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渡压迫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弄杀。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他兴办私学，突破官府垄断，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学生达三千人，贤良72人。他主张“因材施教”，教育学生要“温故而知新”，把学和思结合起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曾是孔子讲学的材料。他使得这些濒临灭绝的官学通过私家讲学流传发扬光大，从而哺育战国百家诸子，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开端，这是孔子重大的历史功绩。

孔子提倡读书做官的原因

“文革”批孔，读书做官论是批判重点之一。孔子主张读书做官，这点并没冤枉他。他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是投入，做官是产出，还是有很强的功利目的。

中国的读书人，读书做官是老传统。《儒林外史》的“儒林”，或曰士大夫，英文叫scholar?officials，同一名称，两种身份，学者是学者，却和官僚有不解之缘，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虽然，早期的世官世禄制度正在衰落，后世的选官制度还没产生，至少还要再等二百几十年，读书人到处跑，没有固定的主顾，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但孔子在前面探路，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孔子教学生，很重道德，很重学问。但道德学问，要落实到当官。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1.6)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19.13)

他说得很清楚，德行好了，有余力，要学文。学问好了，有余力，要当官。归根结底要当官。

他的典型说法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在他看来，种地，只会饿肚子;读书，才能吃官饭。长远看，吃官饭，肯定比种地划算(《卫灵公》15.32)。

孔子提倡做官，但做官有做官的原则。他做官，是要劝说当时的统治者，让他们接受他的治国方略，挽救日益衰败的东周世界，不像他的后继者，光是投其所好。

做官，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可以做，要看世道。孔子有他的处世之道: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欤)?”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7.11)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8.13)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14.1)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宪问》14.3)

孔子认为，读书人，该出头时，一定要出头;不该出头，一定要缩着。危险的国家，一定不能去;混乱的国家，一定不能留。天下(或国家)有道，一定要做官。如果不做官，不拿俸禄，穷兮兮、苦哈哈，很可耻。国家昏乱，一定要隐居，躲起来，藏起来，不能出来做官。如果出来做官，即使大富大贵，也很可耻。他还告诫说，国家有道，要直言直行，但国家无道，说话要小心。无原则的事不能干，但有原则的话也不能讲。

什么叫有道，什么叫无道，孔子的定义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16.2)。

他生活的世界，当然是无道。

对于乱世，孔子的基本态度是，既不合作，也不抵抗。

他拿史鱼和蘧伯玉做比较。史鱼这个人，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直戳戳，好像笔直的箭，永远是一个样。孔子说，这叫“直”。直道，从道德上讲，无可非议，但太不策略。蘧伯玉，和他不一样，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卷而怀之”，什么意思?就是曲着点，藏着点，孔子夸他“君子哉”(《卫灵公》15.7)。

他是曲线救国论，不是直线救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