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就是那灯光下的恒光，那鲜红的评语震耳发馈。那你知道哪些北京大学教师演讲比赛稿?下面小编为你整理了几篇北京大学教师演讲比赛稿，希望对你有帮助。

北京大学教师演讲比赛稿一

在我来之前，曾委托院方向同学们征集题目。我留意到大家都希看我来谈谈“如何成功?”这个题目。说实在的，这个题目，让我感觉很惶恐。首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对甚么是成功，没有一个同一的说法。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是成功。由于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你四周的人对你的评价和判定。正如古人所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的确，毁誉就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再者我以为所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外界的环境等等的影响，很难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一种简单的复制。乃至可以说，成功是难以掌控的。成功是一种结果，而今天，我更想谈一谈这个进程，也就是成长。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人生在世，你唯一能够有掌控的也就是成长。因此，我把“成长：你唯一的掌控”作为今天与大家交换的题目。

甚么是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对成长有了一个更新的熟悉。有一次，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给孩子们出了一道题：“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种色采…….”让孩子们自己往返答。有的小朋友说：“假如只有一种色采，就不可能有彩虹了。”有的小朋友说：“我最喜欢粉红色，假如只有一种色采，我希看是粉红色。” …….我留意到我女儿的回答，她对老师说：“假如只有一种色采，那末连白天和黑夜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他对外部世界的不断探索和认知的进程。

那末对一个成年人来讲，甚么是一个人的成长?之前的儒家思想要求人成长的轨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哲学家罗素则以为，人的成长要碰到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二是人与社会，也就是人与人的矛盾，三是人与自己的矛盾。我觉得，人的成上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寻觅自己人生坐标的进程。人从小到大，视野不断开阔、知识不断丰富、经验不断积累，从而越来越深进地熟悉自己，同时也在熟悉四周世界，我想恐怕这就是人的成上进程了。人的成长路径不同，人生寻求也千差万别，不管成功与否，人的终究回宿大致是相同的。而区别就在于每个人所走过的道路不同，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了解程度和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是不可复制的。人的成长就是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小环境，而进进一个更广阔世界的进程。这类突破，不但要突破物理空间的界限，也要 突破心灵空间的界限。

然而，对个人的成长，甚么是最重要呢?每个人可能侧重不同，而我今天还是想就这三个方面：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人与自己来谈。我觉得对人的成长，要是寻觅坐标的话，应当往寻觅以下三个坐标：一是时代的坐标、二是与他人比较，你的比较上风是甚么?三是自己内心的坐标。

个人的成长需要寻觅时代的坐标

先来讲说时代的坐标，今天我们在坐的一位主任的儿子18岁，要考大学了。固然，高考对我来讲，已过往了很多年。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在坐的各位也都是经太高考的鏖战了。记得当时要考大学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学甚么。我想往学电影导演，而我父亲不愿我往从事艺术。我对社会学、历史学感爱好，想往学历史。我父亲就问我：那你毕业后，打算往做甚么工作呀?经过很多的犹豫和旁皇以后，我父亲终究帮我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你还是往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会。不管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以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这样，当时我就选择了往北外学英语。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外语尽对不单单是一种工具，她让你得到了一种新的思惟方式，乃至是让你进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在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后，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一下梳理。发现实在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做一个沟通者，一个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一个沟通者。假如大家还记得《正大综艺》的话，就会对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大致的熟悉。或许那时大家都还小。那个时候，决大多数的国人都没出过国。但是看看现在发展多快啊!正如余华在《兄弟》一书的最后所说：别的国家四百年的经历，我们却在四十年就全部经历了，这是一个被紧缩的历史进程。那末这个进程当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就不单单是《正大综艺》时，那些走马观花啊，往看看人家厨房是甚么样子?往看看人家在吃甚么、穿甚么?而更多的是对外部世界一种更深层次的需求。那末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做旅游类、综艺类的节目往开始做人物的访谈。从98年到现在，我已做过四百多位国际着名人士的访问了。我想这个进程也是中国不断加深了她与世界的融会程度，也是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对中国逐渐加深了解的进程。这一进程实在在我的节目中也能反映出来。

说到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我在考《正大综艺》时，固然我既不是广院，也不是艺术院校毕业的，但却占了一个便宜。就是当时制片方要找一个懂点英语的主持人。经过了七轮的竞争，到进进最后一轮决赛时，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了。要求我们在门口预备五分钟，预备用英语先容自己和讲讲为甚么喜欢这个节目。若干年后，当时的制片人，也就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辛少英导演与他人谈起那段往事。说：当时杨澜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的就是，固然当时每个女孩子非常希看自己得到那个主持人的位置，而且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预备，但我途经时，发现杨澜还在辅导另外那个女孩子的英文。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实在当时我很自信，心想，我是学英语出身，他人在英语上有些地方没弄清楚，我就帮她预备几句。所以这些年往返头看看，我非常感谢父亲当年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因此英语对我而言，不单单是个工具。利用它，我不但可以做采访，搜集更多的资料，更让我进进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这类体验在我代表北京做奥运陈说时，感觉特别强烈。记得当时在莫斯科，那天中午大家都比较紧张。固然大家都觉得很有希看，但总怕有甚么闪失。后来很多人问我，杨澜你当时紧张不紧张?说实在的，我只是在进进大厅前，有点紧张，手心有点冷汗，但当何振梁先生公布，该我做陈说了，我忽然感觉特别放松，这我在做主持都很少见。固然，我也是嘟囔很多遍了，预备的应当没题目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儿说，也不等待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我有话要告知对方，而且这对他们很重要。所以也就是这一心态，把紧张、生怕自己出错、患得患失这些，给压过往了。专心于把我们想说的话? >杨澜北京大学演讲稿：成长，你唯一的掌控(2)资:料;来/源,于FWJIA;网 http://fwjia.COm }??莞?苏飧鍪澜纭?

寻觅时代的坐标需要了解时代的特点

既然我们要寻觅这个时代的特点，那末这个时代有甚么特点呢?我觉得有三点。

1.世界越来越变得扁平化了：

有一个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字是《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书中讲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大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摄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二次是从美国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开始，是跨国公司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大时期，也是为获得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三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利用，以个人为单位开始进行全球性伸展的时代。也就是说，你学的多是很冷僻的印度梵文，却能在德国找到知音，并通过互联网结成网上的社区。还比如，过往美国中学生的足球比赛，大众传媒是不可能转播的，而现在通过网上IPTV就可以够转播。通过互联网，使能几百万人同时观看这一比赛。越来越多的，以个人为单位，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摄取你所要的信息和服务。给予个人很多权利，英文叫Empowerment，赋予个人更多能力的时代。我采访过E-Bay的总裁惠特曼，她被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利的女性。由于E-Bay主导了大量的网上交易。我当时问她：对这一称谓，是否是感到开心?她是怎样理解权利的?她说：实际上，权利给人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权利被以为是控制他人的一种气力。但是她以为：在新的网络时代，权利不再意味着控制。由于E-BAY不可能控制网上的交易者。她的权利是体现在能够帮助很多人成功。比如说帮助一些身体有残疾，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开一个小店，通过网上交易，实现正常的收进，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在网络时代，实在不是说，让你干甚么或不让你干甚么，而是能帮你干甚么，这多是与以往世界有很大不同的一点。

2.需要想象力和创新的时代：

过往我们谈到知识产权，总觉得是美国人、欧洲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才要保护知识产权。但现在，不管政府还是民间，都熟悉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鼓励创新。我们不但希看全球的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更希看是Created in China(中国原创)。这类创造力远比单纯的制造,更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时间发展。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不论是在大家熟习的医学领域、其它科学领域、人文领域，很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最初都是由一个假想开始的。刚才还在和韩院士和刘博士探讨医学需要不需要想象力。按说对人的身体总不能乱想吧，但是象幽门杆菌与胃溃疡的关系，基因螺旋体的构想，也都是来自想象力。一个外国教授曾说过，假如给中国学生一个假想，他们会做出很好的推论，但却不是假想的提出者。但我想随着教育体制和社会氛围的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提出假想，并得以求证。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今年开始做的一本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电子杂志。是针对城市职场女性的一本女性杂志。这本杂志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从第三期开始，就突破了每期100万的下载量。到第八期和第九期，下载量已突破了200万份。这对我们做传媒的人来讲，就是创新。由于在过往，报纸就是报纸，杂志就是杂志，电视就是电视。而现在通过这本电子杂志，我们可以把视频、电脑动画、互动问卷等所有有趣的东西，都结合进来。那个感觉，用我们一位主编的话，就象天天在编哈里波特的杂志。这不管对我们传媒人还是受众，都是一种新鲜的刺激。对社会来讲，我们希看我们的社会能减少创新的本钱，而增加创新的回报。

3.时代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边界不断被冲破，而走向融会：

一星期前，我在北京接待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洛杉矶西奈山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这家医院是好莱坞最高级的一家医院。我问他来做甚么?他说是来发展业务。我就问他来中国发展甚么业务?他说：我知道中国的医生医术都很高明，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高端复杂的医疗技术，比如脑部手术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是来中国发展病人的。过往医院都是比较Local的，地方性的。而现在通过网络，可以进行网上会诊，远程临床的讲授等等，这都是很大的突破。再有，我采访过一些艾滋病的专家，他们说之前只是要了解疾病本身的缘由，针对缘由治疗就行了。而现在在艾滋病的治疗中，必须学习临床心理学。由于这些病人经常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假如从心理上不对这些病人进行疏导，治疗效果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医学领域，这类跨界的学习和交换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五一期间，我往了敦煌，感觉到那里的大唐气象，即使是在一千年后，也给人以震动。不但是那些绘画的生动和色采依然保持那样的艳丽，而是儒、道、释三种文化的融合，人物神态的生动，衣饰的多样，让你感到，盛唐气象实际是一种文化融会的现象。有幅壁画给我印象很深，画的是很多穿着华贵衣服的仕女。经讲授，知道画的是那时当地一位节度使的家属。这个节度使家族一代一代，在当地统治了百余年。那末他是怎样保持地方的稳定，和文化的融会呢?他是靠联姻的方式，儿子迎娶当时西域各国的公主，又把女儿嫁给各国的君主、王子。通过血液的融会，而到达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当地文化的繁华。今天再依托这类血缘关系，恐怕就很难实现。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文化的融通。固然现在具有了技术上的条件，但大家实在不是都预备好了。比如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五一期间，我陪几位美国朋友先往敦煌，后又往丽江。到了丽江，一位美国朋友要等一个传真，就和酒店的服务生说：我要我的FAX。大概是服务生的语言没有过关，所以一开始没明白甚么意思，后来忽然恍然大悟，说：我知道老外要甚么了，他要Sex。就在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些***，弄得我这位朋友哭笑不得。(全场大笑)。所以说语言是很大的题目。特别是2008奥运会邻近了，我一点不担心场馆的建设，交通、空气啊，我想这些都会管理的很好。但语言会有题目。实在不是每个人会说Hello，Good-bay就行了，而需要更深层次的交换。再有，就是思惟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刚往美国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就是我们在国内，向外国先容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老子、孔子、孟子等，用这些来讲明我们的文化。但我发现实在这很难说清楚。由于在国际通用的语言里，并没有四大发明这个固定词组。而其它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原理的发现，还有很多，假如你给人讲，我们的孔子是如何重视礼，如何重视仁，如何普及了教育和文化。那末人家看到一个随地吐痰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中国人和在听音乐会时不关手机的中国人，恐怕给人家讲多少遍孔子和孟子也没用。据统计文化一共有183种定义。其中有物质生活层面的，象景德镇的磁器;有精神生活层面的，象我们的昆曲、京剧，武术。而更重要的，也是更直观的，应当是生活方式和思惟方式这个层面的。前不久，看了新闻，由斯皮尔伯格担负顾问，张艺谋、陈维亚担负导演的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班底已组成。我想他们碰到的最大的题目，实在不是怎样展现一个正在腾飞的中国的气象，这实在不难。展现古老文明的悠久也不难。最难的是，怎样让人家心动起来。不是说一万人的震耳欲聋的安塞锣鼓，就可以感动人。而是现在的中国有甚么能感动人。我觉得假如能做到这一点，东西方文明才真正达成一种交换。刚才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层面里，大家都可以试着找找自己的定位。不论是中国与世界的融会;还是自己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创新;还是通过信息技术，扩大自己知识搜索和捕捉的范围，这些都会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就个人的品质而言，逆流而上固然是使人敬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很渺小的，当我们设计自己的成长之路时，我们还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借潮流之势，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

个人的成长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上风

人与人固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很大不同。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有位教授说了一个观点：一个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的好。实在只要一件事做的好，你就有下一次机会。我觉得很有道理。象我碰到很多做记者的同行，他们说：杨澜你多荣幸，能采访那末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实际上是从采访一个区长开始的。所以要是区长没采访好，就不要往采访市长;市长没采访好，就不要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再想副总理、总理、总统。

对医学，我不是很懂，但我也了解到，也有这类比较上风存在。有的医学生，在学校理论学的很好，但手比较笨，所以在临床上就分歧适做外科医生。有的理论学的不是很精专，但手很灵巧，就可以够成为外科的“一把刀“。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比较上风。

一般来讲，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轻易产生这类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故意义的工作，或我很有爱好的工作。实在根本毋须着急。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往“大材小用”，或完全事务性的工作。但假如你能在这件工作上做得比他人好一点点，不需要很多，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往做更大的事。但假如你甚么都不做，停在那儿抱怨：我在其它方面还比他们强呢。那根本没用，这个世界没有人想听这样的话。大家只关注你做事的结果。所以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比他人好一点点，你就有成长的机会。

两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就接受了一个采访，就是我的采访。应当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所以我很好奇，问他为甚么会接受我的采访?他的随行职员告知我：很故意思，是由于在这之前，我采访过他的副总理。副总理告知他：假如你往中国，应当接受这个女记者的采访，她提的题目很有水平。我听了以后很兴奋。但是我想说，这类口口相传，千万不要小视。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希看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为甚么当时我会离开《正大综艺》?这是不断有人问我的题目。我不知道是否是说清楚了，激流勇退也好，有学习的精神也好，这都不是题目的实质。实质是，我觉得我不善于做综艺节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舞蹈，更不会演小品。只有一次和赵忠祥老师合作演魔术，叫甚么大变活人。还没走出往呢，就让他人认出来了。魔术的效果一点没有。所以我想，我真是没有甚么艺术天才。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我甚么事情做的好呢?或许从小受家庭影响，我还比较喜欢读书，还有学习的能力。所以往后开始做访谈节目，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得浏览相干的资料，看所有的东西。按他人的说法：这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现场反应快就行了。我恰恰以为不是这样。拿我做访谈节目来讲，你事前预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的 ( 效果完全是成正比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那时我还在美国留学，刚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特别没有经验。问的题目都是东一鎯头，西一棒子的，比如问：那时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你吃了几只啊?(全场笑)。你一生处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自豪的是甚么?这类题目。固然我也在电视上看过他人问这类题目。凡是问这类题目，就是事前没做预备。后来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时，我再次采访了基辛格博士。那时我就知道不再能问北京烤鸭这类题目了。固然只有半小时，我们的团队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搜集了，从他在哈佛当教授时的论文、演讲，到他的传记，有这么厚厚的一摞，还有七本书。都看完了，我也晕了，记不清看的甚么。固然采访只有27分钟，但非常有效。真是预备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这些知识的储备，都能使你在现场掌控住题目的走向。记得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题目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共赢和合作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强烈冲突，你以为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往哪往?和平在多长时间内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说，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随即论述了一个他对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个尽对的和平，而是不同的权势在冲突和较量中所到达的一个短暂的平衡状态。把他外交的理念与当今的世界包括中东的局势结合，做一番分析和解说。这个采访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专家以为很有深度。固然我看了那末多资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两个题目，但事前预备尽对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以为要做作业。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一个还算勤奋的人。通过做作业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或许还有一个比较上风，就是轻易和他人交换。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视野》先容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题目。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题目。一位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亲身搬来，请她坐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记者采访会是甚么样?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我就问她为甚么?她说别的记者来采访，都是带着事前预备的题目，在我这挖几句话，往填进他们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对我有爱好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眼前也好，在与人交换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是有爱好，对方是完全可以发觉的。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所以我能建立这样一个气场，就合适做访谈节目。

往年年底，采访马来西亚巴达维总理。我们事前研究资料时发现，那年他的妻子刚刚往世，就想是否是应当问一问这方面的题目?由于他们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对面的究竟是一个总理，一上来就问人家妻子往世的事，很冒昧，也不礼貌。在谈完了很多政治方面的话题以后，就想怎样让他自己把这个题目谈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这样问他：在过往的2005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甚么?他就说，对我来讲，2005年是哀思的一年，由于我妻子往世了。一直讲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后的日子，讲的非常好。采访结束后，他的新闻秘书就说，你们中国记者真有本事，由于我们的总理在公共场合历来不谈个人生活。我估计是我的气场把他罩住了。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上风的一个发掘。实在你们在坐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较上风。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题目。固然这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对我来讲，我已做电视，做了十七年，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挫折。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固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事，至今我也没后悔，但由于贸易模式和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确切经历了很多贸易上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由于我觉得自己已这么努力了。乃至怀孕的时侯，还在进行贸易谈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假如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你不管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后来我往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兵士的区别;兵士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在好象是在一个大厅，随时要留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往。一直在寻觅活动的机会，实在不断进出，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所以听完，我就心中有数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固然可以很勤奋的往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上风。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否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可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较上风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由于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往。所以就开始做减法。那末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知道市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知道和世界交换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希看能够从事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所以可能在失败中更能熟悉自己的比较上风。固然我也希看大家付出的代价不要太大，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比较上风和缺陷所在。

个人的成长需要明确人与自己的关系

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多重性情，实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性情。总保持一致，不出现混乱，那我们就是神仙，不是人了。但是否是可以通过成长，寻求一个相对完全的人格呢?我以为是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固然对教育改革，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说分数教育不好了，我们要进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后来又变成了学钢琴，学画画等技能的培养。但这是否是培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未见得。我觉得最欠缺的，从幼儿园开始，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人格教育。、

你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一个词是INTEGRETY，这个词就是指人格的完全性。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行为的准则，这恰正是我们教育中所欠缺的部份。实在大家都应当有这样的体会：不管人成功与否，人最大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来自精神层面的。

记得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取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讲到：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贫困的农村，十几岁前从未读过书，只是在家放猪。这时候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出外读书，他母亲把家里唯一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跟他说：你要出往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前程。当时他还不太愿意出往，就问他妈妈：甚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妈妈说：到秋收，你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了。这样他就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可没想到，以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谈到这里，我问：“假如当年你妈妈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实在我的题目是有引诱性的，我想让他说，人假如人不接受教育，会照旧很贫困这类的话。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实在实在不在乎，假如我留在农村，或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由于他的父母是在五十年代末，活活饿死的。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在其它场合也经常说起这个故事。

固然我是1998年采访他的，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有人问我采访了这么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时，我依然是说他。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应当算成功，对很多人都是毕生难以企及的。但在亲情和人的伦理眼前，相对人的生命，就不那末重要了。所以我前面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要往寻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是否是还有些其它的东西，比如人格，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采访就是采访王光美女士。之前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革命。实在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国第一位核物理专业的女硕士。而且现在大家想得到的机会，当时她都有，出国留学、全额奖学金等等。但是作为当时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她有自己的寻求，就毅然往了延安。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特殊的年代中。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她所经历的压力，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能把个人撕碎和吞噬掉的压力。但她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讲到，当时刘少奇被批斗，她也在旁边陪斗。有一次批斗会，刘少奇在一个舞台的中间，被揪打得很利害。她不顾一切地就跑过往，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挨斗。这尽对不是凡人能做到的。但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她在巨大的灾难中所表现的原则和对自己感情的忠实。而是在特殊的年代过往以后，她给我讲到：当时她身边有个工作职员，教她小女儿唱***她爸爸妈妈的歌谣，并鼓动女儿当着王光美的面唱。可以想象这类设计是非常刻薄和阴毒的。我就问她：你后来找到这个人了吗?她说：我不想知道。我要是想知道，这个人会倒霉的。所以我根本不往问，不往调查这件事。因此，她也是给我极大震动的采访人物;在遭到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以后，能往宽恕，不往追究，我以为这不是凡人能到达的境地。这些心灵的震动和撞击，包括对我的人生观，都产生过一些非常大的影响。

无庸质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繁华的，一切都在建设当中，是有很多的希看。人家有美国梦，我们也能够有中国梦的，这样一个时代。诸位都有很好的远景。但是目前也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很多人是缺少安全感的和心理平衡的。从医学上讲，恐怕也是引发很多疾病的深层次缘由。培养人格，我觉得特别是学医的人，在这方面的文化背景和熏陶中有着特别强烈的切合点。假如我们说以人为本，没有甚么比医生更要以人为本了。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仁术”。

对医生人格的培养，被希波克拉底和孙思邈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大家恐怕早已知道，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了，不过当我查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里的一段话，依然特别感动：“凡大治疗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左顾右盼，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希、昼夜、冷暑、饥渴、疲惫，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我觉得凡人成佛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我想他为医生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不用我赘言，大家都有这类心情的感应。这样真实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繁华，些许有些喧闹和混乱的社会非常故意义。

我们希看看到是一个有爱心的、***的社会。固然这里也会有一些不***的声音。我也在博客上写了：在这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有，被称为心的东西。那是由于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歌手丛飞生前帮助了300多位贫困的学生来求学，但是当他往世后，有人采访这些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就说：我怎样知道他有甚么目的呢?有记者问：丛飞往世时家庭生活也很拮据，假如当时你知道，会帮助他吗?请留意，记者问的是你当时知道的话，完全是个假定，由于他已不在人世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怎样帮他，我一月才挣三四千。说得非常理直气壮。请留意说这些话的，都是曾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所以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很冷心，我们这个社会 (此 资 料 转 贴 于真是甚么地方弄错了。

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今年 “母亲节”所在的那个星期大家看到的天下女人节目是我采访一位叫潘芏的母亲。她是吉林人，在外企做到一个中层的管理职位，收进也不错，在当地已非常好了。她放弃了这些，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大连，开了个儿童村，收养单亲的服刑职员的子女。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的刑事犯法，一半以上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犯法中30-40%是服刑职员子女。所以她做这件事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但给这些孩子爱心，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增加了安定的因素。固然这些年做的很苦，而她自己的儿子，长时间见不到妈妈，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请答应我哭泣”，说：我的生活太压抑了，天天那末多作业，妈妈也不在我身边，我的苦恼没机会往和人说，真想到旷野里往大哭一场。十几岁的孩子写的一篇作文，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当时就问潘芏：这边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照顾好，怎样照顾那边的孩子呢?潘芏很老实，说：我不知道怎样办。我走了，那边孩子又该怎样办?有一个观众说得好：这是我们社会的缺失，我们不应当让潘芏面临这么一个选择，我们的社会在做甚么呢?所以这些，大家是要看人身体的疾病，我们这个社会也一样有很多疾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克服它，救治它。也正是这样一些缘由，所以我希看今后将更多的时间放到公益事业方面。

我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希看推动慈善文化的普及、推动慈善的培训等等。有人问：你图甚么?我觉得很难说清，你觉得有一种动力要你往做这件事，而且做了以后，心理有一种非常大的满足感。我想当你们未来，伸出你们的手把一个病人从死亡上拉回来时，不需要他人问你：你图甚么，你是为了挣你那工资，固然不是，我相信，当你这么做时，你心理一定布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快乐，我希看这类快乐被加倍放大，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在成长，这类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进程。或许你在某种场合和时期到达了一种平衡，而平衡是短暂的，可能瞬间即逝，不断被打破。成长是无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难以掌控的，乃至爱情，你可能会变，那个人也可能会变;但是成长是可以掌控的，这是对自己的承诺。我们固然再努力一样成为不了刘翔，但我们依然能享受奔跑。可能会有人会妨碍你的成功，却没人能禁止你的成长。换句话说，这一生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北京大学教师演讲比赛稿二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渐渐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京大学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进，但它触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题目。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以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惟，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惟圈套。我把这类思惟叫做“脑震荡思惟”。我将从三个概念进手阐释这类思惟的特点。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当中，都包括着大多数人没故意想到的思想圈套。这类圈套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尽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正是圈套。我以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题目，都与这些概念上的圈套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写，假如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没法陈述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穿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当中，乃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心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知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历来没故意想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题目，假如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题目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惟方式的错误。而一旦堕进这类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类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实在，中心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峙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态不管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假如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银号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乃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贸易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甚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因而开始重新寻觅方位的历程。这就比如，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候，中国发现，只能随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气力行走，这类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往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候，怎样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取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凡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以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类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类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早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偏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本身挨打的缘由，避免再次挨打，怎样办呢?有一种解释告知我们，中国人挨打是由于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样办呢?赶紧沿着那条道路前进，遇上西方。这类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看，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候，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类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类进化论思想，根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类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做全人类必定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甚么呢?依照这类逻辑，我们的今天固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由于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时间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动身，不是从事实动身，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动身，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动身：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末，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态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因而，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类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缘由：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固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同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知我们，人类进化显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顺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依照这类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生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落后化成人;乃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以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惟模式却告知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惟。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本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知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而且，不以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实在，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惟的圈套。假如说，封建一词背后的圈套，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可以意会的话，那末，启蒙一词背后的圈套，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固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以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圈套也颇为类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取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比如一座屋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耀进来，这些光线意味着聪明、才干、文明、先进与聪明，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应用的聪明，实在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或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实在不以为，法国文化本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很多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事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天子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有序、布满仁爱，自由、同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天子那里。天子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很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远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比如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尔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乃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由于有间隔，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本身布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 回事情。

回到启蒙题目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本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生。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实在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耀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聪明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实在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进程。这可谓是更加逼真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份子宣传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类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偏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类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回事。在这类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眼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类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很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少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本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圈套，多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圈套。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圈套，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当知道，甚么叫“化”呢?它指的是否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末，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实在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坐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京大学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靠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以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类思惟，导致我们中国人不能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伸一下，我以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照。是甚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同一的、尽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尽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尽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一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份社会学者以为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变成同一的、一元化的、尽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球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球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候，我要提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实在没甚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类时空观，使得全球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假如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候，一分钟比如一个小时;假如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比如一分钟那末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知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尽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心情报局强加给全球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故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随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超出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究竟是随着西方走还是随着我们走?随着人家走也能够，但是随着我们走，你就可以够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固然随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因而，我们把本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依然存在，它资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题目。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球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心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样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祥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球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固然是西方文化，但他究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现代化，做了那末多的研究，制造了那末多的标准，实在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当取消。由于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圈套。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类教育是害人的。真实的教育，应当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仿佛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缺的、愚昧的、无知的、麻痹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类教育无疑是糟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当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比教育还糟。(笑声)为甚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眼前，我往照搬它、模仿它、应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应用的时候，更为熟练。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类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类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本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近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类学习，是有题目的，它的后面蕴躲着巨大的圈套，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类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他人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这类思惟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类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即是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条件下，往寻觅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假如这类状态不改变，中国谈甚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谬，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类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实在，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甚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实在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类想象，包括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豪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正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份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宝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思榷ㄏ吕吹奈拿鳌?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堕进了将他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无想过呢?比如说，我们以为长城伟大，由于听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谈到，这类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甚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辨认了这类说法的荒谬。(笑声)缘由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题目。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但是，为甚么我们要掩耳盗铃呢?由于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惟：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实的伟大。洋人的赞美，才能增加我们的自豪感。

一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自豪，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想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甚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其类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因而，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设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看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假如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没法起眼。但是，尔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甚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异的中华遗址，希拉锐意想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实在呢，希拉克根本没必要改口，由于站在他眼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以为秦始皇兵马俑已排上“等外级了，已很了不起呀。

(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具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甚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甚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取“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赞。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类坐标根本不具有任何普适性，我们为甚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本身和本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利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类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远远，几近是在不可企业的另外一个世界，获得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因而，他们只能听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假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实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往，应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完全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对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弄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故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轻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他一回国，就会遭到众人的注视，就有了话语权利，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格。这类思惟，实在就是一种脑震荡思惟。(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比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能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能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遇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本的。但是请问，这是真实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没法超出。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本来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类傻事，由于这类高楼不管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修建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甚么要这样竞争呀?由于我们的独立思惟方式完全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他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依照他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往争个不休。这类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很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惟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没法理解其精华，又看不见本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使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括着一个使人吃惊的数字，听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到达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固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甚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实在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本身借助的文化气力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取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尽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类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往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惟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类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前途，多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乃至***的某种思惟中往。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惟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算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决定。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惟，我不以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前途，是像西方曾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或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夸大了，中国应当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弄经济特区，文化立国事我们的终究前途

北京大学教师演讲比赛稿三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