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上，遵义会议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因为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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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逐步创立了关于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党内主要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才能赢得胜利。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使他们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历史机遇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只会照搬照抄，从而犯下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但是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红军主力遭受巨大损失，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激昂的苦难征程。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然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却奉行逃跑主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多次错失歼敌良机。湘江会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出卖被迫中断。这次意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顺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二、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进行探索。长征开始后，许多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实现革命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解决。正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对比，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了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用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同，长征用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地位的确立，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使长征最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准则。

其次，长征中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的成功实践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并为建国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长征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新发展。群众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反映，虽然它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正是长征使群众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也为党实现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之一。”[5]

三、长征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只是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领导机构问题和军事问题，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谈到博古时就曾经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6]

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决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在党内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及时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

“长征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7]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在总结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