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且考虑到各国斗争的本土性与复杂性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灵活处理，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至此共产国际结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风雨历程，载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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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面一元”效用全文如下：

曾有学者指出“国情并不完全是本国内部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形成的。”在全球形势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也是国内外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共产国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它就是司令，他的话，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它。形式上共产国际没有了，实际上没有哪一国的共产党不注意苏联的广播，中共也不例外。”[1]这足以说明共产国际曾经同中国共产党的微妙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因为苏联共产党的缘故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共产国际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它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消灭剥削制度作为组织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中，曾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对各个国家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导致许多指导失误，而且由于长期受到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高度集中地组织形式影响了各党的独立自主以及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1943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且考虑到各国斗争的本土性与复杂性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灵活处理，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至此共产国际结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风雨历程，载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监督。在共产党建立初期，共产国际从思想、组织上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的帮助，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迅速的发展壮大，但是共产国际六大之际，共产国际逐渐滋生教条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将苏联模式视为金科律令，照本宣科，“共产国际和苏共还从组织上培养了一批唯苏共和共产国际之命是从、自我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把持中共领导权”[2]，导致教条主义的思想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使中国共产党连续三次犯下“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李立三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3]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引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国际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依赖服从到灵活策略性听取，再到独立自主的变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最好史证。

二、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面“助推剂”效用

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当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后，积极帮助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的崇高使命，这也是列宁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所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纪元，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关注本国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带着无产阶级的使命感将目光投向邻邦中国。共产国际创立之后，列宁从世界革命的战略全局考虑，派遣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这些代表积极同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联络，向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共产国际的帮助，李大钊等人很快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共产主义小组，吸收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1920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1921年3月，在共产国际和苏共远东局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制定了临时性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前期准备。1927年6月，共产国际派遣马林到中国指导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通过了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与基本任务。

共产国际的帮助，使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避免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都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机遇和启蒙思想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深刻地总结了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各国共产党党内所存在的“左”倾错误，并且重新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重新调整了共产国际运动策略，转变了组织领导方式，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方面，共产国际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宽松的组织与思想环境。共产国际第一个章程中规定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发布指示，并监督他们的活动”，“各个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指示”[4]在第二个章程中，又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做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

[5]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使得“每一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使本应平等的关系陷于不平等的格局。共产国际七大上，执行委员会纠正了一直以来的“左”倾认识，季米特洛夫认为各国指出“各国共产党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施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要机械的把一国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的格式和笼统的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6]这一次大会，共产国际改变了高度集中的组织方式，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独立自主指挥中国革命的机会，而中国共产党也抓住了这一时机，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本国化、具体化的倡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启示意义。季米特洛夫曾说过“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7]这说明七大以来，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认识到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下，各国共产党依从共产国际的教条指示给各国革命带来的挫折，此次大会季米特洛夫强调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以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

他指出“我们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护者”，“在各个国家内必须调查、研究、判断其民族特性和法西斯的民族特性，由此规划出一些反法西斯斗争的有效方法和形式。”[8]当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共产国际指示并非完全正确之后，共产国际也反思到只有符合国情的斗争策略才能最好的服务本国革命。因此“各国党应该越来越自主，并且应该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要根据实际来进行领导。”[9]已经独立自主展开本国道路探索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民族特性，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不断靠近。

共产国际的正确决议和指导，不断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免走了很多弯路与错路，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最终发展成为能够独当一面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党。

三、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面“催化剂”效用

纵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多指导与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共产国际的失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诸多失败和重大损失。正是这些失败与损失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从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共产党走中国道路的决心，催生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抵制共产国际错误指示过程中诞生的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策略

北伐战争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后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屡次进攻，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只能在合作中起不大的辅助作用”，而“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主要现实力量”。[10]为了维持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权问题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问题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动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共产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这种错误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分析，他们误判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的性质，最终做出了错误的指示，可以说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遭受到的严重挫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认识到牢牢掌握和坚决捍卫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1925年，中国共产党四大上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11]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革命武装，抵制共产国际关于领导权错误指导的行动。

1927年8月1日，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表明革命到底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标志，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诞生的助产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导权问题上重蹈覆辙，要求中共做出妥协，但是遭到了中共的坚决抵制和斗争。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一文中指出，“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就不能建立。”[12]这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直接回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二)抵制共产国际错误指示过程中诞生的中国道路思想

1927年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对于采取何种革命道路的问题却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的苗头，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然而三次尝试均告失败。面对共产国际六大上所确立的以是否维护苏联利益作为判断各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标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妥协，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以及结合革命实践经验，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土地革命、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既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新认识，又是对教条主义的鲜明批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写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3]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并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全党共识。

这是对“以城市为中心”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共产国际错误道路指示又一次坚决抵制的产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坚定的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中国革命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给予了有力地回击。

共产国际奉行教条主义，并且这种错误思想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实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这样千钧一发，如履薄冰的时刻，毛泽东等同志实事求是不妥协的态度拯救了中国革命，这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萌芽和不断发展。特别是遵义会议召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趋势日益明朗，并且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

正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一度陷入绝境，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从中催生并且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小结：共产国际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元化”

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时曾说过：“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共产国际伴随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而有益的帮助，成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面“助推剂”;也有错误而有害的指示，成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面“催化剂”。这两“剂”并进最终实现“一元”，从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两面一元”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