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变革的领导人需要信念、勇气和好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乏这三样东西。等到1990年她被自己的政党扫地出门时，11年的首相生涯已经改变了“铁娘子”的头脑。正如她手下的一位内阁大臣当时对我所说的，她已经变得有点疯了。她肯定改变了局面。

人们常说，撒切尔夫人(后被封为撒切尔女男爵，但这一称号一直与她不相称)执政期间改变了英国人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改变了世界看待英国的方式。与此同时，她推动实现了“国退民进”。这样说基本上是对的。许多人仍然钦佩她的勇气和刚毅，当今这一代政界人士似乎已经丧失了这些品质;许多人，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传统工业腹地的人们，则痛骂她将他们的社区摧毁殆尽。

撒切尔夫人不是20世纪最成功的保守党首相，原因很简单：这位店主的女儿并非名副其实的保守党成员。她其实更像个激进份子，甚至是毛主义者。保守党在传统上鄙视意识形态，这一度使该党被贴上“愚蠢的政党”的标签。撒切尔则抱有坚定的意识形态。尽管她怀念昔日英国的伟大，但她不把传统或既有体制放在眼里。与她一样，撒切尔时代之后的许多保守派议员也对该党的社群主义传统表现出厌烦与不屑。现任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大社会”(Big Society)努力已经失败，而事实可能证明，摧毁伯克派(Burkean)保守主义是撒切尔的政治遗产之一。

逆转战后英国的“大政府”趋势，重挫过于强大的工会运动，用自由市场取代政府指导——若是讣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写成，她的功绩本将看起来伟大得多。在她上任之初，英国在经历数十年的相对衰落之后，正陷入绝对意义上的下滑，情况危急，正需要撒切尔革命那样的改革。

然而，金融危机前英国经济很多症结的根源，正是上世纪80年代给资本主义“松绑”的政策。达尔文主义经济学有其自身的风险。在英国金融业缩水之际，其他行业不足以填补生产力缺口。一些人现在懊悔地问道，北海的石油收入哪去了?

英国有一项传统：出产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尊敬的领导人。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二战结束后是政坛巨人之一，英国选民的反应却是把他赶下台。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但在国内，这位除撒切尔之外唯一连赢三届大选的20世纪领导人，却被不少选民视作一条哈巴狗，带领英国加入美国草率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铁娘子亦是如此。与英国国内的许多城市相比，她在华盛顿——很可能还有北京——享受更高的声望。

撒切尔曾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翩翩起舞，曾教训过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她赢得了两次战争：一次是与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另一次是在国内与工会运动的“主力部队”——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的斗争。

然而，全球现实已经卷土重来。在国际舞台上，英国不再像是一个复兴大国。撒切尔与欧盟(EU)不断斗争的后果之一是，如今的保守党急切希望英国脱离自己所在的欧洲。至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另一基石——英美特殊关系，双方的亲密和融洽已经消失;这一关系的意义也已下降。

撒切尔对冷战和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当她卸任时，正是冷战终结之际。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放眼全球时，太平洋把他的视线从大西洋吸引过来。

撒切尔的主政生涯提醒我们，性格和领导力仍能左右事件格局。如今，被24小时滚动新闻狂轰滥炸的领导人往往将避免风险视为第一要务，在这样的世界中，上述道理尤其适用。

在她执政期间——她似乎不仅仅是一位首相——英国一度似乎不受地缘政治重力的影响。但私下里，她比公开场合的坚定表态更加务实。国有产业的私有化没有波及皇家邮政(Royal Mail);与欧盟的对抗也没有阻止她签署《单一欧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但她的决心是切实存在的。

从英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看，说撒切尔扭转历史潮流是夸大其辞的。但她的确中断了历史潮流。在当今的政界人士中，敢这样说的并不多。(译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