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学习工作之余，找一些励志成才的短篇名人故事来看看也是挺好的，那么励志成才的短篇名人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励志成才的短篇名人故事：刘国梁的“折磨说”

2010莫斯科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勇夺冠军，实现了五连冠的壮举。凯旋后，刘国梁带领他的“五虎上将”做客中央电视台《成长》节目。当主持人要他用简单的一句话谈成长的体会时，他再次深情地说：“我要感谢折磨我的人和被我折磨的人。”在场的听众立刻报以掌声和笑声。人们知道，他说的折磨他的人就是他的恩师蔡振华，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原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被他折磨的人是中国乒乓球男队队员。

刘国梁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10年的1月，他荣获2009CCTV年度风云人物最佳教练，发表了感言。

是的，蔡振华“折磨”了他。无论是当乒乓球队员还是当主教练，他都被置于蔡振华的严格监管之下，使他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诚如刘国梁所说：正是有了师傅的折磨、敲打、修理，我才有了今天。他在各类赛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成为中国第一个乒坛大满贯得主，获得最佳教练的殊荣。

同样，刘国梁折磨了他的队员。就说这次莫斯科世乒赛，马琳在中国队对德国队的决赛中，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临危上阵，力克奥恰罗夫、波尔两位名将，为中国乒乓球男队最终夺取冠军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两分。但这位功勋人物当初在直通莫斯科选拔赛中并不顺利。刘国梁明言：在中国乒乓球队谁也不能吃老本。马琳虽然是奥运冠军，虽然是历经种种大赛，战绩辉煌的一位30岁的老将，却必须和普通队员在一条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第一次选拔赛，马琳失利了，第二次失利了，第三次又失利了，直到第五次他才搭上了末班车。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磨砺，才使马琳宝刀不老，并且具备了特别能战斗的抗压能力，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大将风范，既铸就了中国乒乓球男队集体的荣耀，也续写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极为精彩的一章。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在人生的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只有实实在在付出自己的辛劳、汗水，才会有沉甸甸的收获。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受折磨，其实是一个人的福分。

励志成才的短篇名人故事：幽默机巧的开场白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毅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上海的文艺工作。有一次他来文联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报告会在文联大厅举行。有人认为请陈毅市长来作报告，总得像个样子。于是讲台上铺了洁白的台布，还放了插上名贵鲜花的花瓶和精美的茶具。陈毅来到大厅，看到这般情景，略一迟疑，顺手把台上的花瓶和茶具移到了台下，然后风趣地说：“我这个人讲话很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就会手舞足蹈，这花瓶和茶具放在台上就有点碍手碍脚了，要是碰翻摔碎了，我这个供给制市长还赔不起呢!”报告还未开始，陈毅这个“开场白”，顿时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整个会场一片活跃。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一次应邀去国外讲学。讲堂上，他的开场白简短而幽默：“我是来‘学讲’的，不是‘讲学’。”全场掌声雷动，赢得满堂喝彩。大家知道，讲学的“学”，指学术理论，“讲学”即公开讲述自己的学术理论。学讲的“学”，指学习，“学讲”意思是自己学术理论不成熟，一边学一边讲。“学讲”与“讲学”虽然只是词序颠倒，意思却大相径庭，其中表现的是谦恭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时，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同时又很自负。这幽默的话语加上滑稽的举止，一下子就把学生们的注意力给吸引住了。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甚至差一点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颇有自知之明，上课时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开场白看似一本正经，其实很幽默。可不是么，哪有老师上课允许学生睡觉的?他这么“甘于示弱”地一说，反而赢得满堂喝彩。

一次，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不可，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幽默风趣而又自谦的开场白引来了同学们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著名作家王蒙诙谐、机智、幽默。一次，他应邀到上海某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说：“由于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感冒咳嗽，不太能说话，还请大家谅解。不过，我想着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在时刻提醒我——多做事少说话……”幽默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台下的笑声和掌声。

周南是香港回归的历史见证人，在当年的谈判中，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他，与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思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曲折而复杂的交锋。1984年夏天，中英进行第17轮会谈。这次会谈的开场白，周南谈的是孔雀及古代神话中的火凤凰：“大使先生，您进门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养在那里的十几只孔雀?”伊文思摇了摇头：“我没有注意到。”周南说：“我看雄孔雀比雌的漂亮。”伊文思点头道：“鸟类总是这样的。”周南稍微停了一下，笑着说：“我非常喜欢古代神话中关于火凤凰的故事，太优美了，凤凰在灰烬中得到新生。您知道吗，古代神话中所讲的凤凰其实就是孔雀。”毫无疑问，周南谈到孔雀的寓意，就是提醒英国：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追求更完美的境界。中英双方为解决香港问题，而举行会谈，这本是一件世人关注、郑重严肃的事情，周南在会谈中却以“谈孔雀”作为开场白，真是别出心裁，幽默到家了!

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王学贤大使有一次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演讲，他是这样开头的：“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只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互相了解是非常有益的!”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了全场听众的注意力。

1999年9月，中方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员，在伦敦召集各理事的司长，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磋商。当时任协调员的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宝东道了一段开场白：“我记得小时候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奶奶就叫我将枕头换个方向试试，结果还真灵，很快就睡着了。今天，我们磋商的目的,就是换个角度来讨论一下如何解开伊拉克问题这个‘死扣’。”幽默机巧的开场白将常任理事国同行的心扉打开了。大家促膝交谈,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从而为推动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努力。

2001年2月底,我国与联合国在北京合作举办一个研讨会。那天上午,各国驻京使节到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嘉宾们陆续离场。接下来的实质性讨论由外交部参赞陈伟雄主持。只见陈伟雄走上台,抡起锤子,猛地一敲,说道：“中国有句俗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既然嘉宾们都走了,该轮到俺们‘猴子’活动了。我现在请大家就会议议题坦率地展开讨论。”中外专家全都忍俊不禁。陈伟雄的这个幽默诙谐的开场白还被收录到会议的发言专辑中。

励志成才的短篇名人故事：绕着绕着破了局

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

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办公室冬天极冷，要靠电取暖烤手，而在转型中的中国让他停不下来。他戴着茶色的眼睛，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然而熟知他的门生旧故都明白，这个生于清皇庭崩溃之际，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浩浩荡荡的老人，他的聪慧、坚持与隐忍，全缘于他作为老派知识分子、老派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然而，当时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

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从“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那个时代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这场争论终是以尊重农民、尊重常识而结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1955年，杜润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没过几年，农工部因“十年没做过一件好事”被撤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

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你还替他们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年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80年代的九号院里，常能碰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他们在调动职务询问意见时，都说“去老杜那儿”。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

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

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