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一

《浅谈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

[摘要]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跨度比较长的重要历史事件,传统的观点都将洋务运动的终结时间定在19世纪90年代,即以甲午战败为标志。由此,“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一说一度成为历史的定论。然而,近些年来,通过对许多清史资料的发掘证实,甲午战后,洋务运动仍在继续,呈现深化的趋势,并与甲午战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产生某种程度的合流。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 影响

一、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深化

1.批判与反思

甲午战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展了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洋务派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出现了对洋务运动莫衷一是的局面。首先是顽固派,他们借着甲午战败之机,把责任全部推到洋务派身上,一时间,纷纷站出来诋毁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封建士大夫“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

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新派的批判下,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即将谈判过程奏报清廷,他以战败获罪之身向光绪帝恳切陈辞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在这里,他提出了“变法求才”的主张,把这一主张与戊戌变法时期李鸿章的态度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变法求才”不再是甲午战争前开矿设厂、修路造船等一般性的洋务举措,而是含有改革、变革的意味。显然,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有了深化发展的迹象。但这时的李鸿章,因战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而成为众矢之的,被剥权夺势,代之而起的是经办洋务多年的张之洞。但甲午之战,中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不能不使他震惊,经过探究,他逐渐认识到“救时必自变法始”,并认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把变法作为挽救危亡的前提。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洋务派开始对“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了自我反思。

2.洋务思想的深化

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着整个统治阶级,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首先发出类似于“罪已诏”的上谕,在此上谕中,光绪皇帝陈述了签定和约的万不得已的缘由和苦衷,他说道:“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在这里,光绪帝提出了当前“练兵筹饷”两大要务,表现出急于革兴自强的决心,已经意识到必须“痛除积弊、亟筹兴革”,中国才能“自强”,才能“一新气象”。在光绪帝“兴革自强”上谕的倡导下,洋务大吏们在反思和检讨战前筹办洋务的得失后,纷纷谏言献策,提出新的变革主张。

《马关条约》签定不久,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连发三信,分别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痛切地提出了变法的问题。盛宣怀是一位“勤于官、通于商、谙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他从1870年入幕李鸿章府开始经办洋务,至此,他的洋务思想由经办一般性洋务发展到“变法”,这固然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但也足以证明其经办洋务的思想有了深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二、甲午战争后洋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随着甲午战后各种筹办洋务的主张纷纷出台,洋务事业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方面

洋务运动是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的,“强兵”是洋务运动最初要达到的目的。战后洋务派在上书奏折中都提出了复兴海军、创练新军的主张。光绪帝首先在“罪已诏”的上谕中提出“练兵筹饷”,各大臣也纷纷提出练兵的计划和建议,在洋务大吏的极力倡导下,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首先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和整顿军事教育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重建海军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总揽洋务事业和海军建设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舰队,清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896年先向德国订造驱逐舰、巡洋舰3艘,向英国订造大型巡洋舰2艘,又另向德国订购鱼雷艇4支,这些船只大部分于1898年来华。清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称它们为“规复海军之始基”。此外,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节饷增船”的方针,清政府裁停了南洋水师旧式兵轮,于1895年裁撤了海军衙门,还对福州船政局进行整顿。

(2)编练新军

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发布的“罪已诏”上谕中,两次提到“练兵”,张之洞、胡燏棻、刘坤一等臣工们上度《清史论丛》上刊登的《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一文,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看作一脉相承的过程,论述了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必然发展为维新变法。

其实,清政府真正编练新军是在1901年实施新政后,但新军的编练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最初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是为编练新军之始。1895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1896年,他又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在洋务大吏的倡导下,各省相继编练新军。

(3)整顿军事教育

在复兴海军、筹备陆军的同时,清政府采用洋务派的建议,加强军事教育。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进行了整顿海军教育的举措,充分发挥甲午战后幸存下来的海军学校的作用。福州船政学堂于1897年再次招生,继续派遣学生出洋,当年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了六名学生赴法,是为第四届留学生。陆军方面,张之洞于1895年11月奏请创办了陆军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创办了武备学堂,仿制西法,编制学堂章程。

2.工商业方面

甲午战后,洋务派对战前“求富”无效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官办”、“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光绪阐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即“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方面。

甲午战后的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之一便是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之二便是商办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工矿企业,其创办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以元为计算单位,即一银元)共104个,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在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为七百三十万元。战后的六年间比战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

洋务派在经济方面又提出了“奖励工商”、“护商”、“劝工”等主张,在这样一种上下一心发展工商业的氛围中,除了战前洋务派经营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电信纺织业仍在进行外,又新兴许多工矿业,建设了许多铁路,在金融、邮电方面都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新修了津芦、芦汉、沪宁、粤汉等铁路;在工矿业方面,甲午战争前的大多数厂矿仍在运转,战后又出现了汉阳铁厂这样大型的工矿企业。此外,还有江西萍乡煤矿、直隶滦州煤矿等;纺织业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甲午战后一直存在直到1901年由于经费问题,才被招商所顶替。战后又新建了一批纺织企业,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纺织四局。除此之外,商办企业盛极一时。

3.教育方面

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经办教育事业的最大成果,便是设立同文书馆,然而,同文书馆所培养的仅仅是些实用性的翻译人才或“一材一艺”的洋务人才,而“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竞不可得”。战后,许多洋务派官员已经认识到“储才”的重要性,提出许多培养人才、加强洋务教育的议见,其中,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就提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鉴于洋务派的呼声,甲午战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打破了过去以培养军事人才和翻译人才为主的教育模式,开始广设学堂。其中,张之洞于1895的12月,先后创办了储才学堂、陆军学堂、铁路学堂,1898年,张之洞又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二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洋务派在战后打起了“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的口号,三是派遣留学生规模越来越大。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加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清政府在留学人员的选派、留学领域、留学国家的选择以及留学制度的规定上都做了较战前不同的变革。在人员的选拔上,主张“中西会通”,规定凡官派学生,必须在本国新式学堂学完中学和西学基础课。在留学领域上,改变了战前只注重军事学习的狭隘性,学习内容涉及农工商、法律、师范教育等方面。在留学国家上,一改战前只注欧美的做法,大力倡导留日。这样,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呼声日起,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留学教育在内容上多样化,在规模上则较战前有所扩大。

4.政治方面

后期的洋务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已涉及制度的变革。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他改革政治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后期政治方面改革的代表。1898年,张之洞出炉《劝学篇》,一直以来,这一著作都被看作是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用以自清的标志,在这一著作中,张之洞改革政治的主张较多地得到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张之洞指出:在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并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的主张,说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已经涉及政治改革的领域。

经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在军事、工商业、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向纵深方向发展,洋务思想呈普及之势,正所谓甲午战后,“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洋务运动的深化发展,不仅为维新运动作了铺垫,而且在某些方面与之产生了共鸣。

三、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以此为标志,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年间(至1898年9月21日),在晚清的政治风云里,变法自强成为一股左右时局的潮流。这股潮流与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并行不悖,甚至,在某些方面,洋务派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二者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思想的趋同

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大部分仍是战前各项洋务事业的继续,但通过分析,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到的变法主张,不外乎军事、工商业、教育等几方面。“公车上书”被都察院以“和约已定”为由,拒绝代呈光绪帝。1895年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变法措施(上文有详细介绍),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练兵、发展工商业、开办学堂以及富国养民之策,与“公车上书”的内容相比较起来,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此后,御使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主要有:“一、开铁路以利转输;二、铸钞币、设银行、统一货币;三、开民厂以造机器;四、开矿产以资利用;五、折南漕以节经费;六、减兵、创练新军;七、创邮政;八、创陆军、设武备学堂;九、重整海军;十、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以开民智。”其内容,也不外乎练兵、教育、实业几方面,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所提变法内容似乎异曲同工,而张之洞、胡燏棻等人的上疏均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从内容和时间上来看,起到了前呼后应,此唱彼和的效应。从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所颁布的法令来看,这些法令的内容归纳起来共分四个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旧机构,裁撤了一批衙门,整顿吏治,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2)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注重发展农业,办邮政、修铁路……改革财政;(3)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准许自由组织学会;(4)军事方面,裁汰旧军,用西法练兵。

从上述维新变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变法新政在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上都没有脱离洋务所倡导的范围,即使在政治领域,维新派与洋务派也不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只不过维新派除旧的措施多些,而洋务派较少除旧,更多的是布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一直认为,“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执行的是洋务派的路线,是一位洋务皇帝。”通过对上述洋务派与维新派二者各自的变法方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合流,产生了共振,这是二者的关系之一。

2.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人才支持

甲午战后,许多洋务派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逐渐接受维新思想,从而加入了维新的行列。如汪康年、蒯光典、胡燏棻、严复、容闳等人。汪康年原是张之洞的幕府,曾致力于洋务教育,任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分教习,甲午战后力主变法图存,拟创设中国公会。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创办《时务报》并任总理,该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汪本人也撰文宣传民权思想,介绍西方议院制度,赞赏德国议院章程,认为“议员议事,有司行之,不相搀越,更无侵各大臣事权之虑”。他还撰《中国自强策》三篇,“力言中国宜复民权、重公理……彼时变法之说虽渐兴,然无敢言及民权者,先生独大声疾呼,不稍讳。朋辈动色相诫,或贻先生箴之,先生不顾也。”此时的汪康年已由张之洞的幕僚逐渐转变为一个维新斗士。蒯光典也是张之洞的幕僚,他曾主讲南京尊经书院,后任两湖书院监督,逐渐倾向于维新变法。“夙以谈洋务著称”的胡燏棻,在甲午战后提出了变法自强的建议。此外,像严复、容闳等维新派人物,在甲午战争之前,都投身于洋务事业,他们通过办洋务,逐渐接触维新思想,拓宽了视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突破了洋务的框架,逐步转化为维新人士。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与维新派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逾越的,洋务派的转化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智力支持。

3.洋务大吏对维新变法的直接推动

部分洋务大吏参预维新变法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开展,部分洋务派官员之所以能参预到维新变法中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二者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二是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然。关于二者的相通之处,上文已有论述。至于民族危机促成的紧迫局势梁启超曾有一段话这样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由此可见,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洋务派与维新派在“变法”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二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部分直接参预、支持维新变法的洋务大吏,主要指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他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办强学会、《时务报》以及对湖南新政的支持等事件上。

《时务报》的创办与发行,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合作的结果。《时务报》作为维新理论的宣传阵地,创立于1896年8月,它是利用强学会解散后的余款创办起来的。它的筹办得到了张之洞的积极支持。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后,洋务派在办洋务上逐渐与维新运动不谋而合;基于二者的相通,一部分洋务幕僚乃至洋务骨干顺应了变法潮流,逐渐转变为维新志士;而以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洋务大吏则直接支持维新运动,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找到了契合点。

四、结论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呈现深化发展的迹象。它的深化发展是基于顽固派对它的攻击和维新派对它的批判基础上的,洋务派开始反思和检讨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并得出新的变革方案。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归纳起来是在四个方面进行的:在军事上,洋务派致力于重建海军、练陆军、改革军事教育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面,科举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教育的单一化得到改变,各式学堂建立;在政治方面,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战后的洋务运动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彼此激荡,在很多领域产生共振,洋务运动对维新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洋务大吏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还有一部分洋务幕僚投身于变法当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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