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大众传媒的高速运转，我国掀起又一轮的国学热。本文将对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及其特点进行简单的探讨与总结，以期对我国国学领域的健康发展、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有益的作用。

【关键词】国学热；大众传媒；传播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国学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并随即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现代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广泛普及并高度运转，大大促进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成为“国学热”的有力助推器。研究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学更广范围的普及与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更好地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增强我国民族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学复归及其必然性

由于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国学”一词至今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精准的定义。在古代，国学指代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唐代韩愈在《窦公墓志铭》中亦有“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则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中国国学的诞生，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1]，“国学”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的产物。多数人认为国学定义始见于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胡适曾为国学下定义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这里胡适为国学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广义上的国学，“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术领域，还包括音乐、书、画、建筑等艺术领域，医卜星象等自然科学领域乃至宗教信仰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期，借助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掀起了新一轮国学文化热，至今方兴未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本文中笔者所理解的国学指代的是狭义下的国学，即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艺术。

国学热在大众传媒时代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可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受众因素。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反映者，是媒介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受众的接受程度是传播效果的主要体现。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转向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人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艺术，满足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开放的社会机制与环境为人民群众的多元价值观提供了条件，但也会造成各种价值观交织、思潮激荡，甚至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的社会现象，而国学中的观念与思想特别是儒释道伦理则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依托，帮助人们树立主流价值取向、找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坐标，重新构建信仰体系；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世界各国广泛设立了“孔子学院”以了解“中国形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国学热”受到广泛关注。

其次，大众传媒因素(传播者)。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传播资源，例如广播、电视使用的电波频率等，也是国家以某种制度方式委托给传媒组织专用的”[3]。国学是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积累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大众传媒利用传播特权传播国学信息，进行舆论引导与宣传，以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此外，传播中国文化应当是一种历史责任，中国应当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民族的贡献。[4]大众传媒通过国学形象的塑造，来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了解，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增加国际影响力。

最后，传播媒介因素。麦克卢汉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5]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社会，信息的高度浓缩与密集促使传播媒介不断融合翻新，这也为国学热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国学形象的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通过对有关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典型事例的搜集与分析，笔者发现国学形象有以下五种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文化名家通过电视讲坛方式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为例，该栏目自2001年7月开播以来，先后邀请一系列教授、学者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他们以当代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内，将传统上晦涩难懂的古典文学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广大观众，使历史上藏匿于深宫后院的故事飞入了寻常百姓家。2006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仅次于《新闻联播》名列榜眼。《百家讲坛》既收获了优异的收视佳绩，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电视让学者有为，学者让电视深刻，《百家讲坛》秉承着“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使得大众媒体与高雅文化成功联姻，成为2006年、2007年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嫁接脱口秀等新形式出现在创新综艺节目中。2011年伊始，湖南卫视推出了中国第一档姓氏文化深度解读节目——《非常靠谱》，该节目邀请于丹、纪连海等十几位观众喜闻乐见的专家、学者组成“摆谱团”，通过“姓名堂”、“最姓我”、“全家福”三大节目板块，以姓氏为包装，展示百家姓中家族的传奇故事、家族绝活与家族杰出人才。较之电视讲坛类型节目，《非常靠谱》邀请明星与名人参与现场互动与点评，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与互动性。此外，该节目由娱乐主持大哥汪涵担纲主持，增加了看点。《非常靠谱》采用当下更为时尚、新潮的脱口秀互动形式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冷门的姓氏、家族文化，以“百姓主题、群英摆谱”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道高端文化大餐。

另外，湖南卫视以脱口秀形式打造的《百科全说》，将中国经典中医养生知识嫁接于轻松搞笑的综艺节目，使观众在开怀一笑间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还有《天天向上》中的夫子国学也在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中塑造了国学形象。

电视剧、电影翻拍经典著作。近几年来，电视剧、电影行业对传统文化领域的选题呈上升趋势，2005年《汉武大帝》中展示的汉文化带动了一阵“汉学热”，2007年，国人掀起了翻拍四大名著的热潮，《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新时代的光影技术下再次演绎视觉盛宴，2007年《贞观长歌》再现大唐盛世。在电影方面，以打响2009年贺岁档第一炮的《花木兰》为例，该影片重新打造国学经典中妇孺皆知的典型形象花木兰，用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感人本土传奇唤起国人心中的深厚民族情结。这部古装传奇巨著上映后，在获得过亿的票房佳绩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2010年3月21日，《花木兰》还同《赤壁》、《建国大业》等逾百部中国优秀电影当选《电影看中国》系列产品，作为历史中国的部分展示中国形象。根据墨子“兼爱”、“非攻”、“尚贤”思想改编的影片《墨攻》、根据梅兰芳先生一生艺术之旅改编的《梅兰芳》、戏说赵云的《三国志之见龙卸甲》等传统国学中的经典题材也陆续被搬上银幕。

平面媒体适时出版同类题材相关读物。借助《百家讲坛》的东风，中华书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整理于丹讲稿，适时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论语〉感悟》、《于丹〈庄子〉心得》，2008年于丹和孔健的《论语力》也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于丹热”向人们席卷而来。200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品三国(下)》高居排行榜前三名。①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代替了艰深难懂的文言文，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得几千年前的经典读物在现代视角的重新解读下有了普适性的意义。

国学形象借助网络、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新兴传播媒介形式出现。2006年，百度开设全球首个国学频道，免费为广大网友提供国学相关信息的特色搜索服务，提供高品质的古代文化典籍在线搜索及阅读功能，千年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新浪网则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交换学习国学心得感悟。

五种国学形象媒介传播方式的特点

各种媒介相互策动，使得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在飞速发展的传媒时代，媒介资源呈现出丰富化的特征，新旧媒介交织，媒介功能日益融合。在国学形象呈现的过程中，既有传统上的平面媒体、地上波广播电视，也有卫星广播电视、电子出版物以及互联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多种媒介传播方式为国学形象的呈现提供了多元渠道。

借助多种媒介传播方式，国学普及呈现“大众化”、“通俗化”。由于年代久远，传统国学形象在大众心中多是抽象的意象，给人以艰涩冰冷的陌生感，而经过现代媒介的全新解读，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平民百姓的距离，例如，《百家讲坛》利用悬念化的图片与文字配合讲解，适时配有震撼人心的背景音乐，强大的视觉冲击迎合了受众的感官需要，使受众置身其中，学者平白易懂的话语将经典大众化、通俗化，“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同时，一般人几乎很少有机会深入大学聆听专家讲座，也不可能经常性阅读专业性书籍，电视讲座及其相关书籍等大众传播方式为大众提供了这样一条走进文化、走进传统经典的便捷途径。

传统文化与时代意义相结合，赋予国学形象新的解读视角与指导意义。任何时代的理论只有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媒体呈现出的国学形象结合当代环境新特点，拥有了实际性的指导意义。在讲述《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时，结合我国国情，于丹指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不同声音和谐地融入大的集体的声音中去。专家学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在总结国学理论精粹的基础上，向受众传播新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与艺术。

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使得“国学热”出现“暴力化”、“快餐化”、“商业化”的趋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文化与商品开始有机结合，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商品进行生产与消费。在市场化、商品化、利益化的过程中，传播媒介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进行再生产、包装、销售，国学在大众传媒利益的驱使下，将抓住受众眼球作为唯一目的，将国学内容扭曲化，传播低俗、不健康、不道德的所谓“国学”内容，使国学变得日益“商业化”、“暴力化”。与此同时，在读图时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受众往往没有时间与精力处理爆炸式弥漫的信息，更不会耐下心来阅读往往晦涩难懂的深奥知识，大众传播媒介将国学打包，变其“快餐化”、“视觉化”来满足受众对相关文化的需求。中国国学是中华民族通过数千年的积淀、诠释、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想真正吸收其精髓，必须真正潜下心来，仔细揣摩研读才可领悟，仅靠“暴力化”、“商业化”的“文化快餐”有时不仅不能得到纯正的国学知识，甚至会形成错误的价值观。这既要求受众提升自己的分辨能力，也要求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加强自身媒介素养，坚守媒介应有的文化操守，真正为大众提供一片解读文化的净土，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注 释：

①2007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

参考文献：

[1]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04(013).

[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J].国学季刊，1923（2）.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7.

[4]邓青，李敬一.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J].新闻爱好者,2009（10）.

[5]D.J.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