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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思修论文3000字以上论文篇一

《公民“道德危机”存在原因及化解路径探析》

【摘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公众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道德危机”，导致社会和谐因子有可能被破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根基有可能断裂。从文化断层与接续的彷徨、公德与私德的博弈等方面探究道德危机成因，并从行为主体、主流价值观、契约文明等角度提出“道德危机”的化解路径，对于重树和稳固道德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民道德 道德危机 化解路径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正在经受着精神领域匮乏的困惑。面对科学技术的日益膨胀、人文关怀的没落，公众表现出价值取向扭曲、道德理性缺失、社会责任感淡薄等一系列对政治态势、经济取向、文化认同产生重大影响的道德观念和行为。①2011年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强势的公众与弱势的救人阿婆之间进行着灵魂与人性的较量;武汉87岁的周婆婆平时出门都会随身带一份自己写的“免责声明”，她在声明中称，“本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施救者免责”，成为当地特有的一道“风景”，这是对人性道德沦陷的一种讽刺和所做出的无助举措。为此，探究公民“道德危机”存在的原因，化解公民“道德危机”就成为全社会亟需解决的紧迫任务。

公民“道德危机”存在的原因

断层与接续的彷徨。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言必行，行必果”的教诲，但这种道德理念以文化的传承和一贯的延续为基础，以社会变迁为逻辑线索。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出，在这个艰难旅程中，作为与文化发展互动并为文化传承和延续提供支撑的工业化建设曾一度被打断：第一次是三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第二次是国民政府在日本入侵中国的夹缝时期建立了初步的国家工业基础，但是被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断;第三次是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的工业积累最终因为文革而被破坏(虽然文革期间的工业产值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但是工业的质量是难以保证的，工业的技术发展也受到严重限制)。②目前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第四次工业化过程中。这种工业化断层导致的是文化延续障碍，对于受传统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来讲，传统向现代转型必然产生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上的阵痛。

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放，包括道德态势的开放。这种开放的道德态势导致原有的道德信仰开始失效，新的道德信仰尚未建立，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甚至传统道德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革命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传统道德体系，中国社会的道德现实又迫使人们在进行道德行为中更倾向于确保安全系数，即要考虑到道德行为之后的风险问题。因此，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实际上是“道德权威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考量客观存在着的道德标准而只是从个人角度去衡量行为表现，导致现实生活中道德体系的解体。在这种状态下，道德行为的表现完全是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念和个人情感，最终使得任何道德语言和约束都失去了权威性，同时也是人们不再有道德责任感的根源。

公德与私德的博弈。关于公德与私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资产阶级做过这样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当封建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时，资产阶级勇敢地站出来，打着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大旗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当资产阶级获得统治权力以后，就开始用公开的无耻的剥削代替由各种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③因此，在资产者道德观念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一切背信弃义、冷酷无情、虚伪狡诈的行为，只要对自己有利，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种假托公德获取利益的私德行为与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只注重追求个人的权与利、不关注他人责与义的行为是一致的，总是打着“保障个人权利”、“维护个人利益”的幌子，干着自私自利的事情。而这种基于人自然属性的私欲、私利倾向不断向公共领域延伸和拓展，以至出现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而不愿意为他人利益做出补偿的现象，正像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中提到中国乡下佬的“私”时指出的那样：“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④

立足“公”与“私”对立根源，或许能找到道德危机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私”是生命所固有的组成部分，无法根绝。因而，“公”也就无法在人们的心中真正确立起来。而“私”在古代中国被认为是“恶”的，由此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私”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观念上是不合理的;人们生活在“私”中，不停地谋“私”，却要时刻装模作样地“斗私”、“灭私”、否认谋“私”，结果导致公私的界限不明确甚至自相矛盾。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处理涉及公共生活伦理的问题时，自然会出现公德与私德博弈的现象：一部分是与“私”没有任何关联的，在处理上遵循着所谓的“公”;另一部分是与“私”有关联的，在处理方式上是体现着“私”，常常会因给予少数“亲”者的特殊关照而伤害另一部分不相识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在用私德代替公德来处理公共生活的惯性思维中，在公德与私德处于日常生活与系统规范的博弈中，出现“道德危机”在所难免。究其症结，不过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出手必须谨慎”等观念在作祟。将道德流失归结于世间常态，是公众约定俗成的一种扭曲的逻辑转化，甚至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对于“私”而言，出现了人们更愿意装模作样的标榜“公”。于是，人与人之间在遇到重要困境时出现失去了与同类守望相助的本能的道德障碍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道德危机”出现的主要根源是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系统主要包括社会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而经济活动和行政活动原本属于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作为私人与公共两种形式的生活世界区域之间一种互补的关系，私人领域的核心元素是家庭。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职能逐渐转化为承担个人社会化的教育职能。公共领域则是由众多的交往网络构成，包括文化共同体、出版机构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它们使公众对于文化再生产、艺术享受、政治事务的参与成为可能。从国家政治系统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又可视为产生合法化的环境。但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并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独立出来，形成按照个体思维和符合个体意愿行事的系统规则。

与此同时，公民的个体意愿和行为取向，应该以系统之外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规范作引导，即以生活世界里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为基础，从政治和道德层面上塑造个体的性格或价值观。然而，市场经济固有的世俗化、经济主体的趋利性和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现在多维度地存在;相对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不到公正地配置;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德福相背现象，使道德成为了获取幸福的障碍、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等等一系列现实因素导致生活世界被侵蚀，日常生活的交往行为变成纯功利性的“物化”样式，⑤即对金钱等物质利益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行为的强大动力。在物欲的刺激下，人们以近乎疯狂的热情留恋财富，甚至为了利益而置良心、道德、法律等行政系统于不顾。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抉择中，人们常常会产生想要跳出法律、道德等系统规则的约束去争取个体利益的动机，这种惯性的认知便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分离。人们都跳出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场域来思考和讨论生活世界的种种，这就出现道德陷入一种系统和生活世界相分离的两张皮现象。人们在内心常常产生孤独无助、仿徨苦闷等道德感知，并在行为上表现出道德“虚伪”或道德的“双重人格”。

公民“道德危机”化解路径

行为主体的重构。道德的行为主体是人，因此，消解“道德危机”归根结底还需要做人的工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分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工具理性，易使得道德主体忽视精神和道德本身而变成单纯创造财富的工具，缺乏精神层次的内涵。

为此，应加大对大众传媒的监督与调控力度，形成有利于个体道德社会化的人文氛围，对行为主体的道德价值给予肯定或否定，从心理和行为上对其形成无形而强劲的压力与约束;应加大政府部门对行为主体利害关系的改变和利益得失的调控力度，以维护道德权威，彻底铲除不正之风赖以生存的土壤;应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完善、各种利益关系的理顺，将对公民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公民内在的行为理解，以体现政府控制和建设道德秩序的执行力和创造力;应重塑以人和生命为双重坐标的公正伦理理想的新人本主义理念，注重强调人是社会和人类的缔造者，体现人的个体化、个性化和人格化，引导行为主体尊重所有生命个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生存和共同生活。总之，应通过外化和内化的双重引导，使人们树立主体意识，明确主体责任，规范和约束主体行为，进而引导道德观念的确立和形成完善的道德体系。

主流价值观的形成。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激荡，中国的舆论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有想象力，社会的种种情绪都来到这里尽情碰撞。加之互联网无限覆盖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已很难分辨出舆论场的声音哪些是少数人的，哪些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与此同时，社会正出现一种以恢复被革命所摧毁的事物为标志的态势：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结构，“去革命”必将成为主流选择。而随着“去革命”的展开，中国已然出现道德失序、理想丧失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国家的政治构架外，似乎更需要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强劲干预和优秀文化的积极引导，对民众中混乱繁杂的多元价值观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种主流的价值观，使未来的中国崛起更有方向感，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为此，需要认真领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实质，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以珍视资源的文化姿态，采取合理选择的方式，借用传统道德文化，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国民教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党建的全过程，贯穿于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产品多样化的全过程;需要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重新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与让人们乐于接受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通过不断凝聚，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需要在大众文化领域塑造超越美国梦的中国梦，作为引领中国走向未来社会的幸福向标，共建“美丽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把“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为祖国和同胞服务走出去”，“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等价值意识作为自己座右铭和人生信仰的社会中坚力量，并在这种意识中体现求知、求真、稳定性、继承性、个性化的内涵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不断地认知自我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而改变社会系统，也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之目的。

契约文明的约定。契约可以让道德制度化，让人们在契约文明约定的可实现的习惯中养成普遍的道德意识和观念。目前，单靠人们的自觉来树立道德意识，并处理关乎道德的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至少我们国家还没有能够构建良好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因此尚需要通过契约文明建设来干预和保障道德文明的重建。这种干预道德的方式，既可以是对行为者的行为进行消极劝阻、禁止或者不鼓励，又可以是对行为者的行为进行积极引导或予以奖励，以体现民间社会要求契约干预道德的意愿，并满足民间对道德予以积极引导和消极惩戒的意愿。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引导见义勇为、扶助弱者的社会风尚?如何唤起社会良知?如何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如何强化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等诸多关涉道德缺失的问题。

当然，通过契约文明来干预道德以期在公民道德生活中形成一种道德意识，不代表要必须通过平等对话。因为这种干预行为和道德责任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即“通过强制手段使干预主体的道德观念相对于那些在其他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占据优势时，必然会使一些本来心存善念的行为主体为履行某种责任而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不道德的行为，会使一部分行为主体处于一种是否遵循道德约制的两难境地。”这表明，契约文明干预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只有那些具有正义意识的人才懂得怎样利用契约，并把这种约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为此，必须通过契约等强制手段，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如诚信等“道德危机”采取有力打击。虽然对道德的干预需要有身份识别意识，甚至还可以采用像广东省拟针对“见死不救”立法的做法，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同时避免使经过干预后的道德堕落和退化到具有非人动物属性的地步，因为那样就等于是人经过社会实践而刻意制造出来蒙骗自己作为非人动物性的道德行为。

结语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一种必然，与现代化相伴而始的社会转型已是任何人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其中过度世俗化、商业化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在没有具备行为约束力的道德伦理精神和一个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世俗化形成“必要的张力”的态势之前，人们的心灵、思想、情感很容易像脱缰的野马那样不受控制，道德的“底线”或“底线伦理”便会不断受到冲击。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从“道德滑坡”到“道德危机”的尴尬。在道德缺失现象和行为面前，必须站在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认清社会快速发展的主潮流和社会转型的现实，分析道德危机存在的原因，并通过重构行为主体、形成主流价值观、约定契约文明等道德主体自律机制和外在机制，将道德文明架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最终化解“道德危机”。

(作者分别为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价值观态势研究”和2012年保山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保山学院少数民族青年学生价值观态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杜早华：“‘道德危机’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姜国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民信仰缺失与重构探究”，《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2期。

③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⑤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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