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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论文范文篇一

地方经济年鉴赢利模式探析

地方经济年鉴一般由地方人民政府主管主办，是地方性、专业性年鉴，也是编年性、资料性的工具书，具有政府公报性质。编辑出版地方经济年鉴的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地记载一个地区发展建设的历史进程，保存地方经济建设文献资料，总结经验教训，为各级领导和机构正确决策提供借鉴。长期以来，地方经济年鉴虽然坚持以“背靠政府、面向市场”为工作年鉴方针，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是“依靠政府有余，面向市场不足”，赢利模式单一、经营意识不强、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比较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地方经济年鉴勇于创新，市场意识逐步提高，经营手段呈现多样化和市场化趋势，出版模式也日趋灵活，不仅在出版周期和发行方式上有所突破，而且不少年鉴也开始与主流书刊接轨，其赢利潜质凸显。为此，本文就地方经济年鉴的赢利模式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同行和专家。

地方经济年鉴特点分析

地方经济年鉴具有年鉴的一般特征，如资料性、连续性、年度性、检索性、工具性等，也可归类为经济类的专业性连续出版物。其兼具内容范围固定、发行方式多样、延伸领域广阔等特质，同时也有以下较为独特的特点。

“乡土特性”的个性特色。地方经济年鉴在框架结构、总体设计上强调记载当地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突出反映地方经济建设的成就。“乡土气息”、“乡土特性”是地方经济年鉴的个性特色，它往往选取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内容，如当地重要产业、工业成就等内容。地方经济年鉴具有全面反映地域经济发展演进的功能，有利于人们了解、认识一个地域经济社会，并帮助解决地方经济问题。

读者群相对较窄。地方经济年鉴的读者群主要为行业机构读者，包括地方政府机构及相关管理部门、研究机构、图书馆、当地大专院校，以及涉及本地区经贸活动的企业及相关行业团体、研究本地区经济的机构等。地方经济年鉴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有参考作用，地方经济年鉴反映当地的经济建设成就、经验和问题，发挥着服务现实、指导未来的作用。

内容综合翔实。地方经济年鉴特点是点面结合，要考虑地域的覆盖面和部分行业等内容的覆盖面。在此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成果、经验和人物，进行重点介绍，做到主从适度。同时，在内容方面，其资料一般较为权威、系统。地方经济年鉴多是由政府经济部门或其下设事业单位主管主办，其中的统计数据也多来源于政府统计部门或由相关行业企业提供。

经营模式单一。地方经济年鉴是地方经济知识高度密集的工具书，是反映当前地方经济信息的图书，可以起到宣传地方经济发展成就、加强横向联系的作用。但是地方经济年鉴的发行量均不大，主要以机构购买为主;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和广告收入，延伸领域开发不多。负责编辑出版地方经济年鉴的编辑，大多为地方政府内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有公务员或类似于公务员的身份和待遇。在年鉴的发行方面依托当地的政府部门，一般不开展过多的市场开发和营销运作活动，使地方经济年鉴的经营模式比较固定和单一。

地方经济年鉴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地方经济年鉴基本上都是处于政府财政补贴出版发行的状况，其真正面向市场销售的年鉴数量仅占出版总量的30%，其余的70%左右的年鉴基本上都是摊派或免费赠送到有关机构。一般而言，地方经济年鉴的需求者有个人和机构两类市场，而且机构购买和使用的年鉴占绝大多数。相比之下，国外经济年鉴的主要使用者则是个人。国内一家调查机构对年鉴出版发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92%以上的年鉴主要是销售给单位机构，最终的结果导致总体发行规模比较小，没有充分发挥地方经济年鉴应有的作用。地方经济年鉴出版发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出版发行过于依赖政府。地方经济年鉴的编辑出版虽逐渐走出政府出资的圈子，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离不开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内容资源和带来的影响力。年鉴发行还过于依赖政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经济年鉴的扩大发展。

市场开拓意识不强。地方经济年鉴发行人员和部门存在着坐等上门的思想。实际上地方经济年鉴发行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靠单纯的“官道”，即由年鉴编辑单位直接发放到各单位办公室，再由各办公室分配或向下摊派发行。这样的发行渠道不仅狭窄，还会导致一些需要年鉴的读者根本接触不到年鉴，直接影响到年鉴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发挥。

宣传力度不够。地方经济年鉴由于读者群和宣传费用有限，以及长期以来受“官书”定位主导思想的束缚，宣传力度远远不够，未能吸引更多目标客户和潜在读者。一些年鉴编辑部只重视年鉴的编纂出版，而忽视年鉴的发行营销、宣传推广等环节，致使一些地方的普通百姓不但不知道地方经济年鉴是何物，更有甚者连本地区一直在编辑出版地方经济年鉴都不清楚，可见年鉴宣传工作的不到位。

内容与市场需求结合不紧。某些地方经济年鉴的编辑工作还存在闭门造车等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地方经济年鉴的编纂和出版一般都是政府机构包办的，年鉴的编纂机构一般无需考虑其市场环境和发行营销等问题。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年鉴搜集和刊登内容往往过于宏观，与实际经济活动脱节，一些经济信息和市场需求也由于年鉴出版的时效性不强，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也就很难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如此造成了国内许多地方经济年鉴在编纂和出版以后，销售不出去，导致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得不到有效体现。

对地方经济年鉴的创新赢利方式思考

地方经济年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不能过度依赖政府外，可以考虑在突出区域经济特色的基础上走市场化运作的道路，通过进一步强化赢利方式的创新研究，以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效益的提升。

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年鉴市场知名度。地方经济年鉴在保持内容导向正确性和权威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地方经济年鉴的实用性。增加地方经济年鉴的实用性，首先要不断完善地方经济年鉴的框架设计，精炼选题，增加有效信息的含量，特别是要适当提高二次文献比重，要大量增加对读者具有实用功能的指南性信息，如年度政策法规条目、重要信息索引、年度重要数据等。其次是地方经济年鉴在编纂过程中，可以考虑穿插一些实用性的知识类小信息，增强其便民性。比如在补白、附录中可以设置和刊载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便民性和服务性内容，以增强实用性。

构建年鉴检索体系，提升检索功能是提升年鉴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地方经济年鉴是反映本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重要信息资源，年鉴检索系统是开发年鉴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地方经济年鉴作为信息密集型工具书，编纂者为其构建检索系统十分重要，这不仅可为读者提供多种检索途径，方便其查找年鉴信息内容，从而达到多层次、多角度对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和传播，同时也是年鉴出版机构进行年鉴信息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例如《张家口经济年鉴》、《山西经济年鉴》等均建立了各自的检索系统并纳入到CNKI数据库跨库检索系统，不仅方便用户查找年鉴信息，还有效地塑造了年鉴品牌。

地方经济年鉴要提高市场目标读者的需求针对性，使内容策划与营销策略相呼应。地方经济年鉴应针对其读者多为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的特点，提升年鉴文献资料的政策解读功能;对涉及本地区的最新动态与经济热点做深入分析，并大量刊载地区内的经济发展成就，招商引资信息，企业发展介绍，经济流通资讯等内容，吸引国内外的机构和经济客户来关注年鉴，查阅年鉴，从而使地方经济年鉴的内容策划和营销策略之间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真正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信息平台。

创新年鉴的市场营销模式，注重广告客户的开发与培育。地方 经济年鉴的编纂和出版属于 文化范畴，其主要功能是对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可视为地方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既然是一个文化产业范畴的内容，就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用做产业的眼光来对地方经济年鉴的市场营销模式加以创新和完善。要进一步研究并细分年鉴市场，建立客户档案，有针对性进行经济年鉴的编纂 工作，提高年鉴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年鉴出版后，可以在当地的互联网、广播电视、各类报纸期刊上发布出版信息。年鉴部门还可以通过媒体制作专栏或 专题节目介绍年鉴功能， 组织学生在假期开展读年鉴、用年鉴知识竞赛等活动，将年鉴推向 社会。作为年鉴专业工作人员，应走出办公室，面对面地和读者沟通，宣传介绍年鉴，使读者和编者形成良好互动。年鉴编纂单位可以每年召开年鉴发行会和读者座谈会，与读者一起探讨年鉴的作用、特点和不足，既宣传了年鉴，又可以得到改进年鉴编纂工作的有效信息，获得更有价值的稿件。

广告营销作为地方经济年鉴最为有效和最直接的促销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应受到广泛重视并力争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地方经济年鉴的广告与普通商业广告具有较大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区域特征更明显，读者较为固定，因此广告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内蒙古年鉴》就利用多种途径创新广告业务，曾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为契机，大力宣传地方企业为地方经济的繁荣 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不仅使年鉴的版面内容看起来更为活跃，而且打破了传统硬性广告宣传的窠臼，还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广告收入，赢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依托年鉴资源优势，多渠道多层次提升年鉴功能。年鉴事业要长期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地方经济年鉴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要用全新的形式、全新的内容，提高各方面读者的关注度。在持续中发展，在发展中求新，推动地方经济年鉴事业不断前进发展是地方经济年鉴发展壮大的第一要务。

推进地方经济年鉴出版发行模式的创新。可以考虑将地方经济年鉴内容制作成光盘，甚至增加一些招商引资、广告宣传等信息内容，实现年鉴的数字化。目前，一些年鉴已经开始把其年鉴内容制作成光盘，向读者和潜在客户发放，例如《河北经济年鉴》、《重庆经济年鉴》均制作了光盘，年鉴销售时附赠光盘，增加年鉴的附加值。年鉴光盘作为印刷版年鉴的衍生物，具有较强的搜索优势，可以方便读者使用和保存，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年鉴光盘可以成为地方经济年鉴一个重要的宣传营销手段。

推进地方经济年鉴传播模式的创新。一方面，地方经济年鉴编纂机构要建立并完善年鉴网站，作为年鉴自我宣传的平台和客户服务的内部网站，提升地方经济年鉴传播的质量，使年鉴网站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经济社会信息发布的节点;另一方面，年鉴要强化与本地经济行政部门和企业的信息交流，增加与其他地区的横向交流与合作。按区域经济和行业特点，编辑人员还应加强与相关的地方经济年鉴和行业年鉴的合作，增强横向沟通和信息共享，使年鉴办出水平，突出地方经济特色。

推进地方经济年鉴赢利模式创新，实现由内容提供商向服务商的转变。充分发挥地方经济年鉴编辑部门的学术优势、信息优势，通过组织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举办研讨会、座谈会、读者见面会、企业联谊会等，为政府机构、企业等提供有效信息，为本地经济实体开展行业评估及咨询服务，拓展地方经济年鉴的赢利领域。地方经济年鉴编纂和出版部门还可以举办各种论坛和培训，组织知识竞赛，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与企业联合开展信息交流服务活动，与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提供信息咨询和专家服务等。这些新的活动都会拓展年鉴的工作和服务，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总之，从当今传媒业发展趋势看，信息创造力以及由此衍生的信息流是未来地方经济年鉴的重要赢利点。地方经济年鉴能否把握自身信息的传播能力，并将其有效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将决定地方经济年鉴能否持续发展。

经济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

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联动关系,这种联动关系效应是高校经济圈形成并辐射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方面,高校发展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依托高校的人才和科技在城市地理空间的集聚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校经济圈,由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对周围地区的资源、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进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核,有力带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高校经济圈的形成与功能发挥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城市经济的需求拉动和城市的资源供给、政策支持,高校经济圈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依存关系。

一、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互动关系的形成

中国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合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发展较为缓慢,直至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建设以各类高校为主体的科技园区,如北京中关村大学科技园区,已经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及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良好共建合作关系。但在大多数城市,城市与高校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尚没有形成,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经济圈。那么，何为高校经济圈呢?简言之,高校经济圈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依托高校的人气集聚和知识创造力而发展起来的涵盖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娱乐、商业休闲、培训出版、物流信息以及相关的三产服务于一体的一种区域性经济业态。[1]这里的高校既可指一所高校,也可指多所高校的集群。前者如牛津、剑桥大学经济圈,大学的下属学院分布在城市地理空间上,形成“城中校、校中城”的格局,大学已与城市之间实现无缝隙结合;在国内如吉林大学“六大校区、八个校园”的办学格局使得吉林大学的校园分布在长春市的不同方位,有“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之中”的说法,当然，这是高校合并的结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经济圈。中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大学城建设是高校经济圈形成的雏形。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即高校经济圈能否形成不在于高校的多少,而在于高校的实力和影响力。那么，高校经济圈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形成的条件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自然形成,二是主动建构形成。西方国家的著名高校经济圈一般以自然形成为主;在中国,大多情况下是政府进行规划引导而形成的。因为，自然形成需要经历很长时间,而且要达到高度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程度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因此,目前以政府为主导推动高校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是主要形式。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集聚高校的人才和知识资源形成集聚效应,进而在规模经济集聚效应的基础上形成经济活动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高校经济圈俨然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核。所谓“极化效应”是指增长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吸引周围地区资源、技术、信息、资金、配套产业向核心地区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中和地理集中的现象。高校经济圈的“极化效应”必然带来经济圈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资源流入经济圈。同时,随着增长极核的发展,还会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扩散效应”,带动极核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规划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经济圈本身的“集聚效应”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发挥高校经济圈在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辐射作用。[2]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在直观层面表现为高校与其所在城市的空间关系,但这并不是二者关系的实质内容,二者关系的核心在于高校的知识创造力形成的对资源的集聚效应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以及城市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信息对高校科技人才及资源集聚带来的推动作用,这种关系现象可以概括为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现象。从上述关系的形成来看,这种关系的形成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城市只要有高校的存在就必然形成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与高校经济圈的形成类似,主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高校与城市之间经历过长期的磨合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形成类型主要在具有古老大学的一类城市,比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经济圈,大学已经与城市经济连为一体;另一种是由外力推动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比如美国的密苏里、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经济圈等,它们是在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由国家、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多方合作而共同构建的。[3]中国目前初具规模效应的武汉东湖高校经济圈、上海松江大学城以及处于起步阶段的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都属于后者形成模式,直接来说就是在政府主导规划下形成的。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28卷第1期孟卫东，等：现代起源于美国硅谷模式。硅谷模式的核心是将大学和科技研发联合在一起。斯坦福大学校长特曼教授于1951年提出“技术专家社区”构想。明确指出大学应该兼有科研和技术转让的特性,并以此理念创办了斯坦福工业园。[4]目前，硅谷已经形成了包括斯坦福大学、圣克拉大学和圣何赛大学等100多所中高等专业学校的西方现代大学城,以大学城为动力构筑了硅谷高校经济圈,其显著特点是“产、学、研”一体化。值得指出的是,高校经济圈与大学城是有区别的。大学城表现为高校在城市地理空间的聚集,如果仅仅是简单的聚集,那么构不成高校经济圈;高校经济圈是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动力的产业现代化,也就是说，是否通过高校的聚集带动产业集聚、优化与升级是判断高校经济圈形成与否的主要标志。因此,可以说,高校经济圈自身的人才集聚效应和知识创造力的扩散功能一旦形成规模,必然成为辐射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可持续创新的增长极核。

二、高校经济圈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高校经济圈以人气聚集为基础,以知识创造力为核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城市人口流动,提升城市的消费能力

高校在城市地理空间的聚集,带来了大批生源的汇聚,随着普通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新的高等职业院校、民办学校的兴起和发展,“高校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军之一。这个庞大的相对较为稳定的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的聚集,拉动了城市餐饮、服饰、文化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以秦皇岛市为例,目前，秦皇岛有各类高等院校13所,全日制在校学生20多万，[5]如果以人均月消费800元为标准,以年消费10个月计算,全年生活消费就达到16亿元。这还仅仅是学生的直接生活消费而已。由于学生群体的存在,各个高等学校还配备了必要的教学科研和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校办产业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这些粗略估计不下10万人,这又是一股巨大的消费力量。因此,高校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消费能力。

(二)拉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高校带来的人气聚集效应,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消费能力,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还是以秦皇岛为例,高校几十万师生的聚集,需要城市提供大量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由此带动了高校周边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餐饮业、住宿业、服饰业以及娱乐休闲业的繁荣。同时,高校师生的知识特性也推动了城市文化市场、培训市场的发展。这些以服务高校师生为目标的服务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由于餐饮、娱乐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低,因此，就业门槛相对较低,这些行业也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再就业人员的主阵地,大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维护了城市的稳定发展。同时,由于依托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而创办的企业更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美国波士顿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MIT:冲击创新》显示:MIT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已在全球创建了4000家企业,就业人数达110万,其中一大批企业是在高校所在城市孵化和创业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三)为城市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加快技术的接受、消化、创新速度

高校是城市文化品位的体现之一。一所知名高校往往成为城市的品牌,它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同时,高校也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一所城市如果有若干所重点高校,必然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高校也是高端人才聚集的中心,城市可以以高校为平台招揽杰出人才,只有具有一个较高的平台,才能留住人才。同时,高校科研人员具备高深的专业技术知识,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消化能力较强,有利于技术引进的及时消化,有利于建立在技术消化基础上的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

(四)在促进城市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具有独特影响

高校是人才和知识集聚的场所,一所重点大学往往成为城市的名片。高校的知识创造力和人文精神有力地拉动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高校的设计、艺术以及人文类专业人才的聚集往往成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引擎。同样，高校在促进城市高科技产业发展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才,而高校是人才的集聚地,有了人才就有了科技成果产生的前提,也就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反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为人才的集聚搭建了平台,吸引外围人才向产业集聚,从而进一步推进产业的发展升级。这是一条人才及其效用发挥的效应链,其中高校是关键一环,高校不仅集聚了大量现有人才,而且还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新的人才,这成为高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因此，可以说,一所重点大学往往成为城市科技进步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孵化器,比如，武汉的“光谷”就是充分依托周围高校的人才和科技资源优势，而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创新动力

高校发挥人才优势,进行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可以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引擎。比如，《MIT:冲击创新》显示：MIT校友和教师创建的公司的综合实力若折合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话,将排在世界第24位,其年销售额高达232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1160亿的GDP,远高于许多独立国家。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一所大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国内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09年，环同济大学知识经济圈为杨浦区贡献了45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创造了“大学、政府、产业”紧密合作,大学与区域互动,推动创新体系建设的“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同济模式。[6]因此,知识是大学的主要源泉,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加强大的创新辐射作用,在人才与知识溢出、催生新产业、提升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利用高校知识资源优势来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城市经济对高校经济圈发展的推动功能

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联动效应,城市经济发展使城市有能力向高校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对于高校人才和科技优势的发挥以及形成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高校经济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一)与城市经济发展互动是高校经济圈形成的基础

高校经济圈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依托于一定城市地理空间而存在,需要与城市之间保持信息、资源和能量之间的交换,城市经济发展对人才和技术创新的需求是高校知识创新的动力。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也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周边产业的结合,直接催生了高校学科群的形成和发展。比如,同济大学为了服务于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打造全中国最大的规划创意产业集聚地的目标,于2009年5月26日成立了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致力于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创意产业培养急需的高层次设计师以及设计教育、设计研究、设计管理类紧缺人才。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积极加强与国际创意设计圈的交流,目前已跻身世界前20创意设计学院的行列,树立了中国品牌,为学校学科发展和区域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7]因此,高校的人才创造力只有与地方产业需求相结合,才能使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成果实现迅速转化而投入市场,只有研有所用,才能进一步形成研发动力。源源不断的技术需求和科技研发相结合,才能催生“产学研”互动长效机制的形成,而这一点则是高校产业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基础。

(二)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适合高校经济圈发展的宏观环境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界限是模糊的,城市经济的发展状态直接决定着高校经济圈的生存条件。高校经济圈的研发条件和基础环境都由城市提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需求将直接决定着高校科技研发产品和技术的销售市场。因此,城市经济是高校经济圈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城市经济越发达,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后,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投入就会增加。因此,如果处于交通条件好、信息灵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以高校为载体的经济圈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经济圈的规模和集约效益;同时,也只有城市经济发展得好,地方政府才有财力支持高校的发展,政府对高校有计划的扶持和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引导是高校知识创造力实现产业转化的重要条件。就中国高校经济圈的形成来看,政府规划引导是主要形式,政府规划引导的力度如何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的综合实力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从一个方面可以说,也只有一流的城市才能孵化出一流的高校经济圈,如旧金山的硅谷大学城经济圈,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MIT大学经济圈,北京的中关村高校经济圈等。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高校只有在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有大作为,才能获得城市政府的大支持,所谓“有为才能有位”。因此,高校要积极调整学科结构,实现与地方产业结构的匹配,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学科群特色,积极寻求与地方产业基础相结合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多方结合、联合互动,尽快形成产学研联动的契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因此,可以说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高校经济圈发展的宏观环境基础。

(三)城市经济发展对高校的需求提供了高校经济圈形成的条件

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城市产业的调整、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持。高校是人才的聚集中心,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对高校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才的需求,包括对大量技术人员的需求,还有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这就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市场;二是对技术创新的需求,这有赖于高校及科研院所高端人才的知识创新,有赖于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互动与攻关。城市经济发展提出的对人才和技术创新的需求,为高校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尤其是企业的技术需求是源源不断的,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更新速度加快,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这就为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有市场需求,高校就获得了研发动力,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与企业的合作,就能为高校的科技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撑。因此,可以说城市经济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和技术需求成为“产学研”合作关系形成的动力之源,也成为实现以高校为载体的知识资源集聚的有利条件,而知识资源集聚的出现直接推动了高校经济圈的诞生。

四、推进高校 经济圈与城市经济互动 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联动效应,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发展过程。那么，如何推进呢?笔者提出 如下两点建议:

(一)政府高度重视,做好发展规划,实现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无缝隙对接

政府应该高度重视高校经济圈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崛起的巨大潜力和能量,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高校资源优势与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结合,实现高校经济圈的快速成长与振兴,发挥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核的功能作用。这就必须做好高校经济圈的发展规划,并将这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一部分。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加强高校经济圈的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避免高校经济圈自然形成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实现资源集约,节约发展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规划能够加快高校经济圈的“集聚效应”、“极化效应”以及“扩散效应”的形成与发挥,实现更大的效益。其次,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将高校经济圈的发展纳入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总蓝图中来,要与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对接,充分依托高校经济圈的增长极核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形成与高校经济圈科技水平的同步化。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应该将高校经济圈发展规划与城市产业园区建设统一起来,实现产业园区的发展定位、空间布局、项目建设与高校经济圈相对接,主动承接高校经济圈成果转化,依托高校集中的优势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在项目引进上要严把准入关,体现“高精尖”和产业聚集,把优质项目引进来,凸显示范产业园区的知识性、创新性和特色性,真正实现产业园区建设与高校经济圈的资源优势无缝隙对接。

(二)构建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利益共同体,形成互动发展长效机制

高校经济圈不是飞来之物,不能脱离城市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然而，高校经济圈高知识性的特征决定了高校经济圈的对外影响力具有超地域性,或者说已经超越了传统区域经济实体的地域限制。特别是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经济圈的产业辐射力进一步增强,高校经济圈往往能够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产生影响力,从而带动经济圈外的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校经济圈的科研成果可以在圈内实现转化,在圈内实现生产销售循环,也可以与圈外企业合作,在圈外实现转化,从而在多个地理空间同步形成“增长极核”。在所有圈外辐射区域中,高校经济圈所在的城市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此，政府应该抓住这一优势,不能让这一大好的资源流失掉。要利用好这一资源,需要政府做好 工作,这就要确保城市经济具有承载高校经济圈知识溢出的能力,包括城市产业承载能力、政产学研合作和互动能力、基础设施和经济 环境承载能力等,也就是必须具有对高校经济圈知识创造力成果的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简单来说,就是知识成果在该地区的投放与转化要取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效益优势。这种效益优势的形成,一方面要靠政府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城市产业与高校经济圈真正实现需求供给的长期互动。这就要求城市产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产业的需求可以形成对高校经济圈知识成果创造的刺激,高校经济圈知识成果的创造可以迅速实现在产业中的转化,最终形成长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在发展和合作中实现“双赢”和“共赢”。只有如此,才能形成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司林波,孟卫东.高校经济圈的理论探讨[J]. 教育评论,2010(6):10-12.

[2] 司林波,孟卫东.高校经济圈规划研究[J].教育评论,2010(5):3-6.

[3] 孙德宝.关于大学城建设规划中资源共享的研究[J].江苏 建筑,2006(6):8-12.

[4] 窦建奇,王扬.从“牛津城”到广州大学城:国内外大学城不同形成方式所带来的思索[J].新建筑,2007(1):20-23.

[5] 司林波,孟卫东.高校经济圈调查研究[J].科技与 管理,2009(6):134-137.

[6] 吴敏,计琳.“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大学服务区域经济转型的样本[J].上海教育,2011(9):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