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的存续和发展都离不开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否则必趋于混乱失序、动荡不安而消亡，而良性社会秩序的形成则以来一定的社会规范。远溯原始社会，近至现当代文明社会，乃至未来理想社会，概莫能外。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习俗、道德与法律(此处指实证意义上的人定法，下文所言“法律”主要在此意义上使用)，乃是普遍存在与主要的社会规范，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化，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

一、历史演进视角下的社会规范

早在远古的原始初民社会，人类在漫长的共同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逐渐地、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行为规则和规范，这些规则为人们自觉遵守和普遍适用，其涵摄了简单的人类原始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原始禁忌，例如食物禁忌、性禁忌等;原始宗教，例如图腾崇拜;原始礼仪，如原始祭祀;原始习俗，如血族复仇、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原始行为规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它们往往相互混同，兼具习俗性、宗教性和道德性。此时，习俗既是宗教又是道德。原始社会简单的社会关系就为这些同样简单和初级的行为规范所良好地调整着，使人类社会能够以此为基础继续向前发展。

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习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社会的全部关系，社会对规范的要求也不再限定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些关系到社会重大利益的、带有全局性的内容被分离了出来，由一种崭新的从习俗、习惯中发展出来的规范予以规范和调整，道德由此得以产生，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风俗、禁忌、礼仪等。

然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使得自身强制力不足、支配范围较小的习俗、道德对纷繁复杂、变化不居、新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的社会生活逐渐无能为力，仅仅凭借习俗、道德规范、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已非可能，社会需要更具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标准去规范、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也就因此应运而生。

从习俗、道德、法律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每一种社会规范的出现都具有历史必然性，都是生产力发展、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复杂化的结果和产物。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演化进步的历程、人类从荒蛮蒙昧走向文明理性的过程。

法律作为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是人类智力与“法律”实践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社会控制上自然优于作为人类自发形成结果的的习俗和道德，但这并不表明，法律的诞生意味着作为法律之源的习俗、道德的历史使命的终结，恰恰相反，在法律产生之后，习俗和道德以一种相对较为温和、隐蔽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规范、控制着社会的诸多方面，此时的习俗与道德对社会的影响似乎更加深刻了。于是，习俗、道德与法律便以不同的方式共同调整、规范着形形色色的、不断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成为社会生活有序化的主要凭借。

二、构成社会规范体系的习俗、道德与法律

尽管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将法律、道德和宗教视为人类社会控制以及文明型构和维护的三大主要工具①，但就世界范围来看，从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的角度来说，宗教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人数甚众的信徒，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的势力和影响微乎其微，例如，中国就是一个宗教信仰极度缺乏的社会，从古至今，莫不如此。因此，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说，习俗、道德与法律则构成了型构社会秩序、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主要因素，三者共同组成了社会规范体系的核心部分。

作为一种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缓慢而自发形成的产物，习俗符合人们关于正义、公平等理想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可能是无意识的——的基本观念，是特定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乃至民族精神的积淀，且长期被人们自觉遵循，因此便成为了社会控制盒秩序塑造的基础手段和主要工具之一。一般而言，遵守习俗乃是一种自觉意识，而服从法律则往往被视为一种强制义务，这也决定了，较之于法律，习俗更易被遵守，甚至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也更为重要。这一点在文明程度偏低、现代化程度不足的国家和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在中国的乡土农村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法律的实效远远低于立法者以及一些法学家的预期，在那里，习俗以及道德乃至宗教而非法律才是最重要的、普遍被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社会规范。在那里，法律(国家法)似乎是不存在的，甚至没有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恰如恩格斯在描述原始社会规范时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②。与此相似的是，历史法学派的鼻祖、法的“民族精神说”倡导者萨维尼主张，法律绝非立法者所刻意而为之物，恰恰相反，其根植于于社会之中、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它是民族社会中那些内在的、默无声息的起作用的因素的产物，民族的普遍信念和共同意识是其真正的源泉。③如同民族的语言一般，法律取决于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习惯法，优于立法者刻意创设的远离民族精神的成文法。不论是历史上的法律实践，抑或法学家的思想理论，都表明习俗作为一种源自社会生活本身的社会规范，在形成和维系社会秩序方面，甚至比法律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同习俗一样，道德也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缓慢地形成的，是人类社会在自治的状态下自生、自发的过程和结果。它表达了一个社会性群居动物——人——应当遵守的也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准则。其作用的实现有赖于传统习惯、社会舆论、个人内在信念。它诉诸良知，无良知即无道德，良知是道德得以发挥规范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道德与习俗一起构成了对维系社会有序化其潜移默化作用的主要力量。道德是有层次区分的的，低层次的道德与习俗大致相当，而高层次的道德则超然于习俗和法律，形成一种超然现实的理想化的价值，其指向是高标准的人类理想，以道德标准来论证实证法律的来源和效力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然法理论的基本主张和传统。尽管实证主义法学家极力试图将道德因素从法律中剔除，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源于道德并以道德作为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的见证和外部积淀”④。

法律是在习俗和道德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已经存在并发展至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利益不断分化，而习俗、道德等旧有社会规范已无力对新涌现的社会关系进行有效规范和调整的情况下而应运而生的结果。法律是什么?这是一个极易被忽视但又极不应被忽视的法学领域的元问题。对于这个似乎十分简单的问题的回答，古往今来的法学家、思想家们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法律史一种源自国家的行为规范。笔者倾向于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型构与维系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其产生于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乃是型构社会秩序，使社会生活有序化，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化。法人类学家霍贝尔这样界定法律：“这样的社会规范就是法律，即如果对它置之不理或违反时，照例就会受到拥有社会承认的、可以这样行为的特权人物或集团，以运用物质力量相威胁或事实上加以运用”⑤，在他看来，特殊的强力、官吏的权力和规律性乃是法律的主要构成要素。亦即法律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和执行机构、法律必须蕴涵、体现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基本规律是法律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主要的现代社会的社会控制工具，法律随着人际关系、社会利益的复杂性、社会成员间利益不断分化而增加，因社会对文明建构、秩序维护的需要的日益增强而发展，“人类越文明，对法的需求就越大，人类创造的法律也就越多，法只是社会需要的产物。”⑥诚如马克思所言：“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⑦

尽管习俗、道德与法律是三种迥然有别的社会规范，它们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调整领域，但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社会规范体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三者在型构与维系社会秩序方面能否实现功能互补、有机协调，决定了一个良好运行、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能否形成。或许，有人认为，在现代化法治的时代大背景下过多地谈论习俗与道德显得不合时宜，但有一点不应忽视，法律源于习俗、道德的事实则表明，法律与习俗、道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法律只不过是制度化、体系化、权威化的习俗与道德。况且，法律自身日益凸显的局限也使得其格外有必要甚至是必须与其他社会规范——习俗、道德等进行密切的“分工协作”，共同致力于理性文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型构与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