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64年中，他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政治犯”。为此，有15年时间，他在囚牢里度过;有21年时间，他没见过自己的妻儿。家人也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受尽磨难。

他是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原国民党军队上尉。1981年退休时，他不过是工交二类三级工。而在他的同学甚至学生中，已经有人当了将军。

“我别无所求，只要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符国仟说。今年93岁的他，讲话已经含混不清。

罪犯

六十多年前的老照片挂在墙上。身着军服的符国仟翘腿坐在一张沙发上，长发的妻子同样翘着腿，坐在沙发扶手上，双手轻搭着他的双肩。那时他英俊潇洒、意气风发。

而眼前的这位老人，背驼了，耳背了，眉毛花白了，肌肉松弛了，站着时身体会微微发抖，实在无法将他与照片中的年轻军官联系在一起。

1949年5月前，符国仟是一名上尉军官;之后，他成为政治犯。这个身份，就像幽灵一样，让他和家人背上一生的重负。

老人本是泰国华侨。他的父亲在泰国颇有实力，经常为国捐资。在父亲的影响下，1939年，年仅19岁的符国仟怀揣“杀敌报国”的理想，辗转来到中国大陆参加抗战。次年，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17期学生。1943年毕业后，他受命执教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担任射击和爆破方面的教练。

抗战胜利后，符国仟被调至北京，很快结婚。婚后，他被调到大同铁路警务段工作。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上尉军官符国仟交出炸药和枪械后，被解放军控制。妻子抱着刚出生的二儿子探望他一次后，他就从妻儿视线中消失了21年。

“我在重庆的工作是抗战，也没和共产党发生冲突，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政治犯?”老人回忆。他不时摆摆手，有时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符国仟颤巍巍地起身，从腰间解下钥匙，打开一顶立柜的锁，从衣服包裹中摸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不少关于他的材料。

一份他于1989年复制的材料中写道：对符国仟进行教育后，他“对其组织系统与以往反功(共，编者注)事实均未吐露”，希望天津市公安局继续“考查处理”。落款日期为十一月十二日，没有年份。

最后，符国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半。1952年，他被押送到新疆伊犁地区改造。老人称，他没有收到过判决书。“可能因为我是华侨，要不然就枪毙了。”符国仟说。

1964年，符国仟被释放，留在关押他的地方当工人。1970年，符国仟找到自己的家人，并首次回北京探亲。11年后，符国仟退休。在家人的帮助下，他于次年回到北京定居。目前，他每月的退休金有1700余元，社保、医保等关系仍在新疆。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近年来一直从事国军抗战老兵的救助工作。据他估计，像符国仟这样的政治犯和其他一些未被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大陆约有两万余人。而目前，龙越基金会等救助老兵的机构或个人，仅找到一千多人。

“这些人大都生活困难，妻离子散。由于他们的身份，还给家人带来不少灾难。”孙春龙说。

他曾在云南碰到一名四川籍老兵。老兵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孙春龙告诉他，妻子有可能改嫁了，找到她要做什么?老兵回答，自己只想和妻子说声“对不起”。

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他盯着孙春龙足足看了有一分钟，然后说：“宝宝。”

牵连

就在符国仟被“考查处理”期间，他的妻子，一名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回到北京，投奔到妹妹家。

不久，一家三口，住到报国寺一带的大车店里，靠变卖首饰度日。符国仟现在的家，就是在大车店的基础上翻盖而成。这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小房子，摆放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以及一顶立柜，活动空间所剩无几。

后来，街道安排符国仟的妻子到一家钢厂当工人。她在钢厂表现很努力，经常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是自保，不然一家子过不下去。”符国仟的大儿子符胜利说。

在符胜利的记忆中，小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即使到春节，母亲也没钱买定量供应的白菜和肉。为让孩子们吃上一顿饺子，母亲用六棵白菜的购物券，换别人两棵白菜。她再买点白菜帮子和猪油渣做饺子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