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康拉德在《间谍》出版12年后补写一篇“作者序”，写道：“我的故事发生在肮脏的环境里，而故事本身又是不道德的。”[1](p1)这个“肮脏的环境”正是英国伦敦，而当时的伦敦却又享有“世界中心”、“世界大都市之首”的美誉。易言之，伦敦的文本书写与伦敦的发展实际站在了天平的两端，呈现出对立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伦敦的城建等硬件方面成就突出，随之而生的精神信仰、道德价值却消退甚至沦丧，形而上的上帝不再视为精神信仰，现实享受与科技成就变成人类的目标，神性在当时的伦敦失落了。

一 神性失落的界定及表现

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上帝死了”，他又补充说，人们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他的幻影”。上帝死了，其实是神性失落。所谓神性失落是指诸神在世俗生活中的消逝或退匿，世俗生活变成一种无神的生活，从更深层次看，神性失落，失落的只是人们心中预先设定的“神”或“神性”，但“神”永远不会失落，因为预先设定的“神”失落了，人们也会重新设定一个神作为精神信仰与寄托。可以说，神性失落中失落的只是预先设定的神，而人们设定神存在的需要是从未失落的。

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模仿说，认为现实模仿理念，作品模仿现实。在现实模仿理念时，它模仿的是神圣、超验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却是人为设定的东西，当现实社会不再跟这个人为设定的东西合拍时，设定的东西也会随着人类认知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亚里士多德时期，神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变得无能，人们看到了神的无效，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主张模仿的对象不再是神圣、超验的存在，而是现实本身，也就是人本身。

于神性失落在文学中的表现而言，神性失落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追根溯源，在神产生之初便带有失落的阴影。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基督教与统治者利益联姻，成为维护统治者统治的工具，“精神宗教”向“制度宗教”转化，神也随之失落，13世纪的黑死病、瘟疫等灾难已经让人质疑神性的存在，意识到人自身的力量，人文主义更是突破中世纪的牢笼，让人重新认识了人自己，18世纪启蒙运动更是推崇理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经济的大幅度增长，社会分类所依赖的有效的实体，不再是家庭，不再是教会、行会、教区，也不再是任何集体单位，而是个人——他基本上是独自负责确定他所扮演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角色”[2](p63)。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提出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以事业成功、财力富足、生活优越为标准评判上帝的选民，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本形而上的、让人追求彼岸生活的神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引人追求经济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之神”。

1907年，康拉德的小说《间谍》出版，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之时，追求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的旧神失落，新任“资本主义之神”盛行。在新神的引导下，文本书写中的伦敦是什么样的呢?

二 神性失落在《间谍》中的文本书写

《间谍》中的故事发生在伦敦，故事来源于当时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1894年2月15日下午，伦敦格林威治公园发生一起爆炸案，现场位于靠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斜坡上，一名年轻男子当场身亡。经查，死者是无政府主义组织“自治俱乐部”的成员。这一事件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有意策划的已无法查证，但它给康拉德带来创作《间谍》的灵感。《间谍》的主人公维尔洛克先生，不仅是外国势力派到英国的奸细，还是英国警方的线人，他娶了一位家境贫寒的英国姑娘，在肮脏杂乱的索荷地区开了一家杂货小店，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地点。故事发生时，米兰刚举行完反恐怖会议，英国依然为各国反政府人士提供庇护。雇佣维尔洛克的外国使馆想策划一次恐怖行动，嫁祸于无政府主义者，就此迫使英国改变态度。维尔洛克先生利用弱智无知的妻弟斯迪威来实施这一阴谋，斯迪威不慎绊倒提前引爆了炸药，维尔洛克被绝望而愤怒的妻子杀死。

小说中主要有三次空间转换：从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到海德公园的一角，再到大使馆驻地，神性失落集中表现在三次空间的文本书写中。

(一)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

小说开篇，作者极尽反讽地详细书写了维尔洛克先生开设的商店。商店很小，坐落在索荷区的一条狭窄街道上，店铺积满尘垢，灰不溜秋;白天店门总是关着，到晚上却半掩着;橱窗里陈列着裸体舞女的照片、过期的法文滑稽杂志、不大正经的书籍、印刷低劣的旧报纸等;商店的顾客或是一些年轻小伙子，在橱窗前晃来晃去一阵子才突然溜进去，或是年纪较大的人，竖起衣领斜着肩膀闪进去，生怕撞着门铃让它响起来。除了简陋肮脏之外，商店的位置还非常隐蔽。报童从没来过这里，飘荡在集市上空的叫卖声在还没有到达商店的门槛时就消逝在了肮脏的墙壁之间。这样一家商店，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生意，维尔洛克先生对经营商店也不感兴趣，而店铺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维尔洛克先生与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一个安全的聚会场所。而如此肮脏、闭塞的环境，却使维尔洛克先生感到无比惬意。“他就在这座房子里做那种出售一些值得怀疑的货物的生意，履行保卫社会的职责，培养居家过日子的美德。他在家里感到身体轻松，心平气和。”

肮脏、闭塞的环境与世界文明中心的美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是落后与文明的对比。从来没有什么生意，却又要履行保卫社会的职责，两者放在一起，显得矛盾与突兀。按照资本主义新神来看，要想办法争取成功，取得社会地位，但是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却没有什么生意，要履行保护社会的职责，做的却是间谍的交易。易言之，在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中，想实现的都是现实的利益，传统的形而上的神已经失落了，维尔洛克是一个没有神性信仰的人，即使是新神，也是投机取巧，没有走新神信仰的正途。

(二)海德公园一角

都市批判其实是西方一种传统思想，基督教《圣经》中以上帝的名义，将巴比伦看成是一个“堕落”的城市，就已经包含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当然，这只不过是西方基督徒们对异己文化批判的一种借口。不过这种批判的话语却会在西方文学中复活，成为对工业化时代里城市生活环境的一种描述。在康拉德《间谍》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对海德公园的描写，凸显了伦敦城市中“堕落”的一面。可以说，海德公园是堕落城市的一个符号，也是神性失落城市的体现。

康拉德如此描绘海德公园：罗登跑马道上，男男女女或疾驰或慢踱或遛马，悠闲地享受生活。维尔洛克先生身边驶过的四轮敞篷马车上，妇人坐在铺着兽皮褥子的车中，礼帽高耸在折叠起来的车篷之上。伦敦特有的阳光照耀着这一切，越发增添了它们的光彩。“满地阳光照出的古老金色墙垣、树木、马匹和行人都没有在地上构成阴影。维尔洛克先生正在弥漫着古色古香的金色粉末的气氛中穿过一个没有阴影的城市向西走去。”[1](p8)海德公园在康拉德的笔下变成了没有阴影的地方，与维尔洛克的居住区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发展中的伦敦的表征。

走在公园中的维尔洛克先生却是心事重重的双重间谍，既受雇于英国政府，又为俄国提供情报和服务。面对如此景色，他生出保护城市与人民的想法：“保护乃是富饶繁华的第一需要。他们应当受到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屋和仆从也必须受到保护;他们的财富的来源，在城市的心脏也好，在这个国家的腹地也好，都应该受到保护;使他们能够过上卫生而悠闲的生活的一切社会秩序都应当受到保护，以免受到不卫生的劳动者的嫉妒。”[1](p9)而事实上，维尔洛克先生懒散成性，只想过闲适的生活，他认为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什么用，虽然他意识到社会秩序正受到威胁，但觉得“眨眨眼扪心自问”都需要浪费力气。他自己便居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之中，是不卫生的劳动者中的一员，却幻想着自己作为城市繁华的保卫者，需要保护这种秩序以免受到不卫生的劳动者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