辩护。

4月5日，黄钺致电袁世凯：“阴 历 正 月 二十 三日，钺等于秦州设立临时军政府，已 请 川 陕 政 府代电，想已呈览。惟钺等之组织，本在甘肃未认共和之前，现在兰州官绅虽认共和，尚无正式公文通告，国号年号概未改革，长庚、升允尚拥兵未离兰州，平凉驻防、宁夏凉州将军、都统未离职守，各旅兵未缴军械，恐联合各番有梗大局，似宜 联 军 前 进，勉令归诚。至回汉各军，亦应分别遣散，情 形 有 一 不 能解决，即与共和办法相背。但遣散军队，必须重饷，乞速发济，以杜后患。”

透过黄钺函电：第一，秦州军政府成立之时，兰州尚未承认共和，因此，秦州军政府比兰州军政府的存在更具合理性。第二，现时的兰州 城 虽 有 共和之名，但无共和之实。在其看来，甘肃革命势力应联合川陕革命力量，彻底清除甘肃既有之地方势力，使甘肃成为真正的革命阵地。第三，对于甘肃地方实力派应以武力胁迫之方式予以解散，但对于遣散之军队必须给予必要的补偿，同时要区别对待回汉各军，以免造成社会的混乱，而中央政府应对甘肃军政府遣散地方军队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不难想见，旧官僚出身、本就反对革命的袁世凯既不可能容忍一个革命的军政府在甘肃 边 陲 地 域 出现，也不可能容忍这个革命的军政府对旧有的地方势力进行彻底的清洗，更何况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袁世凯对黄钺的呈文不仅置之不理，而且电令黄钺取消独立，不得“拥兵抗令”，否则就是“全国公敌”。

对于兰、秦军政府并立之现状，社会各界意见不一。旅沪甘肃同乡会发电称：“自称甘肃都督黄钺来电，不胜骇异，甘赞共和，通国皆知，赵惟熙委任都督，绅民公认，驻防旗员未撤，自系维持现状，徐图改革，升允求饷散兵，长庚卸篆居留，岂能因此借口图攫高权，更请外兵进攻，益属无理取闹。民国方谋统一，黄钺力求破坏，讵以赞成为未足，必以地方糜烂为真共和耶!拟恳飞电川陕都督，万勿受请接济，并饬赵督速派标统周务学赴秦州弹压，将黄钺军政府立即解散，免滋事端。”

无论是出于利益考虑，还是感情倾向，维持甘肃军政统一，反对外省军队进驻甘肃省域是旅沪甘肃同乡会反对秦州军政府的主要原因。然而，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表象，我们不难看到，兰、秦军政府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国内政 治 大 势 的一个缩影。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南北对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和以袁世凯为首的保守势力进行着军事上的较量和政治上的博弈，而与黄兴等人曾有革命情谊的黄钺军政府无疑是革命派进驻 甘 肃 的 主要代表;相反，一路出任清廷官职的赵惟熙势力则与袁世凯政府一脉相承。

那么，在激进革命与保守立宪之间，人们将如何抉择?在时人的心目中，革 命 派 被 目为专事“流血破坏”之业的乱党，与历代草寇、盗贼无异。张謇说：“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安上全下，国犹可国。” 张謇的这段话真实的体现了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心理、疑问不仅代表着立宪派的看法，同时也代表着习惯了贫穷、习惯了容忍、习惯了简单而稳定生活的千百万中国民众的看法。因此，当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合作破裂，需要民众在激进的革命形象与稳健的立宪形象之间做出抉择时，人们便十分自然地倾向于后者。孙宝琦称：“今者南北意见两无之途，深恐停滞日久，战祸方长，万一牵及外交，为患更深。”

虽然甘肃东西军政府的对峙与外交无涉，但长期的军事对峙将会引发战祸的绵延，这对渴望稳定和平的甘肃民众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因此，对革命引发动荡的忧虑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无疑是袁世凯，而在甘肃政坛上却是赵惟熙。因为在当时甘肃民众的心目中，曾任清廷高位，号称政治能人的赵惟熙要比革命起家的黄钺更有治理甘肃政局的能力，也更能为甘肃民众所信赖。

兰、秦军政府之间的博弈并非一边倒，黄钺军政府得到了四川都督尹昌衡的极力维护。1912年4 月30日，四川都督尹昌衡致电袁世凯：“查 去 岁 民 军发难，各省响应，独甘省一隅，升长尚拥重兵与陕军相持，黄君素怀光复，徒以兵少力微，未敢轻发，几经组织，始于阴历正月廿三日在秦州宣布独立，宗旨纯正，其与兰州要约八条，亦知大体，详译来文及所抄寄与他处往还函件，其热心毅力，赞助光复之功，诚有不可没者。当其宣布独立时，兰州犹为清抗，不愿共和，后知大势所倾，势难逆挽，始有如来文所述，不伦不类之宣布。两两比较，秦先兰后，秦正兰非，不待晓晓，谅邀览鉴察。”

四川都督尹昌衡曾为同盟会会员，与黄钺有相同的从事革命的经历。武昌起义后，尹领导四川革命，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可以说，尹是革命派在四川的代表。何况四川与秦州毗连，秦州独立时曾与四川、陕西有盟约在先，因此，无论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还是情感方面的照顾，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呈文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就在兰、秦双方进行激烈辩白的同时，双方开始准备着军事上的最终较量。兰州军政府对于秦州军政府的存在视同芒刺，赵惟熙一面扬言黄钺形同匪徒，是为逆党，决以武力相见，一面调集军队包围秦州，战事遂有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和平解决兰、秦军政府对峙之现状，曾与黄钺有革命情谊的黄兴致电袁世凯，保举黄钺为新疆都督。黄兴认为，此举不仅可以解决甘肃军政府东西对峙之现状，而且也是移兵实边之良方。况且“黄之先人，昔曾抚新，黄君生长新疆，熟悉彼处情形，新疆所有军队，大半系其先人旧部，且怀抱 拓 殖 政 策有年”，黄钺督新，实为人尽其用 。但出于诸多原因，袁世凯对黄兴之保荐未予答复。

事实上，兰、秦军政府的对立，不仅是赵惟熙与黄钺二人对甘督的争夺，亦是新与旧，清代旧官僚与革命派之间的博弈。兰州都督赵惟熙自始至终为清廷官吏，对共和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而黄钺曾早年跟随黄兴等人从事革命活动，对共和革命理念亦有相当认知。甘肃军政府之所以对峙数月而袁世凯并未立即作出反应，也与民初政局密切相关。武昌起义，民国肇建，南北军事对峙，迫于各方压力，孙中山虽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但时至宋教仁事件发生，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并未明显暴露，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力量仍对袁世凯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然而，“宋案”的发生直接触发了二次革命，而二次革命的发动及其失败的结局，却使袁世凯从此摆脱了顾虑，开始对各省革命力量进行武力挞伐。

甘肃地处边陲，袁世凯自感鞭长莫及，况且甘肃位居西北枢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影响，因此，袁世凯不愿就甘肃问题而大动干戈，但对黄钺军政府的指责却愈加严厉。1912年5月3 日，袁世凯批示黄钺呈电云：“据呈已悉，现在共和确定，全国一家，岂容擅拥甲兵，自称独立。”“及今挽回，尚非迟晚，继自今各省，如敢有拥兵倡乱，为害生灵者，当与天下共弃之。该道务即赶速解散所部，退出秦州地方，一切事宜，均凛遵前电，听候赵都督命令办理，慎勿甘为公敌，自致重辟也。”

虽然黄钺对于袁世凯的责难据理力争，但秦州经训练之兵士不过三四百人，加上 新 收 编 的防军、警察、民勇，亦不过千余人，而所邀之陕军被牵制于凤翔，川军进到徽(县)成(县)后，亦 在 停 止 待 命中，若仅就实力而论，真有不堪一击之势。何况黄钺军政府所面临之困境远不止于军事上的被动。袁世凯成为民国元首的事实与黄钺出身革命的背景和经历，更使黄钺军政府的解散成为必然。北京政府的指责使秦州军政府的存在失去了法理上的依托，而甘肃民众对秦州军政府的质疑更使黄钺成为“乱党”而无立足之地。

纵观秦州内部情形，虽然黄钺建立共和的观点十分鲜明，但此时的革命党人并无系统的理论，具体意见也不明确，以致秦州军政府多数官员和大多数市民只知共和之名，而不知共和之实。因此，当形势迫使甘肃民众必须在黄钺与赵惟熙之间作出选择时，旅沪、旅京的甘肃同乡会选择了后者，甘省军政实力派选择了后者，而甘肃民众则出于对革命的不信任也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后者。在甘肃东西军政府的相互博弈中，政治的天平已大幅度地向兰州军政府倾斜。正是迫于多方压力，黄钺决定取消军政府，辞职离甘。

黄钺的辞职，标志着喧嚣一时的兰、秦军政府的对立，最终以秦州军政府的解散而宣告结束。黄钺因兰、秦军政府的合并而解职东旋，赵惟熙亦因机运巧合而攫取了甘肃省都督之位。然而，民国初年甘肃政坛风云多变，仅靠智谋而无兵权的赵惟熙，其督甘的道路并不平坦。

三、保守政治下滞后的甘肃社会

兰、秦军政府的合并并未给甘肃带来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相反，甘肃政局亦然混乱无序，军队林立，财政危机尤为严重。虽然财政总长电催甘肃进行预算决算已达数次，但甘肃“延抗不理，刻下财政紊乱，已达极点，各州县及统捐局收入，亦不知支销去路，而省城滥支之款，毫未裁汰，兵饷已欠数月，一般官吏终日延颈伫踵，惟冀借款早成，协饷仍解，以达其挥霍之目的而已”。

然而，赵惟熙督甘之困难不仅如此。1912 年 3 月底，甘军主力马安良部撤兵回兰，分驻所部于城关各处。赵惟熙虽然倚马安良为靠山，移马福祥于宁夏，除李镜清于狄道(李镜清时任甘肃省议会议长，因与赵惟熙、马安良等人 有 隙 而 被刺杀)，尽去己之政敌，但自此声名狼藉。1912 年 7 月，旅京甘肃同乡会因议长李镜清被戕事件而对赵惟熙提出指控：“据赵督电报，被戕前情，查议长李镜清乡望素孚，舆情欢洽，断非乡人仇杀，来电未言损失财物，亦非劫财害命，究竟因何致死，殊费研求。贼有十余人之多，恐非一时乌合，综观自五月至今，议会与官厅冲突，蛛丝马迹，略有可寻，一时固不敢臆断，案情实大有可疑。若非彻底查明，按律惩办，何足以伸国法而服人心。” 旅京甘肃同乡会的控诉，从一个侧面道出了甘肃民众对赵惟熙的猜疑与不满。

事实上，既无兵权又无人脉的赵惟熙，在民国甘肃乱局之下，也只能成为手握重兵的马安良的附庸。自马安良撤兵回防后，常驻兰州，群众奉迎，其门如市，推举县官，指索厘局，权利所在，步步凌逼。诚如时人所谓，“现任都督赵惟熙，本前清时官僚派中以能员著称者，实则优柔寡断，识见浅近，一切事情必谘之于武士马安良，方敢定夺，名虽都督，实不过马安良之傀儡” 。而甘肃地域偏远闭塞与军权坐大，更使甘肃名为共和，实延旧制。

赵惟熙出任甘肃都督后，满印一律不换，满制丝毫未改，翎 顶 衣 冠，悉 如其 旧，腐败专制，更甚于前。“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这八个字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功绩。然而，皇帝倒了对于甘肃政局的冲击而言，仅限于名义上的改变;而剪掉辫子，在甘肃当政者和民众眼里，简直是无稽之谈。虽然剪辫与否本身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但在近代中国它显然又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曾在辫子面前表现过各种各样的本相，但社会观念的变化毕竟已成为时代潮流，谁敢帝制自为就成了人人讨伐的对象。然而，这种时代潮流的冲击对偏僻闭塞的甘肃社会来说，却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甚至甘省当政者和一般民众对这一时代之进步置若罔闻，肆意阻扰。

对于当时甘肃社会 愚 昧 闭 塞 之 情境，裴建绩在912年9月的呈文中做了如下说明：“民国告成，凡事滌新，剪发一事，最为重要。甘肃鄙处边陲，风气锢蔽，一般人民恒视发 辫 为 生 命，而新政官既不能布命，又不能奖励，未剪者 自 是 裹 足，既 剪者不堪回首。前逮捕学生樊政一案，罗 致 多 名，悉 为 剪发之人。且通文各属，凡见剪发者，概行诘拿，以致风鹤之警，传播各属。商贾碍交通之路，行旅 无 言 旋 之望。兹据前军事统一，会议员原志迴来函称，伊至甘境，几为军界所杀，因无发辫之故。且陆军部护照犹不足。据云云，川陕商人由此原因，货物阻滞，久不能通。俾西北市面，久无生机。似此干涉人民自由，有碍交通政策，若不特颁命令，后果何堪设想。”由上可见，甘肃承认共和，并未给当地社会带来新的气象，相反，在新与旧的相互交替中，原始野蛮的陋习一直居于甘肃社会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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