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的道德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突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孔子的道德修养重要内容。

孔子的道德修养：仁爱

孔子从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出发，继承了崇德重礼的文化传统，在总结以往伦理道德学说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思想学说和道德理论体系，孔子的道德观主要反映在《论语》一书中，其中仁、义、礼是孔子道德观的主要内容。

仁，是孔子道德观的核心。什么是仁?樊迟问孔子，孔子回答“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仁”的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就是要拿自己作比，凡是自己不愿意的事，就不要加到别人的头上。所谓仁，就是自己要立足，也让别人立足;自己要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凡是自己希望能够有的，也要使别人能够有;自己所希望能够达到的，也要使别人达到。“仁”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关怀和爱护。

“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爱人”所涉及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社会民众的关注，孔子认为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就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不仅如此，孔子还把“仁”作为做人的最高原则和追求目标，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如果离开了仁道，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仁道这个人生正途，在匆忙急迫时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时也坚持如此，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遵循仁道原则，这才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

孔子的道德修养：义

义，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并将“义”看作人们必不可少的道德品质，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义的含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正直。孔子在“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时，回答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他把正直的品质作为达德之士的重要标志。二是后利，不做违背道义的事。孔子肯定人的本性，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主张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发财、做官，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不通过正当的方法、途径去取得它，就不接受。他也曾为自己能过上富裕生活而奔忙，“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但是，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不是片面地追求利，而是将利与义结合起来，先利而后义，主张在合乎道义的前提下，采取适宜的方法获取利益，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当自己得到利时，要扪心自问这种利是否“适宜”?是否符合“义”?如果符合义，就可大胆地取。如果不符合义，就不要拿。三是崇尚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孔子虽然看重生命，却绝不苟且偷生，在陈国绝粮的时候，子路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子路认为君子是不会有困穷的时候。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君子是有操守的，在困穷的时候也坚持自己的操守，体现出个体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而这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道德修养：礼

如同对“仁”的态度一样，孔子也十分重视“礼”的功用与作用，认为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仁的外在规范，一个人要真正成为有学问、有道德修养的人，学习和运用“礼”都是一个根本条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是立人之本，甚至尖锐地指出“不学礼，无以立”，要求人的言行符合礼，每个人的视、听、言、动都要以礼为准绳，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合礼的现象不看，不合礼的声音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

孔子很注重礼，他希望礼不要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上，礼应该真诚地表达人们的情感，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又有什么用?礼的作用是要表达人的情感，要是没有爱人之心的话，这些礼仪活动就没有用了，没有生命力了。不仅如此，孔子还把 “礼”作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原则，孔子认为，大家彼此尊重就是礼，爱人要通过礼表现出来，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是“礼”目的，他指出和是在礼的制约下的和，如果脱离了礼，而一味追求和，那就不是“和”，而是“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了“和”与“同”的差别：“和”以礼为准绳，有原则性;“同”从以个人私利出发，毫无原则性，是无原则的“苟同”。

孔子的道德修养：孔子如何对待不仁

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破坏礼制的人，但是，孔子认为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认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当的责任。

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伯，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孔子回答：“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关系。” 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孔子的道德观最终都集聚、沉淀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就是孔子心目中君子的形象：即一个人过于质朴显得粗野，过于文饰流于虚浮，只有文质相济、恰到好处，才称得上是具有完全意义的君子。孔子此言“质”，指内在的仁德、操守;“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只有具备“仁”与“义”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

总之，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及其思想体系，对我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我们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