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作为介于楷、草之间的书体,既具有草书的流动跌宕,又具有楷书的端庄稳重;既有易认易识、便于交流的广泛实用性,又有高度的艺术特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书毛笔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帮助!

行书毛笔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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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名称及历史

行书是比较晚出的书体。从形态上说，“行”者，与“坐”、“跑”相对而言。《说文解字》云：“行者，人之步趋也。”行书最初又叫“行押书”、“行狎书”。唐韦续谓：“行书，正之小讹也，钟繇谓之行押书。”而《宣和书谱·行书叙论》日：“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者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草行。”言其“贵简易相间流行”。最初传为刘德升所创，其门下有钟繇、胡昭二弟子。钟瘦胡肥，而实迹都不可见。钟繇的楷书确有行书之意趣，也可玄想其行押书之特点。当然，真正能看到比较清楚的二王行书，也已经是唐代摹本了。对于行书的特点，苏轼有个形象的说明：楷如坐着，行如行走，草如跑步。行走最好地体现了动静结合的节奏和韵律，所以，虽然它后起而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行书分为行楷与行草。所以，简单地说，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书体，兼有楷书和草书的某些特征。

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高最盛，晋书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并称，成为一代之尚也。原因有三：一是时接汉魏，诸体悉备;二是隶奇草圣，笔迹多传;三是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骛皋壤。而钟繇、胡昭为行书之宗。加之晋人禁碑，刻石较少，晋人所传唯缣纸而已。而且行书在缣纸上更易表现其性能，所谓“自相得而益彰”。论者谓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而韵与度，皆须求之于笔墨之外。“韵从气发，度从骨见。必内有气骨以为之干，然后韵敛而度凝。徒以韵胜，则韵浮于气也。徒以度高，则度离于骨矣。”马氏认识到晋人行书形成的原因，也看到行书发展的利弊，是较早对行书成因作出概括的研究者。不过，其后言“晋书虽工之极，而实卑之始;虽盛之极，而实衰之渐”。似乎为帖学末流敲响了警钟，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一点。

在传统的篆、隶、楷、草四大体中，没有行书之地位。但时代发展，无论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审美，行书以其独特之魅力后来居上，因其可以伸缩的巨大空间而获得最为旺盛的生命力。

从书论历史角度看，最初创造行书体的人是刘德升。当然书体的演变并非一人能成，刘氏顺应潮流，对行书加以归纳总结，集其大成而已。刘德升(生卒年不详)，字君嗣，颍川人，为东汉桓、灵时期人。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他对书坛的贡献是：一是相传创造了妍美婉约的行书体，独步当时;二是培养了胡昭、钟繇两位书法家，钟繇成为“正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谓成就非凡。行书的产生是在汉代，而成熟在魏晋。自魏晋之后，很少书家不擅长行书。而在五大体系统中，行书系统队伍最为庞大，而且每个时代都有名家名帖。张怀璀《书断》中评价历代书法，列有神品35人，其中行书占4人。他说：“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可见，行书在魏晋已相当流行，并逐步成为大家喜欢的书体。时至今曰，行书一体在展览、碑林、纪念馆中都是使用最多的书体。

最早系统评价行书的是唐代张怀瑾。他在《书断》“行书”条日：“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既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这里指出了“务从简易，相间流行”为行书体的特点，比较概括而准确。

魏晋以来，行书与草书作为非正体(正体为篆、隶、楷)，主要用于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所谓尺牍之工，韵高千古。新行书得以广泛流传和蓬勃发展，也赖文人的介入。文人对行书情有独钟，手札的书卷气、学问气等，给书法形式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二王父子”转益多师，取资博广，备精诸体，多所自运，遂能“冠东晋而开南朝”，不仅见贵当世，而且永垂后世。

值得强调的是，“行草”本属于行书范围，可在实际使用中，常被视为草书。随便翻开一本草书帖，都会发现行草居多。这里顺便澄清一下，行草是夹杂着行书与草书成分的书体，虽然有标准的草书符号，但仍然保持了行书的字形;而草书是符号化的书体，必须基本上是用约定俗成的字根符号来表现，脱略字形的束缚。如毛泽东的书法称为行草，是属于行书范围，并非草书。他的笔势是草势，而字形多为行书。如《清平乐·六盘山》可见“何时缚住苍龙”几字，不简省，而给人草写的感觉。自明而后，行势草意或行意草势打破了行、草之界限，常常造成无法区别的局面。这也属于一种“破体”，非行非草，亦行亦草，互相贯通，层次丰富，更有一种磅礴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