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曾是我国哲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论题之一。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论文篇一

摘要：有的学者认为，肯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肯定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会导致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相提并论。本文认为，这种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的体现;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仅不会导致相提并论，反而能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相提并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5-0113-07

作者简介：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

一、为什么要重谈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曾是我国哲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论题之一。我曾较早参与，并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看作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一次重要的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局限性上，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既有原则区别、又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我的这种见解正是基于对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得出的。我在此之后发表的一些论著继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为了把对此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化和具体化，近几年我主持了一个“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19世纪西方各国哲学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进一步论证和阐释了上述见解。

我的见解并非个人标新立异。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众多专家、特别是重新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大都主张抛弃以往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对立起来，并对后者简单否定的态度，纷纷着手重新研究这两种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的关系。我明确提出上述见解，无非是较为自觉地适应了我国哲学界的这种前进趋势。正因为如此，上述见解提出后在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但这种见解与过去流行的观点毕竟差异很大，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对后者的否定，必然不为一些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过去流行的观点的人士所赞同。尽管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提出上述见解以来还是陆续听到过一些不同意见。近一年来就有一位年逾八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次给我写信表示异议。他告诉我他写过不少文章，因未能发表，便以写信的方式来发表意见。看得出他企图维护马克思主义，但所持观点实在太陈旧，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在学界难以受到关注(这大概也是他的文章未能发表的主要原因)，我也就没有同他展开讨论。

但一位专家对作为课题最终成果的书稿①的意见却使我感到必须作出回应。意见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认为书稿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意味着将二者“相提并论”;二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关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其经济学家以利害代替是非作为判断标准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这两点意见不仅与我不同，也与我国哲学界十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共识大相殊异。如果这些意见被肯定，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克服左的扭曲、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就会被否定。这种意见在对具体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中不会有人赞成，但在不善于以发展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又不了解的人士中还可能找到支持者。尽管上述意见没有发表，考虑到对其是非的辨析将影响到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将其提出来请学界共同讨论。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这位专家是谁，因此我的回应不是针对他个人，而只是他代表的这些意见，后者适应更多的人(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老人)。我将对上述两点分别作出回应，本文仅涉及第一点。

二、比较研究不等同于相提并论

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在哲学研究中并不是一件新事。当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分析和评价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时，实际上已是在以一定的方式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体上也是如此。比较研究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也适用于其他各种不同哲学之间。东西方哲学、各个不同时代的哲学之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阶段之间)、同一种哲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都可以、而且应当作比较研究。即使研究某一学派、甚至某一哲学家的哲学，也不能局限于其本身，而必须与其他哲学进行某种形式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与有一定社会历史或思想理论联系的其他哲学的比较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同一和差异等种种关系，人们才能从历史和理论等广泛的背景下较为深刻地理解某一种哲学的意义，从而能够进一步对之作出较为具体和明

确的评价。因此，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和必要的方式。它本身并不表示某种确定的哲学立场;抱着各种不同哲学立场的人都可以、而且必然以某种方式从事比较研究，对所研究的对象得出各有特色的结论，作出不同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似乎不应当有很大争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实际上无法否定比较研究本身，当他们反对作这种比较研究时自己就已以某种方式将这两种哲学作了比较。

相提并论一词也可以有不同意义。研究两种哲学的关系当然必须同时提及二者、将二者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这也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相提并论”。在探讨不同、哪怕是相互对立的理论的关系时，只要不把彼此有别的东西简单等同起来，抹杀它们之间的原则界限，上述形式的相提并论仍然是需要的，否则无法比较。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的讨论中，批评对方将二者相提并论，显然不是指这种意义，而是认为对方混淆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原则界限。这已涉及到坚持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如果比较研究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那当然是应当反对的。

然而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预定有怎样的结局，究竟有何结局取决于怎样进行比较研究。就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来说，导致什么样的结论取决于是否能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的原则为指导来进行。如果放弃用马克思主义原则作指导，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当然可能导致抹杀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甚至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置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之上;或者抹杀二者之间现实存在着的联系，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这都意味着扭曲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那不仅不会导致将二者相提并论的结局，反而因有对方作为参照系能更好地揭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由此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历史意义，特别是它在原则上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意义。我们在倡导并具体从事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时一直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

究竟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呢?这当然有多方面的牵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揭示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由此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实际所是，即它们的真实涵义。说我们“将西方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提并论”的专家并未指出我们怎样相提并论，而只指出了“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见解有欠适当”。后者似乎是他所谓我们将这两种哲学相提并论的表现。主要是我们认为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是这种革命变革的根本内容。我们的确有相关见解，但它们都以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为前提，都与肯定并强调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之间存在原则区别相联系。撇开了这些前提和联系，就不再是我们的见解，就会扭曲整个比较研究的意义。其实，我们的见解过去都作过阐释。只要较为如实地对待这些阐释，似乎不应当有这样的扭曲。为了维护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由此推动对这两种哲学的研究，我们感到有必要对有关见解再次简单作出申述，看看它们究竟是否有欠适当，是否会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相提并论。

三、肯定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是否会导致相提并论

肯定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是否就会把二者相提并论呢?这取决于人们究竟怎样看待和解释这种共同背景。

如果将共同背景绝对化，忽视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各自在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上的特殊性，由此抹煞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那的确会将二者相提并论。

如果既肯定二者在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上存在共同背景，又强调它们在这种背景上的特殊性，并准确和深刻地揭示这种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联系，那不仅不会导致相提并论，反而会因为这种比较研究能更具体和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不仅能更好地突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也能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是非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只有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才能更好地突现出来。二者如果不是处于同样的社会历史时代，不是都以西方传统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虽然也可以相互比较，但那并不能突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例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和古代哲学或其他哲学作比较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但这远远不及与处于同时代、具有某些共同背景的现代西方哲学作比较那样突出地显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

我们在有关论著中都曾明确表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意义。我们在《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两书中在这方面就都有较多论述。这部书稿的《序言》、《绪论》对本书的主旨及我们关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的基本观点都有概述。例如《序言》第一段中我们就明确提到：“项目的主旨是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的共同的和特殊的社会历史和理论背景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它们作为同一时代哲学的共同之处和作为不同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由此更为准确和深刻地认识它们本身的真实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研究对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有积极作用，特别是促使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有利于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服务。”这段话的含义应当说是一清二楚的。这里似乎找不到抹煞这两种哲学的原则界限意义上的相提并论的影子。

如果专家觉得《序言》中的这段话还不够清楚，他应当看看书稿的《绪论》，其中对于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以及二者的共同之处和有着本质区别的独特意义的概述，应当说是更为清楚了。为了检验我们关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否能为学界接受，我们曾将《绪论》分为两篇文章先行发表，以便广泛征求意见。但至今为此我们尚未收到对这两篇文章的不同意见。

如果专家仍然觉得《绪论》中的论述尚不够具体系统，书稿第一篇《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论述已经是相当具体了。在这一篇的前言中我们就曾指出：“革命变更作为代表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与从根本上说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西方哲学家所实现的现代转型，无论从进行变更的出发点、目标、方法以及理论形态等方面说，都必然存在原则区别，应当按照它们各自的实际所是分别对之加以分析研究，不能将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能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来代替或削弱对二者本身的具体研究，更不能将二者加以混淆。但是，这两种哲学上的变更毕竟大体上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实现的，二者有着大体一致的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背景，也都企图使西方哲学的发展摆脱原有的困境和危机，为其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因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固然对二者都不能有如实的认识，看不到二者的共同之处同样无法正确认识二者的本真意义。”这一

篇分成《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共同背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概述》三章，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前言中的基本观点。专家说我们在此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相提并论，这与我们表达的见解正好相反。

更使我们不解的是，专家引出书稿第70页(第一篇第四章第一节)中的半句话，把这句话的后半句以及随后的说明和限定都略去，作为我们“相提并论”的根据。

书稿第70页上的原文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但这种共同的背景对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同一背景，不同的哲学倾向可以有不同的取向，由此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是两种在性质上有着原则区别的哲学。它们虽然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但它们与这种背景的具体联系必然具有重要区别。”这段话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原则区别的含义是一清二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都生活于同一西方社会中，都面对着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我们肯定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这是对客观事实应有的尊重。考虑到在共同背景下二者也必有差别，我们在此将这种共同背景限定为“某些”，以避免误解。然而这位专家却把至关重要的“某些”两字删去了，似乎我们认为二者具有完全共同的背景。这就扭曲我们的说法了。更不应该的是：他只引了我们这句话的前半句，却不引“但这种共同的背景对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意义”这个后半句。至于紧接着的几句话，由于明显地是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原则区别，就更不引了。在探讨严肃的理论问题时，对与自己不同的理论不作求实的分析，甚至随心所欲地曲解对方的表述，断章取义，这似乎有悖应有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的书稿中有较为系统的阐释，其中部分论述已作为前期成果发表，书稿也很快将出版，可供参考。本文有限的篇幅难以具体论及。

四、肯定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为革命变革的根本内容

专家举出我们“将西方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提并论”的另一根据是，在书稿中第22页，我们说“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是这种革命变革和转型共同的‘根本内容’”。

在专家注出的书稿第22页上的确有相关语句，但他对我们的原文用词作了删改，以致改变了含义。其实，我们在此同样是既肯定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的某些共同之处，又强调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并非将它们相提并论。第22页上的原文是：

“如果上面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这种转向既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也是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根本内容。这当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二者之间在理论上和社会基础上的原则区别，而只是说明二者同作为现代哲学都必然以某种方式体现这个时代的特征，因而二者必然存在共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现代哲学根本特征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作了最科学、最深刻和最全面的阐释，较之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

这一段话主要涉及三个问题：(1)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2)这种转向是否可以说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3)如果对上面问题作肯定回答，是否会由此将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相提并论?

这段话中其实已包含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在其前后文中又都有论证。前文中的论证是概述性的，后面的书稿正文有专门的章、甚至专门的篇对这些问题作了相当系统和具体的探讨。只要在学术讨论中有严肃的态度，不抱偏见，联系上下文来看待这段文字，对其观点似乎不应产生误解。遗憾的是专家显然没有仔细阅读这段话，更没有联系其上下文，以致得出了与我们的原意相反的解释。考虑到其他学者(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老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产生误解。我们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再简单作答。在书稿出版以前，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还可参看我们在其他地方所作的较为具体和系统的阐释。

第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

这一观点，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以来，在一系列论著中都已表述过。在这部书稿中，不仅在《绪论》中作了明确的概述，在正文中还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相当具体的论证。就在上面那段文字前面，我就曾谈到：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蕴含着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趋向。孔德等人之拒斥形而上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以外的世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不与人发生关系(也就是不为人所经验到、即不处于人的经验中)的自在的世界不是人的现实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对人也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哲学研究应以人的经验世界为对象。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当然可能导致不可知论甚至唯心主义，但同时也可意味着哲学应当面向人化的世界，在这点上他们与马克思对人化世界的强调显然有共同之处。尼采等人鼓吹的唯意志论当然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们不像近代唯心主义者那样把意志当作精神实体，而把它当作一种趋向，当作不断向前推进的活动、力量。他们认为这种趋向、活动、力量就是现实的人的生活。换言之，他们以某种片面、甚至歪曲的形式把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基础。如果说19世纪中下期的西方哲学家在表达这种关于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上还相当含糊、隐晦的话，20世纪以来的许多哲学家(例如杜威、怀特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就说得清楚得多了。我们当然不能说19世纪中下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家都赞成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基本观点，但如果我们对众多的流派和思潮的理论加以比较分析，不难发觉多数派别和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或隐或显地朝向这个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形形色色，同一流派的不同哲学家也各有特色。在对由近代到

现代的转向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提法，例如历史的转向、生命和价值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语言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等等。它们之间当然有很大差别，但在拒斥抽象地谈论自在的物质或精神世界、而强调对人化世界的关注以及以某种间接或隐晦的形式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作用上，它们之间又有较多共性。”

正因为19世纪中下期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都有上述共性，我们才说“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考虑到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中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大都不是明确地指出它们的转向是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再加上它们的转向存在种种片面性、曲折性、不彻底性，我们所说它们的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意味着并不是说它们完全实现了这种转向，更不是说它们的各个流派都实现了这种转向。当我们说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是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时，我们指的只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我们的这种看法完全可能存在种种片面性，我们也一直愿意与不同见解的学者对上述问题共同探讨。但是我们认为在学术讨论中应当尽可能如实地理解对方的见解，否则难以达成共识。上述专家没有顾及、甚至有意忽视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极为重要的用词，这显然偏离了我们的原意。

在马克思主义受到严重扭曲的时代，曾经形成过一种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持全盘否定评价的倾向，即认为这一转向无非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进步转向反动。坚持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由于这种观点明显脱离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公开支持的人越来越少，但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学者在信中就一再强调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以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对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不仅反对唯物主义、也反对传统的实体性的唯心主义(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是如此)，他感到不可理解，并断言在西方哲学家中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他既不理解，更不承认。对于一位对现代西方哲学没有实际了解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未以发展着的观点来重新认识的老人，有此观点也许并不奇怪。但是，一位专家在谈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标准时仍然坚持以往全盘否定的态度就会使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第二，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来都受到哲学界的特别关注。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家都接受如下的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由此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但由于它能全面和深刻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许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使用这个名称，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同样使用这个名称。由此这个名称长期以来一直被普遍认可，它本身不应受到怀疑。

然而，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觉得这个本来正确的名称曾经遭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长期扭曲(四人帮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也往往打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因而主张用马克思本人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的一些著名论断作为根据而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等其他名称来补充。马哲界为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对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有重要意义。不过按照我个人的想法，使用什么名称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只要把握住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并无实质区别。这些名称既都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也都可能因解释不当而被扭曲。

什么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呢?通常的回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回答当然正确。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怎样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呢?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怎样得以成立呢?这不能仅仅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本身来解释。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统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同语反复，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一般地谈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更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因为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般观点，在马克思以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黑格尔等辩证法家早已分别明确提出过。但他们都未将二者统一起来。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过程中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超越了纯粹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但由于他脱离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实践来看待人，看不到人的能动性，他的唯物主义仍然与辩证法相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品格使他们得以把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统一起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把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提到了哲学的首位，他们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他们由此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那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也超越了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那种将人的能动性绝对化、抽象化的思辨性辩证法。因此，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对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现实生活和实践永远处于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与时俱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不管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用其他名称来指称马克思哲学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否则就会划不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等人的辩证法的界限，都会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义、偏离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

第三，肯定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不会导致将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能肯定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又能肯定与马克思大致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在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那么我们也应当肯定二者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并未由此将二者相提并论，而是明确肯定并强调二者之间在社会基础和理论上都存在着原则区别。书稿第22页中那段被某专家引为我们将二者相提并论的话所强调的正是这种原则区别。在书稿的《代结论》中，我们提到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三点原则区别。“第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它完全符合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克服了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因阶级偏见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第二，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西方现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第三，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

心主义倾向”。这三点区别是对整个书稿的阐释和论证的一个概括。它的确会质疑“将西方 哲学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提 并论”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不是我们的，而正好是我们所一再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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